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和【中國新聞輿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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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分四個方面介紹了林語堂英文版【中國新聞輿論史】。此書的內容分兩大部分：古代的輿論批評和報刊的發展歷史，其突出的貢獻是在古代的輿論批評和共和以後的新聞事業狀況。
林語堂作爲一個文學大家是享有盛譽的，但是他在新聞史方面的貢獻卻很少人詳細地了解，有些人知道他曾經寫過一部著作，但是沒有看過，在林德海主編的【中國新聞學書目大全】中也只見其名沒有注釋。這除了其著作是在20世紀30年代寫的原因外，很大部分是因爲他是用英文寫的，並且一直沒有翻譯成中文。筆者最近在研究輿論史的時候發現了這本書的英文版本，據林語堂自傳所說首次是芝加哥大學出版，而筆者所見是1968年紐約GREENWOOD再版。林語堂把它翻譯爲【中國新聞輿論史】。
這本書的價值在於他研究了中國古代輿論狀況和近代新聞事業的關係，在史料方面對30年代的新聞、文學界的描述也很有參考價值。雖然如方漢奇先生所講不是十分嚴謹，仍有給人啟示的地方，從中也可看到林語堂對中國輿論和新聞事業的看法。
本書分兩個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沒有新聞事業時期的社會輿論，第二部分是新聞業如何反映社會輿論。他試圖從這樣的描述中尋找古代民意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探明新聞能在多大程度上表達民意。
激烈的古代輿論批評
在輿論方面，林語堂認爲古代固然存在著一些少量的官方公報如邸報，但是其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遠沒有當時的輿論批評重要，也沒有反映當時的社會情狀。他認爲即使是在君主專制制度下，中國的輿論仍然是強大的，民眾對統治階級的批評甚至比西方更加強烈。而在輿論批評中最活躍的是有文化的士人，他們可以稱爲是『第四等級』。『這些無畏地批評國家事務的運動在儒家士人的歷史中寫下了輝煌的篇章，應該說是充分地粉碎了那些認爲中國人生來就與公共事務無關的理論。』［1］
最早的輿論批評形式是一些歌謠和韻文，包括一些小說和戲劇，它們朗朗上口、易於流傳，並且對統治階級抨擊的激烈程度是現代受審查的報刊所無法達到的，所以深受人民的喜愛，即使幾百年上千年也會不朽，對喜愛好名聲的統治者也形成一種威懾力。
對於古代大的輿論事件他基本上分爲三個高峰時期，即漢代的黨錮及其在魏晉的影響、宋代的太學生運動和明代的東林黨運動。(筆者在看此書之前已經寫出的一部分【輿論史】書稿中，列出的輿論高潮也包括這三個比較大的運動，但是筆者認爲先秦遊說之秋、清代的文字獄在當時社會也是影響比較大的輿論活動。)林語堂認爲這三次大的高潮表現了代表輿論的文化公眾與統治階級之間的有組織的鬥爭，說明只要中國的士人被正確地領導和組織起來，就能有很大的勇氣去代表正義，即使冒著一批又一批被殺的危險。但是在專制統治下它們遭到的慘敗，『說明如果沒有憲法保護士人和作家，擁有一個正常和固定的輿論勢力是不可能的。 』［2］另外一個後果是導致了後來中國人對國家事務的漠不關心，如魏晉時士人們 用憤世嫉俗和放蕩不羈來保住自己的頭顱。
這些輿論運動顯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特點，漢代太學生和正直的官員反對宦官和外戚的鬥爭，是比較近距離的搏鬥，所以往往是成群結隊地被殺。而宋代的太學生運動是反對外來的入侵者，與漢代的有所不同，『首先，運動更加穩定並覆蓋了一個半世紀而不是三十幾年。其次，它反對外部政治危險比反對國內宦官暴政更多些，因此缺乏漢代內戰和近距離搏鬥的特徵。第三，沒有像漢代那樣有組織的團體，因此沒有陷入戲劇性的宮廷政變；它是相當穩定的運動，在運動中受到習俗的支持，用大規模的在宮門前聯合請願和抗議的形式出現。』［3］而明代的輿論批評則是通過制度的形式出現，即監察御史上奏章彈劾，並且是以密集的方陣前進，前仆後繼地上請願書。這些監察御史的使命是代表民意監督政府和皇帝的過失，他們相當於現代的政治評論家。但是當他們遇到閣臣和宦官的阻撓和迫害時，卻沒有法律規定他們享有豁免權。這個時期的輿論批評比較成熟，有東林書院作爲輿論中心，有首都公報推波助瀾。但是他們也受到了歷史上最可怕的迫害，因爲遇上了歷史上最大的宦官魏忠賢。
