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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的龍椅安穩之後,便將宋朝時『格物』出來的新儒學――理學奉爲獨尊之位。明永樂年間饒州儒士朱季友給『周、程、張、朱之學』提了一點不同意見,算是學術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後龍顏大怒,下旨『命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著書,曰:「無誤後人。」』朱棣的這一句話便開了明清兩朝以程朱理學禁黜異端的先河,從此理學成了唯一的學問,其他都成爲異端邪說而受到查禁(【禁書・文字獄】,王彬著,中國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舉『考試大綱』規定得更是嚴格,必須從朱熹所編定的『四書』中出題,對其理解和運用也必須遵循程朱的註疏。
『考試大綱』看起來無關緊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揮棒,它指揮和規範著儒生們的腦子,進而控制社會思想和觀念。所以,在明朝時指導人們行動的思想就是以講述『存天理,滅人慾』爲主的理學。現在想來這種想法實在是有點兒荒唐,人慾豈是能滅的?雖然古聖賢說『無欲則剛』,但人要真的沒有了欲望,什麼樣的想法都沒有了,那結果恐怕不是『剛』,相反則可能是軟得不能再軟,唾沫吐到臉上也一定會等它自己幹掉的。當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這個『一存、一滅』的理論,倒也充滿了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人的欲望都滅掉了,只存一個『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個大同世界呢!也許正因爲如此,明朝的理論家們在不斷地擴充和挖掘著『存天理、滅人慾』的深刻內涵,社會管理者們,也就是牧民的官員們,則是精心地把理論家們的研究成果轉變成社會規則,牧養著萬姓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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