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羅爾綱的師生情

  來源: 光明日報

今年5月25日，是太平天國史研究一代宗師羅爾綱先生逝世十周年。最近我重讀了他的【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爲他與胡適的師生情誼所深深感動。
要說羅爾綱與胡適的師生之情，還得從70年前胡適批評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說起。
1937年初，羅爾綱懷著『理想的新史學應該屬於整個社會和人民』的目的，經過兩年努力完成的【太平天國史綱】一書出版了。書中首次提出太平天國性質是『貧民革命』，『含有民主主義的要求，並且參入了社會主義的主張』。這在當時是具有原創性的看法，殊屬難能可貴。同年2月21日早上，羅將此書送給胡看，時胡剛從協和醫院出來，蓋著被躺在床上休息。羅說等身體完全好後再看，胡說立即看。羅中午回家時即看到了胡的條子，『叫我午飯後即去。那天吳晗來我家，我就同吳晗一起去。到了胡適家，他已下樓在書房裡等候我。他一見我就厲聲斥責，說我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卻沒有寫，有失史家公正。』胡適批評羅書，『專表揚太平天國光明面，沒有說到太平天國的黑暗面，我當時受了他的責罵，不但沒有反感，而且以爲自己有違師教，所以到六年之後我到桂林去，有一間書店要我寫自傳，我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師門辱教記】敘述這一件事。』可見，羅也認同胡適的批評有一定道理。更值得注意的是，白天胡適對羅是『盛怒下責斥』，晚上寫日記卻溫和委婉了，只說『做書不可以學時髦』。
1943年，羅爾綱的【師門辱教記】由廣西桂林文化供應總社出版了。他在此書中說：『我爲什麼叫【師門辱教記】呢？這是因爲我著的【太平天國史綱】於1937年春出版了，適之師嚴厲訓飭我偏於太平天國，有背史家嚴正立場，那時候，許多太平天國史料還沒有發現，我也和當時人們一樣認爲殺人放火、搶劫擄掠是太平天國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負師教與他對我的希望，因此把書叫做【師門辱教記】。』1944年，羅爾綱從湘鄉曾家找回【忠王李秀成自述】和搜集到的新史料，寫成【世傳太平天國姦淫殺掠考謬】，『才知道殺人放火爲清朝軍隊所干，太平天國軍隊是愛民的軍隊，我並沒有偏袒太平天國。』儘管羅爾綱不贊成胡適對該書的批評，但仍肯定他『那片教學生的苦心卻是可見的。胡適對我的督教往往如此。這種督教，嚴似冰霜，卻也煦如春陽。令人向上，使人奮發』。這真是『煦如春陽的師教』。
　羅爾綱於『1945年在四川李莊鎮把【師門辱教記】修改後，寄到重慶獨立出版社盧吉忱（逮曾）重印，盧先生要適之師寫篇序。適之師於1948年3月才在北平寫，他抄了一份寄到南京給我，在信中說我這本小小的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35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光榮。那時我就覺得適之師這句話說得大重了。但後來事實來表明他的話是真實的』。胡適在序中高度讚揚羅爾綱治學『謹慎勤敏』和『不苟且的美德』，認定他『將來一定會有成就』。羅爾綱則說，『適之師以「不苟且」三個字教我，使我終生感戴，受用不盡』。羅爾綱對老師的尊敬，胡適對學生的摯愛，在此顯露無遺，令人感動。
1958年12月7日，時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把羅爾綱的【師門辱教記】改爲【師門五年記】自費在台付印，不作賣品，只作贈品之用。1958年12月17日，據在台北參加北大60年校慶和胡適68歲生日的校友金承藝看到【師門五年記】一書後說：『我得承認這本小書使我很受感動。如果這本書，僅僅是羅爾綱自己與胡適之先生相處五年，對師恩稱頌的報導，那我認爲它就不會很感動人了。我所以受這本書感動，是因爲這本小書中有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地描寫他做學問的經驗，……他不單是介紹出一位對學生態度如煦春陽，而對學生求學問的態度卻又要求一絲不苟，一點也不馬虎的先生，並且敘述出一個極難得的虛心、篤實肯接受教訓的學生。做學問而一點不苟且，永遠說實話，這大概在任何時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這本書里，有一個不苟且，說實話的學生，這不能不使人感動了』。1959年，台灣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在友人處看到羅爾綱這本小書後給胡適信中說：『深感羅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遇青年學生親切、體貼、殷殷督教，無所不到至極，讀之令人神往，深感此書不但示人何以爲學，亦且示人何以爲師，實爲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不識先生手頭尚有餘否？如有存者，乞預留一冊惠賜爲荷。』
在紀念羅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裡，對胡羅之間的師生情及這段師生情對後學的深久影響至爲感佩，茲記以爲紀念。
作者：方之光 南京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