這三次輿論批評的共同之處就是太學生充當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和朝中正直的官員相互激盪、呼應；三次輿論都是在國家、民族危亡時發生的，宋代主要是抗擊外族侵略，但其鬥爭也是以反對國內的賣國賊爲主，而漢代和明代的運動都是反對宦官和外戚專權造成的政治混亂現象。林語堂認爲士人之所以對宦官和外戚這麼痛恨，『最根本的是基於他們的性別和等級偏見』［4］，因爲宦官大部分是文盲和無知的，又是刑餘之人，卻把持了朝政；而外戚的背後是皇后，女性當權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時代總是遇到很大的阻力，所以士人把政治的昏暗歸結於這些不正常的現象。三次輿論高潮反映了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對國家事務的關注，也反映了輿論越來越有組織性，並且發展成熟爲一種主要的參政、議政方式。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雖然漫長，但是這種強大的對時政的輿論卻是任何西方國家所沒有的。監察御史制是專制制度的內部調整機制，是一種修補劑，正像林語堂所說它履行了現代報紙所擔當的責任，『皇帝御史監察制度不是對報紙或人民的審查，而是對政府和皇帝自己的審查。 』［5］它基本上代表了人民的聲音，不過這種『言路』是否開通，關鍵還在於君主是否開明。在昏庸的君主和殘忍的宦官面前，這種輿論批評只會帶來血腥的屠殺。
林語堂最主要說明的是沒有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是不可能正常發揮輿論批評的作用的，但是通過對歷史的考察，他最後也流露出一種否定性的答案：在專制獨裁下，即使有憲法的保護，也是一紙空文。『在專制與民主的衝突中，憲法的一紙文件比不過獨裁者的刺刀』［6］。
與新聞規律背道而馳的『現代報紙』
林語堂在描述現代報紙的發展歷史中借鑑了1927年第一次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33年用英文出版的羅斯維爾S・布立頓(Roswell S・Britton)【中國期刊新聞，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但他主要關注的是發展的輪廓，因此第八、九、十章主要描述近代以來報刊的發展歷史，其中大量引用了戈公振的資料，但是有的彌補了戈公振書中的不足，特別是辛亥革命後到1935年間的報刊資料，並在第十一章『現代新聞業』( 共和時期)、十二章『當代期刊雜誌』中描述了當時報紙、雜誌的特點和在社會輿論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他把報刊歷史劃分爲現代報紙初期(1818-1895)、革命前的改良報紙(1895-1911)、共和時期(1912年以後)三個時期，認爲1895年到1911年間是報刊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的報業雜誌不顧清政府的鎮壓和審查，大多數不考慮金錢利益，鼓動和宣傳革命，並得到了一些新式官員的支持，其興盛與近代的洋務運動、辛亥革命等政治運動密切相關，真正起到了反映和指導輿論的作用。『在這些潮流的運動和反運動中，文學中國被喚起了民族和政治意識，它的積極性被激發出熱情的光芒，這光芒最後毀滅了滿清帝國。』［7］而辛亥革命後，除了1915-1925年外，顯得有所退步。林語堂歸其原因爲：『一個政府越「強大」，報刊就越弱小，反之亦然。』［8］他把人民與政府的關係比喻爲馬和它的騎師，政府的民主原則應該是讓馬與它的騎師交談、質詢。在君主專制制度下，人民是任由騎師把他們帶到草原或屠宰場的馬；而在共和時期，人民變成了馬背上的騎師，但是由於民主啟蒙剛剛開始，人民還不知道怎樣去行使自己的權利、怎樣管理國家，就像一個孩子一樣；而馬又是還沒有馴服的野馬，時時有擺脫韁繩的衝動，並威脅背上的孩子。