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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換言之，『文化』不可比，但『制度』有優劣。這本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如果你是個文化決定論者，你可以把一切差異都看成各有其價值的『文化』之別（即上述A與B之別），當然就無所謂孰優孰劣，--但你也就不要講什麼『跨文化的全人類價值』了。反之，如果你不贊成文化決定論而想從『跨文化的全人類價值』出發，那你就拿了一把『普世性』的標尺，就有義務用這把標尺找出C與D之別，並以此普遍價值爲標準論其優劣。當然由於『主義』不同，即對此普遍價值的認識不同，到底是C優D劣還是D優C劣可以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斷。『進步理論』斥責明清的專制制度造成了中國的『落後』，『世界體系理論』則抨擊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剝削了第三世界並造成後者的不發達，當然也可以兩者並用，讓中國專制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爲中國的衰落共負罪責。但不管怎樣，放棄了文化類型史觀和文化決定論，那就難免要討論制度問題。
而弗蘭克卻想另闢蹊徑，既迴避文化差異又迴避制度差異，既要弘揚超越東西方的全人類普世價值又想解釋西方與東方的不同命運，而這種解釋又要避開『文化』與『制度』，這就使自己陷入了邏輯困境之中。評論者都指出弗蘭克大講了一通東方的光榮之後，卻未能成功地解東方衰落西方興起的原因（老實說，僅此一點就使他的這部著作意義大減，因爲東方昔日的光榮誰都知道，人們想弄明白的不就是光榮失去的原因麼？）。其實這不能怪他搜集的資料不足，而是他理論的邏輯困境使他無法解釋。他不能不求助於那不是解釋的解釋即所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以及痛罵西方人（不是『西方文化』，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就是--殺千刀的西方人！）搶劫了美洲土著後用贓款『買了東方快車的末等客票』。然而人們不禁要問:如果『西方人』不作惡，東方就能永遠光榮而西方只會永遠衰敗下去麼？如果是這樣，那還有什麼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可言？如果不是這樣，光罵罵西方人作惡又能解決什麼問題？
顯然，這已經不是弗蘭克個人的理論困境，而是這一類『非’進步’的全球或全人類整體史觀』面臨的困境，它的背後反映的是當代西方新左派歷史理論的不成熟。這是不能只苛責於弗蘭克的。
三．似是而非的『中心論』問題
其實對於西方新左派而言，從制度解釋退到『文化』解釋本是一種無奈，[21]而由『文化』解釋退到『不是解釋的解釋』就是更大的無奈。從批判作爲現存制度的資本主義，到鑽進形而上的象牙塔里從事解構理性的『文化分析』，再到把抽去了『制度』與『文化』內涵、沒有確定的價值取向、從馬克思到哈耶克、從沃勒斯坦到亨廷頓、連弗蘭克自己也無所逃於其間的『西方中心論』作爲批判對象，這種無奈是人們應當理解的。
當然如今批判『西方中心論』的並不只是弗蘭克這樣的新左派。從薩依德、阿明、伯納爾以下，許多亞非裔西方學者以批判此論表達了『非西方』人自我意識的覺醒，許多歐裔學者也以與此論劃清界限來表達西方人的歷史反省。這種自我意識和歷史反省無疑是極可貴的。但我以爲『西方中心』之爲『論』，實在是不知所云。
在西方學術界猶如社會上一樣，肯定有些人是存心歧視非西方人，抱有民族乃至種族偏見的，這是道德問題（或利益問題）而不是學術問題。比如有些當官的蔑視百姓，城裡人歧視農民工，你可以罵他沒心沒肺不是東西，但說他是學術上的『職務中心論』或『戶口中心論』，我以爲是高抬他了。
至於如果限於資料、見聞之囿作出了錯誤的事實判斷，那最好就事論事，在事實面前人人平等，在邏輯面前人人平等。無論過分高抬或貶低哪一『方』都同樣錯誤。有什麼必要戴一頂『中心論』的帽子？以馬克思而論，以人類大同爲理想的他大約不會存心蔑視中國人，他根據那時的資料對『東方』所做的論述有錯誤，今人糾正就是了，難道他對『西方』的黑暗就沒有批判？就沒有罵錯了或罵得過分之處？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看法姑且不論，對『西方』中世紀傳統、尤其是對被認作西方文明標誌的基督教之抨擊亦可謂極端。難道人們就可以因此說他是『東方中心論』？
還有一種情況是人們從自己面臨的『問題情結』出發，借題發揮，借談論『東方』來說西方的事，或者借『西方』話題來說東方的事，尤其對於並非爲考據而考據的刺蝟們來說這太正常了。這種借題發揮無論褒貶，都是從『自己的問題』出發的，或者說都是『自己所處場境中心論』者。伏爾泰借褒獎『東方理性』在西方鼓吹啟蒙，馬克思借抨擊『東方專制』在西方鼓吹民主，包括這次弗蘭克借大捧『亞洲時代』來進行西方新左派自己的社會批判，在這一點上並沒有任何區別。爲什麼貶低了『東方』就是什麼『中心論』者，而高抬了『東方』就不是？至於這些褒貶對還是不對，如上所述，可以就事論事。人家本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又何必把醉翁與酒混爲一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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