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鳳凰網歷史 爲什麼呢？
這是說來話長的。首先，地主經濟的成立，是以土地自由買賣爲前提的。沒有錢可以賣去土地，有了錢可以購買土地。這就自然爲商人、高利貸業者開了一個變成地主的門徑。雖然，漢武帝曾嚴厲禁止取得市籍的人及其家族占有土地，但以後依所謂『緡錢令』，『使商賈中產以上大率破滅』的時候，不是統計『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史記・平準書】）麼？商人不但擁有大量土地，還永遠大量奴婢。商人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兜一個圈子，以土地資格做官，當然就無法叫官不占有土地，不經營商業、高利貸業或其他企業了。
而且，實行地主經濟的結果，國家要把以賦稅方式獲有的大量農產品，變爲商品、貨幣、俸給及其他開支。那不但使私人商品貨幣殲擊機得到發展，而由是刺激一般商業、一般高利貸業，同時還造出一種握在官僚手裡的特殊的商業、手工製造業和高利貸業。經商成了國務或國家公務的一件重大的事，中國士宦不像歐洲貴族、僧侶那樣把商業看爲『不潔』、『不自然』的作業，且從而『追逐之』，就頗爲自然了。
商業如此，伴隨商業而產生的高利貸業亦系如此。以穀米爲中心的商業如此，一切日用品如鹽、鐵、酒、布也就自然變成官業對象，由管制流通過程，進而管制生產過程了。商業不但與高利貸結合起來，且進一步連通高利貸業與各種形態的手工製造業取得了密切聯繫。兩漢之際的王莽時代，就有所謂六管五均的『國家經濟』形態出現。官賣、官營、官貸的經濟活動，雖然間或也引起一、二不識勢時務的好心腸的士大夫發出『與民爭利』的嘆聲，但一般的仕宦卻可用『爲民興利』的大口實來使他們的經濟活動『合理化』。他們在朝時千方百計地去接近各種形態的官業，在野時又像『先天地』註定是族產、學田、積穀……一類公共產業的經管者。他們多半原已是地主兼高利貸者，一經在朝在野同『公家經濟事業』接觸，就很快要『發跡』了。
他們無論是『達則兼善天下』地把持朝政，抑是『窮則獨善其身』地武斷鄉曲，始終在把政治作爲達成經濟目的的手段。而這種傾向，就是直通『貪污之路』的便橋。
歷史家昌言中國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從另一個視野去看，則又實是一部貪污史。廉吏循吏在歷史上之被重視與被崇敬，乃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稀罕。歷代對於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嚴酷，更說明這類人物該是如何的多。
貪官污吏之多，一般人總喜歡用『民族性』或『風氣』異類玄學性質的背景去解釋，以前者而論，仿佛中國人是天生成貪污似的；以後者而論，又仿佛有一二出類拔萃的人物出來表率一下，風氣就會改變過來似的。
兩者通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
中國有關貪污誤國的最早古典曾指出，『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這『古典』不知被千百年來的文人學士官吏們誦讀了幾千萬遍，然而事實一直在反覆給它以確證。在漢元帝時，貢禹曾上書解說貪污的由來：『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海內大化。……武帝臨天下，……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者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勤謹爲，勇猛而臨官。」……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豪傑，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漢書・貢禹傳】）
這段話對於貪污的說明，比之一般所謂民族性論、風氣論要接近事實多了，特別如『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確係入骨三分。一個『無義而有財者』在位，一面需要有『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者造假帳，『欺上府』；同時又需要『勇猛能操切百姓者』爲爪牙，供驅使。於是一個貪官，便必然會配合有大批文武污吏，其結果自然是相率不講孝悌禮儀，而群以『多財爲光榮』了。然而這說法也只是就事論事少了一點玄學迂腐氣，仍不能給我們以明確的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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