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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李心傳對他的鄉里前輩李燾非常欽慕，尤其於李燾治當代史的精神頗爲會心。他有意識地對南宋建國後的一段歷史作深入的研究，並且逐代以長編體著之。儘管除了高宗朝【要錄】之外，其他各朝（孝宗、光宗、寧宗）『要錄』稿本不傳，但僅從現存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看，就是可以發現他對長編體運用之嫻熟。
首先，李心傳在寫作【要錄】之前，廣泛地收集了相關的資料。據筆者研究，二百卷的【要錄】引書達四百九十餘種。其中有三十五種官方史書，五十二種題名記，一百七十種私史、雜史、筆記，一百五十餘種行狀、碑銘、傳記，十五種地誌，七十餘種文集及單篇詩文，從某種意義上講，足以構成總的資料庫，爲研究南宋初期歷史，提供了最詳備最重要的資料。
對於如此浩富的資料，李心傳繼承了從司馬光【資治通鑑】、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來的編年史長編體的傳統，即首先倚重官方史書的取材標準。【要錄】一書的正文部分，即使是沒有註明出處者，絕大部分也都是取材於官修的【高宗日曆】、【高宗實錄】。據統計，注文言明引自【日曆】的，就達一千餘次，言明引自【實錄】、【會要】的，皆達百餘次。他首先以這幾部重要的官書參互考訂，凡系日月而他書不載者，則皆以國史爲斷。遇有以上官書不載或誤謬者，則儘可能搜求原始檔案【時政記】等，予以補充、考辨。官方資料皆不載者，則以搜集到的各家雜史、行狀、碑銘、文集等予以充實和考證，從而避免了機械搬抄官書而帶來的撰史誤區。倚重官書，是編撰大部頭史著的客觀要求：可以以官書爲骨架，把其他材料和相關記載匯於其下。若僅憑私史、野史、筆記，則很難完就一部高質量的二百卷之富的高宗朝歷史。在以官書爲主幹的前提下，展開補充考辨，對比選擇，這隻有把官書作爲參照系時方爲可能。相對於官書而言，私史、野史等私家著作，更容易受到複雜多變的社會政治環境影響，沒有穩定的取材標準，更不必說完備的修史機構、制度、資料不全等等。但李心傳並沒有拋棄私人著作。他深入研究了官方史書，知道官書往往因爲皇權干預、權臣肆意、搬弄是非，以政見私意曲筆等多種因素，造成實錄不實，正史不『正』，甚至『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所以，他寫作【要錄】時，並不對官書盲從輕信，並不把『倚重官書』作爲機械的一成不變的框框，來束縛自己，而是詳加考索，明其弊、去其訛、補其闕、斷其疑、取其長，慎而後擇。不僅拿不同的官修史書比較互證，而且以數量繁多的基本檔案、野史、雜記、文集、小說等互爲考辨，不主一體，從而避免了因側重官書而帶來的片面性，補正了官書的缺陷，使【要錄】兼具官私兩類史書的優點。
司馬光在談到取材作長編時，說道『其【正史】【實錄】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18］李心傳嚴格按照這個精神去『高鑒審擇』。在『參之以事而無疑，考之以時而可據』［19］之後，方去決定取捨。他對私家之書也進行了深入研究，採取了各種補弊糾偏的措施，而且在雜說紛紜、私意亂真的私史、家乘志傳面前，更保持了一個史家的冷靜和嚴肅態度，抉其偏私、斥其訛謬、平核曲直、慎酌去取，從不輕率。對於傳聞，他認爲雖然『傳聞未必實』，但不可輕以否定，［20］而是推究考索，甚至寫入正文後，仍於注文中加以說明，存疑待考，說：『或可削去』，表明自己亦不太相信，姑且存之。［21］對於碑、志、行狀的夸言誣辭，則考其來由，還於實際。這樣，就使失實亂真、雜說紛紜的私家資料，在『真』『實』的標準下，融匯於【要錄】一書，提高了使用的準確性和質量，也從而使長編體的【要錄】體例嚴謹，內容豐滿，堪稱詳盡的高標準的信史。清人李慈銘嘆云：
大抵每事博稽眾采，詳覆日月，平心折衷，於高宗一朝之事，繩貫珠聯，較之【三朝北盟會編】，尤覺條理精密矣！［22］
此誠爲過譽。這裡說的『條理精密』之『條理』，正是長編法。李心傳正是遵循了長編法的實錄原則，對收集到的近五百種資料，『可削者辨之，可信者存之，可疑者闕之』，從而『集眾說之長，酌繁簡之中』，使眾說匯於一途。這種謹嚴的『可信』『可削』『可疑』的處理方法，更發展了長編體處理材料的原則，連挑剔的清代乾隆四庫館臣也按捺不住欽佩之情，予以讚揚：
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歧而不病其雜，在宋人諸野史（按，野史之說不確）中，最足以資考證。……大抵李燾學司馬光而或不及光，心傳學李燾而無不及燾。［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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