在袁世凱時期報業遭到毀滅性打擊，許多報紙寧願關閉也不願意充當袁世凱的鼓吹手，但是正是這種輿論導致了袁世凱的失敗，所以『因此雖然表面上它是中國報刊的失敗，但實際上是中國人輿論的勝利。』［9］袁世凱死後到1926年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軍閥混戰，政府微弱，所以報刊又大量增長，這一時期被稱爲『中國文藝復興』時期，這一時期有文學革命、有五四運動、有五卅群眾運動，其中學生再一次顯現出政治中的領導能力，而五卅運動其實是各階層都參與的一次更加有組織的運動，這次輿論高潮直接導致了1926年的民族主義革命，使國民黨真正意識到大眾的力量。但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下和中國勞動工會被解散以後，抵制運動受到鎮壓，報刊被壓制、審查，輿論沉默無聲，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中國竟是一片平靜的表面，『中國人忘記，或者是被迫忘記了怎樣使用過去三十年他們曾經學會揮動的有可怕威力的武器。 』［10］1927年至1930年共產主義思想和著作在中國普遍流行的年代，一些共產主義的雜誌和報刊創立，但是在官方的迫害下，都很短命。林語堂對當時國民黨的鎮壓和審查制度很不滿，對共產黨的評價也比較公正、客觀，在當時是比較難得的。
林語堂重點評價了當時報刊的製造、編輯方式、特徵和新聞分類、廣告和發行等方面，很多規律的總結在今天看來仍然有其現實意義。他認爲『【大公報】毫無疑問是中國最革命和編輯最好的中文報紙，而【申報】和【新聞報】象徵著又大、又老的保守派報紙，同時也是我們所有的編輯最壞的報紙之一。【申報】和【新聞報】的區別是，【申報】編輯很差，而【新聞報】根本就不編輯。然而兩者都是今天中國兩個大報，有最大的發行量。它們都宣稱發行量十五萬，而調查顯示它們現在發行量都不超過十萬。』從中他得出一個結論：『最流行的報紙是編輯最壞的，它靠廣告作爲運行的基礎，新聞是次要的，僅僅是填補廣告剩下的縫隙；而編輯較好的報紙影響的公眾比較少。』［11］例如【申報】的編排方式，有兩個明顯的缺點：一是版面次序不方便人們閱讀，並且一些版面內容不確定，來回跳躍，不容易找到；二是新聞版的隨意性，新聞只是填補廣告的空白，賺錢成爲出版商超越一切的利益。至於在寫作和報導方面也遠不能使人滿意，他總結出新聞報導的幾項原則：『第一，新聞必須與官方一致；第二，新聞必須是正確的；第三，新聞必須是友好的；第四，新聞必須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第五，新聞必須是沒有接觸過的。尖銳的觀察者會看到這些原則與新聞出版的公平、真實、刺激、快捷和精美編輯是相對的。』所謂的『與官方一致』，也就是在報導時把官方的資料作爲唯一的版本，甚至不提它是官方提供的，讓人們認爲這就是事實的真相，典型的例子就是1936年3月25日警察包圍復旦大學，阻止學生出去遊行，發生了警察槍枝走火打傷警察的事情，但是報紙根據官方作的報導卻說是共產主義學生鬧事，開槍打傷警察；『正確的』原則即是寫作風格遵循枯燥的傳統八股文的寫作方法，而沒有活潑的文風；『「友好」意味著沉默地尊重發生在這個國家的所有真正重要的政治運動。』不作『傷害國際友誼』的報導，即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保持沉默；『新聞最後要經過「時間的檢驗 」意味著新聞應該是遲到的，「未接觸的」意味著當它們被送到報社辦公室時，主編的筆要儘可能少管閒事』。所以這些原則實際上是與新聞的規律相悖的。林語堂認爲這些新聞報導和寫作固然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傳統文風的因素，所以他對此的批評有三點：『第一，它有一種政治新聞的優勢，保存了舊的邸報的影響和整個中國文人的精神。第二，它缺乏文筆優美的通訊、受過好的訓練和教育的通訊員。第三，正如已經提到過的，一般的新聞寫作缺乏趣味和活潑。』［12］這樣就造成了小報的流行，因爲小報與大報的以上作風剛好相反。
