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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線 中國的六畜可以分爲兩組：豬、狗、雞和馬、牛、羊。豬、狗、雞常見於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與定居農業生產方式相關；馬、牛、羊多見於青銅時代文化遺址，與游牧生活方式有關。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漸齊備，表明東方定居農業文化與西來游牧文化的混合。豬是東亞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農業文化的象徵；馬是游牧文化的標誌，從青銅時代開始成爲顯貴的家畜。六畜概念始見於春秋戰國時代文獻，豬和馬的相對重要性意味著定居農業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消長。
一
南起甑皮岩，北到興隆窪，西自仰韶，東到龍山，東亞新石器時代主要文化遺址中幾乎均有豬骨出土。用豬或豬下頜骨陪葬不僅具有宗教意義，亦是財富和政治權威的象徵，說明豬在東亞居民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均占有極重要的地位。豬骨和玉器一樣是東亞新石器時代最寶貴的陪葬物品，這種格局到青銅時代才改變：青銅禮器和馬分別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玉器和豬的地位。
野豬與粟一樣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及其附近島嶼，遺傳學研究表明，歐洲與東亞的家豬有明顯的不同，分別起源於西亞和東亞，歐洲和南亞亦可能是家豬的起源地之一。研究表明，東亞家豬和野豬可追溯到同一世系，可推斷出湄公河流域是馴化中心，然後分別向西北和東北方向分布。興隆窪人豬合葬意味深長，野豬特徵明顯，可能是正在馴化中的動物。新石器時代人類陪葬或祭祀一般用家畜，絕少用野獸。
狗被認爲是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源於野狼已得到公認。青銅時代以來，歐亞大陸中、西部的犬跟隨印歐人進入了東亞，因此現代東亞犬表現出更豐富的遺傳多樣性。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武安磁山和河南省新鄭裴李崗、陝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出土過狗的骨骼或陶狗。舞陽賈湖已有龜、犬陪葬，大汶口、龍山文化中犬龜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養雞的國家。江西萬年仙人洞和陝西半坡遺址中發現了原雞的遺骨，說明原雞在長江和黃河流域都有分布。河北省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鄭裴李崗、山東滕縣北辛遺址等都有雞骨出土，可能是家雞。甲骨文有『雞』字，爲『鳥』旁加『奚』的形聲字；殷墟發現有作爲犧牲的雞骨架。紅原雞分布於中國、印度、緬甸、菲律賓等國家，2004年多國科學家公布了紅原雞基因組圖譜。達爾文提出家雞（Gallus domesticus）源於紅原雞（Gallus gullus）已被證實。
豬、狗、雞和人一樣是雜食動物，特別容易和人類建立親密關係。它們的馴化與人類的自我馴化大體同步，也就是說人類在馴化它們的過程中完成了自我馴化。有了這些畜禽，人類才逐漸放棄狩獵採集，進入生產經濟時代。雞爲『五德之禽』：雞頭有冠，是文德；足有距能斗，是武德；敵前敢拼，是勇德；有食呼同類，是仁德；守夜報曉，是信德。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雞犬之聲相聞』；孟子的治國方略是『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雞豚狗彘』與東亞定居農業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二
山羊和綿羊骨骼經常同時出現在西亞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伊拉克和伊朗之間的扎格羅斯山脈及其附近地區可能是山羊和綿羊的最早馴化地，西亞大約在1萬年前就已經放養山羊了。東亞養羊與西亞相比大約晚了5000年。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存中都沒有羊的骨骸，數百處經科學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大約有五十處有羊骨或陶羊頭，羊在東亞新石器時代混合農業經濟中可以忽略不計。進入青銅時代後，從新疆到中原，羊的數量明顯增多，齊家文化和殷墟遺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商代西北羌人以養羊爲業，周代中原養羊亦蔚然成風。
新石器時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銅時代羊毛日顯重要。大約公元前1000年西亞發明了鐵製羊毛剪，加速了對羊毛的開發利用。羊是財富的象徵，羊毛被稱之爲軟黃金，金羊毛故事廣爲流傳。東亞較早利用羊毛製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銅時代毛製品，與中亞毛紡織傳統一脈相承。中國以絲綢和布衣著稱，羊毛衫、毛褲到20世紀才普及。
從河姆渡到興隆溝，東亞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多爲水牛骨骼，不止一種，均爲野生。黃牛與綿羊、山羊生態習性相近，是新石器時代西亞、中亞的主要家畜，在東亞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到了青銅時代，黃牛才在東亞大量出現，距今約4000年的甘肅大何莊遺址、秦魏家遺址齊家文化層中出土的黃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黃牛與山羊一樣經歷了大致相同的馴化和傳播過程。
