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資治通鑑】：對比商鞅和百里奚（2）

  來源: 新浪

穆公在位時，西有戎狄，東有三晉。一方面，秦朝要擺脫和戎狄德無休止征戰，休養生息，另一方面，又要得到東方諸國的承認。在這種狀態和局勢中，深受齊魯之學影響的百里奚自然登上歷史舞台，這是歷史的選擇，局勢的選擇。而如果商鞅在那個時候登場，肯定沒有用武之地，因爲刑名之學只能讓秦朝的處境越來越糟。
　　
　　而孝公在位時，情景和局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秦朝由於連續的內亂使得國力內耗，未逞外事，致使穆公當初建立的基業有呼啦啦大廈將傾之險，而此時的國際環境也有春秋時代轉向了戰國，如果說春秋時代各諸侯臉上還蒙著一層遮羞的面紗和文明的皮囊，但到了戰國時代則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了。諸侯並起。落後就要挨打，甚至被吃掉，這個時候，想通過民風的教化和道德的弘揚走一條富強之路就顯得有點迂腐了，更關鍵是，人家是否還給你機會？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外在環境，秦國就必須注重『外王之術』，而非『內聖之方』。試想，如果這個時候，百里奚如果來到秦國，是否能夠得到孝公的支持和器重？很難，商鞅也是歷史的選擇，是時勢造英雄，而非有天然之英雄，永世之英雄。
　　
　　聯想到中國近代和我們現代，歷史好像又在重演。在西方的列強打開中國的國門之後，我們看到的是國家危亡，生靈塗炭，民族滅種的危機。在這種危機面前，中國人自然選擇了『外王之術』，迫切需要改變落後的面目，於是，我們拼命地發展科學技術，向西方學習，發展生產力。這是歷史的選擇，無可厚非。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在這種外在追逐的過程中忽略了社會土壤的改良，被時代深深地打下了急功近利的痕跡。於是，我們的大學有著強烈的『培訓』色彩，我們對技術的關注，大大超出了對基礎科學的研究。我們在迅速站起來的同時，向前的動力卻不足。於是，我們國家富強起來以後，需要改變，對人進行關照，對人的全面發展應該重視，關注人的道德，關注人的修養和品質，擺脫掉以利益來衡量一切的功利姿態，平心靜氣地去發展，去改進，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走得更遠，發展的更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