當然，林語堂也客觀地反映了報紙的發展和變化，認爲有不少進步的地方，首先是報紙的發行量和數量上有很大的增長，作者用大量的篇幅記載了當時報紙的發行量和各省報紙的分布狀況，根據各報的自我聲明和統計的數字顯示，中國的讀者人數有7%，去掉水分，至少占5%。他把戈公振書中統計的1922-1924年郵遞的報紙數字與1935年【中國年鑑】統計的1932-1934年的報紙數字進行比較，說明在十年間報紙平均增長125%。其次是報紙整體上的進步，特別是一些編輯比較好的報紙，如【大公報】和上海【晨報】，即使一些保守的報紙也有所進步，主要表現在附刊的豐富上，很多報紙都有關於文藝、電影、文學、財政、婦女兒童的副刊或獨立的附刊。
政治風雨中短命的期刊雜誌
林語堂用一章來闡述期刊的特徵和重要性，並且在他其他的書中也一再描述了中國雜誌與西方的不同之處，這對我們研究當時和當今的雜誌有特別重要的借鑑價值，因爲我們至今對期刊雜誌的研究仍然是不夠重視的。
他把期刊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認爲『期刊是一個國家文化進步最好的跡象。』期刊的功能是『爲受過教育的公眾服務，監視最重要的潮流和國內外的形勢，介紹或提倡新的文藝運動，不斷地指導當前的思想和矯正它的錯誤。』［13］在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激烈變動的年代，中國期刊的共同命運都是短暫的，一般是1-5年時間，因爲大部分期刊都是一些窮人辦的，只有中國最大的出版公司商務印書館支持的【東方雜誌】生存的比較長久。爲了對付國民黨的審查制度，雖然被查禁了，它們又換一個名字繼續出版，所以這一時期的期刊仍然是如雨後春筍一樣層出不窮，1934年被稱爲『雜誌年』。1935年【中國年鑑】根據內政部註冊的期刊統計數字爲450家，而因爲大部分雜誌沒有註冊，所以商務印書館的經理王雲五先生估計有900多家，這些雜誌涵蓋了各個領域，而且模仿西方雜誌的特色，各有風格。
林語堂認爲與西方雜誌相比，國內雜誌有以下的特點：第一，『是新聞寫作風格還不適應流行的需要』。中國的寫作只是少部分人的特權，而他們又總是寫給作家們看的，所以高高在上，很少描寫普通百姓喜歡看的東西，並且有很多是材料的堆積和剽竊。文學的普通化是林語堂本人致力的目標，這就要求風格的簡樸、口語化和充實。他自己在辦雜誌時就力主文筆幽默、閒適。第二，是有一個爲雜誌寫作的階層，寫作在中國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職業，這個階層的人也受人尊敬，所以他們不願意用庸俗的語言去寫作，『這個傳統現在正在被打破，不過，寫作藝術今天仍然被普遍認爲是少數經過訓練的專家的專業。』但是寫作是中國最窮的薪水之一，這些人沒有爲了改善境遇而寫作好文章的動機。第三，『是中國的作者從來不用腿寫作，不願意爲了一篇有特色的文章四處去找材料』。其原因之一是中國雜誌沒有能力提供給一些特約記者去四處採訪的經費。所以出現『我們沒有訓練過的作家階層來寫有特色的文章，我認爲這是今天中國期刊狀況最大的缺點。』［14］它切斷了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聯繫，只是一些窮作家在閣樓上閉門造車。第四，中國作者與西方作者倫理上的不同。中國作者『文人相輕』，當他們的作品沒有被採用，就覺得人格受到了侮辱，於是跑到另一個雜誌上大罵，互相揭醜、詆毀。在當時文人政治上分成兩個陣營，互相對壘。第五，比較缺乏率直的討論，這是中國當時的環境所致，無知或外行的報刊審查員導致作家和編輯不敢批評政府，【新生】周刊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林語堂自傳】中，林語堂從另一個角度談到了中西雜誌的比較，他在談【人世間】時，提出西方雜誌有以下特點，這些特點正是與上文所述相對照：第一，意見比中國自由。『 因用了個人筆調，篇篇是有獨見，得自經驗，出自胸襟的話』，是誠實的文學。第二，文字比中國通俗，用筆說話。第三，作者比中國普遍。所以他說『可見中國雜誌是死的，西洋雜誌是活的。西洋雜誌是反映社會，批評社會，推進人生，改良人生的，讀了必然增加智識，增加生趣。中國雜誌是文人在亭子間製造出來的玩意，是讀書人互相慰藉無聊的消遣品而已。』林語堂自己也主編過三個雜誌，他主張用幽默、輕鬆的語句使人得到教益，【人世間】雜誌的宗旨是『提倡小品文筆調，即娓語式筆調，亦曰個人筆調，閒適筆調，即西洋之Familiar Style，其目標仍是使人「開卷有益，掩卷有味」八個大字。要達到這八個大字的目標 ，非走上西洋雜誌之路不可。』［15］
