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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天涯 做秦國的大臣也不是多麼幸運。秦國雖然『尊賢尚功』，尊賢卻是赤裸裸的工具主義。有用的時候，低三下四，沒有用的時候卸磨殺驢。而這恰恰是『親親上恩』的反面，也是秦帝國迅速坍塌的必然。從商鞅見殺，到後面的穰侯、韓非子、范睢、呂不偉、蒙田，李斯，沒有一個又好下場的。極端的功利主義導致的就是翻臉無情。
而那些遵循』親親上恩『的山東諸國呢？』尊賢尚功『之路根本行不通，因爲文化底蘊使然。所以，吳起一生顛沛流離，根本無法施展抱負。商鞅在魏國也不得志，韓非子的話在韓國也沒有人聽。總之，一個文明，注重人情味的國家怎麼能幹出』尊賢尚功『的事情呢？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難道靠的是強迫，靠的是壓制，靠的是狡詐？所以，他們沒有秦國野蠻，但治國策略又確實顯得迂腐，最終被一個個滅掉了。
讓我們再看看宋朝。宋朝的情形與秦國恰恰相反。金庸先生說要重新寫中國歷史，歷史的新寫法就是要拋開朝代更迭，更多地關注民生，看看哪個朝代讓他的子民過的更幸福。金庸先生說，宋朝的人民就過得很幸福。宋朝很少有殺戮，即使開過皇上趙匡胤也沒有像其他朝代的開國皇上一樣大殺功臣，而是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溫柔手段加強了中國集權，保持了社會的穩定。開國之初，趙匡胤面臨的選擇估計和其他朝代的開國皇上一樣：是窮兵黷武，封疆闊地，連修戰事？還是溫和無爲，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穩定的生活？軍人出身，過慣了刀頭舔血生活的宋高祖選擇了後者，我們可以從他以及其繼任者的一系列政策中看出來：頒布了『不殺大臣，言者無罪』的法令，他的五個繼任者都不曾砍過一個文人和大臣的腦袋；宋朝沒有徵兵制，爲歷朝所僅見，它儘量避免徵派稅賦於民間，刑罰都較其他朝代溫和，但對官吏管理嚴格。這樣的治國策略無疑大大減少了國家的內耗，省去了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得經濟文化得到了空前繁榮。放眼望去，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程顥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學家都生活在這個朝代。那時的百姓生活從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可略見一斑。【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的都城汴京的繁榮景象，生活在畫中的每一個百姓，都享受這其他朝代難有的幸福生活。
黃仁宇先生統計過得幾個數字讓人震驚：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後期的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比較300年後的明朝財政數字，你會驚奇的發現，大明王朝的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後的大清王朝，其人口與版圖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財政收入也遠遠不能達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強接近。
這樣的生活估計就是我們所期盼的，政通人和，安居樂業。可是風欲靜而風不止，歷史估計從來就沒有太平過。這個文縐縐的朝代失去了尚武精神，喪失了強硬的態勢，沒有了發達的肉體。於是乎，周邊的少數民族蠢蠢欲動，集結兵力，開始垂涎這塊肥肉。從蒙、金的屢犯中原，到得寸進尺，宋朝卻是頻頻退讓，一味採取綏靖政策，沒有了『犯我天威，雖遠必誅』的男兒豪邁，留下的卻是『靖康恥，猶未雪』的千古長嘆；沒有了『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爭者幾人還』的血性，平添的卻是『暖風吹得遊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的行屍走肉。當國門被打開，疆土被踐踏，人民的幸福又何以保障？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社會創造的財富，都不過進了掠奪者的口袋，所以得辛勤勞動，不過是爲別人在做嫁衣。
如果你是一位古代的君主，面對『親親尚恩』和『尊賢尚功』，你又會如何選擇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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