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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浪 正如我們上面所講的，齊魯之學和三晉之學在側重點上存在著差距和分野，前者注重對『成人之道』的探討，無以復加地強調人之所以成爲人的關鍵，對人的存在做一種形而上的承諾。他們指出，人和動物的區別，正是在於對動物性的超越，而非受肉體欲望的制約和牽引。因此道德上的自覺，才是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因此，齊魯之學多強調道德修養，並希望以此來動整個社會之改良。這種學問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內聖之學』。
齊魯之學以孔子爲肇始，採取的是以『仁』釋『禮』的文化重建策略。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當時的周禮雖遭破壞，但仍然有著『餘威』,對各路諸侯還有著相當大的震懾，他們在行動中還不能不顧及。這一點，黃仁宇先生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分析得很透徹，從各路諸侯交戰的『文明』就可以看出來。所以，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孔子對『周禮』還有一些信心，表明以沒落貴族爲代表的孔子企圖通過恢復『周禮』重建社會的秩序和和諧。『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在孔子看來，能不能『文』，是區分人和動物的主要標誌，更是劃分野蠻和文明的根本標準。而當時之所以會出現『八佾舞於庭』這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現象，就在於『周禮』所賴於存在的信仰體系出現了坍塌（這個問題闡述起來就太麻煩了，有興趣地可以去看一看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而孔子就是要爲『周禮』找到一個淡定、自覺的支點，從而使得『周禮』不再是外在於人的東西。這個支點是什麼呢？孔子找到了『仁』，而『仁』的外化就是『禮』，二者的互動充滿了無限的活潑和鮮活：『人而不仁，如何禮？』人如果沒有『仁』這種內在的情感依託，外在的循規蹈矩又有什麼意義？另一方面，孔子又強調『克己復禮以爲仁』。在外在的行爲規範遵守中慢慢體會和把味『仁』的情感，前者是外化，後者是內化。因此，孔子雖然多次強調『仁』，【論語】中『仁』字共出現66次，但每一處的意思都不一樣，這是因爲孔子沒有把『仁』概念化，現成化，而是讓人在俯仰進退之中細細體味其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味。關於人性，孔子也沒有現成化和定義化，沒有作出『性善』或者『性惡』的獨斷，而是發乎『幾微』，認爲『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在孔子看來，無論說『性善』還是說『性惡』，我們都能夠找出一些相反的證據『證偽』這種獨斷。人性惡嗎？爲什麼人能有一些令人感動的善舉，而且這些善舉都無法用功利的理由來解釋？人性善嗎？爲什麼人有時候是那麼的殘忍和卑賤，非要有外在強制性的束縛才能中規中矩？這樣說，無論說人性善還是人性惡都是錯了，套用康德的話來說，陷入了二律背反，A和非A可以同時爲真，又可以同時爲假。人類自身的理性由此陷入了矛盾。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還是套用康德的思路，『人性』根本不是一個知識論問題，而是一個形上學問題。而理性無法回答形上學的問題，因爲其只能應用於『現象界』,而不能應用於『本體』，一旦進入了自己不該進入的領域，就會出現矛盾和悖謬。就像上面關於人性的獨斷一樣（孔子的兩個傳人，孟子和荀子恰恰是做了這樣的獨斷，從而都偏離了孔子的軌道）。但人的理性在本性上又願意去回答這些問題，造成了理性的僭越，陷入二律背反。所以，孔子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不下定義，述而不作，總是想把『仁』和『禮』維持在中間，保持各自的鮮活和活潑。而這也正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深刻含義。孔子所擔心的就是把『人』這樣一個形上學問題蛻化成一個知識論問題。但遺憾的是，聖人苦心人們無法體諒，歷史的演進無法阻擋，先知性的思想家在其身後必然面臨著被肢解的命運，無論是後來的孟子所堅持的『人性善』還是荀子所堅持的『人性惡』，都把一個形上學問題變成了一個知識論問題，使得人性以貌似知識的面目出現，其實這是一個假問題，是理性妄自尊大的產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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