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望東方周刊 『官等級』高高在上的法權地位、它對『民等級』的絕對統治和無處不在的經濟壓迫，以及這種統治權力2000多年間的神聖不可觸動，是幾乎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
對於我們幾代國民來說，『地主階級』都曾經是最令人切齒憎惡的對象。
比如與筆者年齡相仿的人們，一律是上幼兒園伊始就需要天天學習那位與地主拼死鬥爭的『小英雄』劉文學；到後來『上山下鄉』時，被允許聽到的幾乎所有故事，更是按照『隊長犯錯誤，書記來幫助；揪出老地主，故事就結束』這唯一模式而編寫――『老地主』既然是天下一切暴虐和陰謀的根源，那麼與他們的『階級鬥爭』必須鐵定成爲萬事萬物的『綱』，也就順理成章。
如此背景之下，當我們無數次被告知『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主導著秦漢以後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進程』，當然會對之篤信不疑。
直到很久以後，漸漸有了很多自己的體會，並讀到經濟史學家和制度史學家王毓銓先生的一段文字，才知道那套流行說法的或許不然。
王毓銓先生一語道破要害的原話是：中國皇權社會是由『官等級』和『民等級』這樣的『兩大等級構成的』，所以他認爲，如果不認識皇權統治下的官民間的對峙，『將無法了解中國古代的歷史：它的生產關係、階級結構，以及經濟生產、政治制度、法律、意識形態。對這個問題的正確了解將是了解古代中國的一把鑰匙。』（【〖中國歷史上農民的身份〗寫作提綱】）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官等級』高高在上的法權地位，它對『民等級』的絕對統治和無處不在的經濟壓迫，以及這種統治權力2000多年間的神聖不可絲毫觸動，是幾乎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
李世民總結：『中民竭產』是制度危機的典型體現
早在40多年前，王毓銓先生就做出如此清晰簡潔的厘定，今天想來這才是真正的『綱舉目張』。因爲如果對中國歷史事實有起碼的尊重，就很容易看到：只有統治權力的專制性（而並非天生萬惡的『老地主』），才是包括眾多中產階層在內的全體國民之公敵；而且至遲在7世紀，中國歷史的這個要穴就已經被揭示出來。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分析隋末大動亂時指出：這場巨大慘痛的制度危機和社會災難，其基本表徵就是『萬姓力殫』、『中民竭產』（【隋高帝論】）――顯而易見，所謂『萬姓力殫』是說天下一切階層（包括地主階層），毫無例外地在統治權力的殘酷壓迫下淪入無以爲生的境地；而『中民竭產』更是特別強調：在這種普遍受害之中，尤其以中產階層的破產爲其典型。
通觀秦漢以後的情況，不難知道李世民總結的這個規律貫穿了漫長的中國經濟史和社會史。比如宋代著名的例子：北宋的王小波原是茶商，因爲朝廷壟斷市場的極盡專橫（『禁私市，商賈不行』）才大規模起事造反，即蘇轍所說：『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我們後來長期把『王小波起事』定義爲『農民起義』，這實在讓人哭笑不得。
16世紀前後中西經濟社會史的對比
中國傳統社會後期的情況，進一步證明了上述規律。
因爲統治權力的專制性，此時比前代又有了大的發展和加強，在經濟領域中的相應結果，就是『中民竭產』的程度更加普遍徹底，其悲劇性更加令人扼腕，尤其是推動、引發社會危機連鎖爆發的廣度和強度，更爲前代所未有。不妨以明代中期（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爲例。
我們知道：16世紀在歐洲史和世界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爲隨著羅馬法復興、宗教改革、商業革命、價格革命、文藝復興等的興起，延至16世紀以後，由中世紀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已經在歐洲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確立了不可逆轉之勢，所以1500年就普遍被歷史學家看作是中世紀社會與近代社會之間的分水嶺。馬克思更直截了當地說：『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而所有這些深刻的變化，無一不是建立在新興有產階級勃興的基礎上；到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前期，大批私營聯合公司更是層出不窮，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張。
而同一時期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至16世紀初期，即使是在自然條件非常優越、經濟最發達的東南地區，當地的世代望族也已經在奇重難耐的官府賦役壓迫之下，瀕於破產和流亡，即著名文學家歸有光記述的：
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攏易釵模咩卻蟮冢嗤憮兩稀Ｍ庾嬗諦值苤凶釕伲嬤鈾錚腥胩В酥菹卣折Ｈ輝謖輪⒁願騁鬯В鋼亮麼悖。ā讀際刻檬傺縲頡罰
『家最爲饒』、族中往往還有出人頭地者成爲中下級官員的地主之家，尚且如此，則當時廣大百姓除了破產流徙、揭竿造反或者投靠倭寇之外，更沒有任何生路：
夫東南賦稅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註：指官府以防備倭寇名目而大肆加征賦稅），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橫被苛斂，皆曰：『與其守分而瘐死，孰若從（倭）寇而生？』（【上總制書】）
這裡除了『民窮財盡』這權力專制性惡性膨脹之下唯一可能的經濟結局之外，還可注意的是：從上述記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倭寇當時所以能夠對中國東南地區造成巨大危害，這與『富者貧，貧者死』的社會內部危機有著直接的關係。
農村的情況如此，那麼城市裡工商業和工商階層的境況又如何？以袁宏道在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對湖北沙市這南北商業樞紐的描述爲例：
荊商之困極矣。弟猶記少年過沙市時，囂虛如沸，諸大商巨賈，鮮衣怒馬，往來平康間，金錢如丘，綈錦如葦。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者轉而南畝，商者化爲遊客，鬻房典仆之家，十室而九。……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荊人豈有命哉！……時事如此，將何所託足，雖江河爲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答沈伯函】）
從這段記述中可以看到，作者年輕時，沙市（屬荊州府江陵縣）等商業樞紐城市的經濟曾經相當繁榮；但隨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淪落到一派蕭條的境地。尤其是袁宏道一語道出了『荊商之困極矣』的原因，即經濟欽差們（『中官』）的貪婪專橫程度，就像長了翅膀的老虎可以隨處吃人那樣恣肆無忌；他文中提到的『窮奇』，更是神話傳說中的吃人惡獸――不得不用此類最極端的比喻才能形容當時權力專制性有著何等的囂張。尤其是，人們只能用『江河爲淚』的束手悲悽來面對這些『長了翅膀的老虎』，卻不能對其有任何一點制度化的剛性制約，如此趨勢下，『富者貧、貧者死』等普遍的社會悲劇，以及由此所造成中西經濟發展史的迥異結果，就是必然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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