家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於歐亞草原的西端。烏克蘭和哈薩克草原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文化遺址中大量馬骨的出土，顯示了從野馬到家馬的馴化過程。波台（Botai）是一處特殊的銅石並用時代遺址，出土動物骨骼三十餘萬塊，其中99%是馬骨。此後三千餘年的歷史證明中原並不適合於養馬，從未培育出優良的地方馬品種。大量車馬坑的發現表明中原確係馬的『葬身之地』。但從馬的分布來看，中原一直是『貧馬』地區。
馬車特指青銅時代流行於歐亞大陸的一種有輻兩輪輕快馬拉車，主要用於戰爭、狩獵、禮儀和比賽，也普遍用來陪葬。這類馬車在西亞、中亞和東亞均有出土，不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許多細節相同，充分表明它們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獨立的發明。安陽馬車可能是最先進的：輪徑最大，軌距最寬，車廂最大，時代較晚。
牛羊是遊動的財富，是游牧民的衣食之源；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縱橫歐亞大陸的可能。牛、馬、羊是草原游牧業的基礎：與豬、狗、雞不同，牛、馬、羊均可擠奶，而奶或奶製品使游牧生活成爲可能。游牧民族橫跨歐亞大草原具有軍事上的優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馬。『胡兒十歲能騎馬。』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爲游牧民就是一種半人半馬怪。馬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或游牧民族的標誌。
三
人類與家養動物實質上是一種共生關係：人類在幫助動物生存的同時充分利用動物改善自己的生存。假如沒有家養動物，人類將長期處於史前或原始狀態。家養動物史實質上是人類文化史的縮影，中國家養動物的起源和引進反映了中國文化的進程。民族動物學研究民族與動物的關係，探討不同民族對動物的不同利用方式和認識，是理解中國文化形成的重要視角。
東亞新石器時代是相對單純的定居農業文化時代。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標誌著東亞新石器文化的頂峰。玉豬龍是紅山文化的象徵，大型玉豬是凌家灘文化的標誌。豬是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家畜，不僅是最重要的肉食來源，在精神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玉帛古國是古人對遠古的回憶，桃花源是文人陶淵明的想像。
夏商周三代是六畜逐漸齊備的時代，青銅與馬、牛、羊的到來標誌著東亞進入了青銅時代。馬、牛、羊是東亞社會複雜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否則東亞很難出現相對統一的中央王朝。商周時代牛、羊、馬常用於祭祀活動。【禮記・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大夫雖是貴族仍屬於食豕（豬）族，沒有權利無故宰殺牛、羊。
戰國時期秦國變法以耕戰爲國策，尚武好戰文化占上風，霸道盛行而王道衰微，豬的地位下降成爲必然現象。秦漢時代牛耕普及，豬在農業生產上不如牛，在戰場上不如馬，地位明顯下降。加上馴化後多被閹割，力大豪勇的特徵消失，豬崇拜逐漸消逝。
馬是游牧民族的象徵，無『馬』不成族。4000年前的東亞無馬亦無游牧。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牛、羊、馬陸續傳入東亞，西北（河湟地區）、北方（蒙古草原）、東北（西遼河流域）游牧才有可能。【竹書紀年】云：『商侯相士作乘馬，遂遷都於商丘。』商代逐步演變爲主要用牛、羊和馬進行祭祀，大量馬、牛、羊做犧牲比起單純用豬做犧牲更能反映出等級制度。殷墟車馬坑和人馬合葬墓的發現表明馬在商代非常重要。【史記・殷本紀】云：『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良馬來自西方，是商、周公認的珍寶，在周滅商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
周代養馬盛況空前。相傳穆天子西遊，造父駕車，八駿奔騰。先秦時代有相馬出名的伯樂。馬八尺以上爲龍，龍馬或天馬信仰源於先秦，盛行於漢唐。秦國祖先非子養馬出身，又位於適合養馬的西北地區，戰車與騎兵遂成優勢，嬴政憑此統一中原建立秦帝國。游牧文化占了上風，馬雄居六畜之首。【史記・樂書】載漢武帝時【天馬歌】列爲郊祀之歌：『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河出馬書，洛出龜圖，河書洛圖是河洛文化的象徵。天龍地馬，龍馬並稱，真龍天子必有駿馬相隨。唐代是游牧與農耕文化交相輝映的朝代，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愛馬，都來自塞外。
中國文化從青銅時代開始就是一種高度混合的文化。六畜興旺是中國人的企盼，亦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很少有一個國家能做到六畜興旺：馬、牛、羊占上風，豬、狗、雞仍然存在。中國文化就是此類混合文化的典型代表。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易華）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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