當然，林語堂在【中國新聞輿論史】中也強調了雜誌對開啟民智的重要作用，『中國期刊在從社會和智力上喚醒中國方面起著深刻的影響。期刊的那種影響滲透社會的每個角落和生活的每一步。中國覺醒的歷史確實與少數期刊和少數傑出作家記者的歷史聯繫在一起』。［16］如梁啓超領導的【新民叢報】和孫中山領導的【民報】的論戰，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郭沫若等人辦的雜誌，在中國歷史上都功不可沒。
審查制度對報刊和輿論的影響
審查制度在中國已經有悠久的歷史了，從封建時代到民國這種制度越來越完備、嚴格，它是專制的一種重要標誌，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林語堂認爲『我們不能忽視同時代在中國審查書籍、雜誌和報紙的制度，因爲它特別解釋了公共輿論成長的遲緩，特別解釋了爲什麼中國報業今天是這個樣子，更進一步，因爲它特別解釋了中國人圈子裡憤世嫉俗的普遍精神。』［17］
審查制度對不符合統治者要求的新聞採用查禁報館、逮捕編輯等恐怖、威嚇手段，這樣的事實太多了，共和時期報刊的衰落是從袁世凱開始的，當時500多家報紙只有幾十家保存下來；反動軍閥張宗昌不加審判就射殺了【京報】的編輯邵飄萍和【社會日報】的編輯林白水；1931年五位左翼作家被關押，1933年丁玲被綁架；1934年成舍我【民生報】揭露汪精衛集團一個官員貪污案，遭到關閉、逮捕；1935年【新生周刊】登載【閒話皇帝】影射日本天皇，總編杜重遠被判刑；埃德加・斯諾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國的思想審查】記載了他統計的被查禁的作家人數。
『現在審查制度最壞的特點是它缺乏智能、混亂和過分神經過敏。』［18］缺乏智能是那些審查員的資質問題，他們大多是外行、沒有知識但卻掌握了報刊的命運，經常胡亂運用審查的條例來查禁報刊，在一個城市禁止的新聞在另一個城市可能被通過，在對日本等外國列強的問題上過分敏感，不管他們如何在中國走私、侵略、胡作非爲，報刊都不能報導，更不能報導中國人民自發的反抗侵略的輿論和鬥爭，這樣形成了一個現象：從報刊上你根本看不到日本已經侵略到東北、華北，好像是西線無戰事，而實際上戰火已經燃起，『中國輿論對日本侵略的仇恨和怨恨就像沸騰的火爐，但是從壓在它上面的鐵蓋子中只有很少的煙冒出來。』［19］其惡劣的影響是日本間接地控制了中國的報刊。所以一些中國人就從反面去讀新聞，凡是日本人說對的，肯定是錯的。林語堂從對新聞查禁的回顧，得出一個結論：『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被征服，除非它的報刊首先被壓制沉默。』［20］
而令人沉思的是報刊本身卻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審查，它比官方審查制度的存在更加致命。一些原來在報刊上攻擊國民黨的作者和編輯，一旦拿到官方的高薪或被收買，馬上就轉向擁護國民黨。林語堂舉了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作家的例子，他原來對政府的腐敗和過分收稅喋喋不休，大罵國民黨中央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處』，南京政府是多麼腐敗、裙帶關係是多麼猖獗，但是一旦他成爲政府一個出版物的高薪編輯後，立刻爲蔣介石唱讚歌，說南京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進步和最文明的政府。這種不良的道德行爲和國民黨的收買、鎮壓政策，使得反蔣的人越來越少，更惡劣的是『他們用無人確信的空話比審查制度更能減低人們對報刊的尊重，使人對整個健談的、愛國的、不知羞恥的革命作家階級冷嘲熱諷。』［21］
審查制度加上國民黨的『緊急法』和『危害國家安全罪』，不僅對報刊，而且對整個社會的輿論、行爲進行合法的扼殺，長期壓制的後果就是人民普遍籠罩著憤世嫉俗和沮喪的感覺，『不允許中國人民對影響主權、領土和國家全部生活的事說一個字，這個事實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他們普遍玩世不恭的狀況』，［22］這導致了中國人對公共事務一定程度上的冷漠，但這是被壓制的，一旦當民族危機的時候，人民的力量就爆發出像核彈一樣的能量。
通過對中國輿論的英勇無畏和可憐墮落的歷史回顧，林語堂的目的是希望讀者帶著歷史的觀點去考察當時的輿論和新聞界，並且讓學新聞和輿論史的學生充分認識歷史上輿論批評潮流的存在。雖然一方面有類似太監和『太監的兒子』的鷹犬，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民勇敢的聲音，並且這種爲民主和新聞自由的憲法而吶喊的聲音會越來越強，成爲世界的主流，而人類也應該增強自身的修養，成爲有才智的、對集體事務感興趣的個體。雖然，他的一些觀點不一定正確，但在當時的時代，對於民主和輿論能夠得出這樣的體會已經很不錯了，並且可能因爲是在國外發表的原因，言辭中對當局的批評也是很尖銳的、深刻的。
注釋：
［1］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BY LIN YUTANG/ GREEDWOOD PRESS,1968. P.4.
［2］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28～29.
［3］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47.
［4］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31.
［5］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60.
［6］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73.
［7］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94.
［8］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14.
［9］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17.
［10］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23.
［11］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31.
［12］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39～140.
［13］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50.
［14］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57～161.
［15］【林語堂自傳・我的工作】。網上摘引。
［16］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64～165.
［17］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68.
［18］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75.
［19］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37.
［20］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77.
［21］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79.
［22］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78.
作者：侯東陽
轉載自【新聞與傳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