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讀書報 結論
1960年，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AmericanConferenceonIntellectualCooperation）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召開，胡適發表了題爲【中國的傳統與將來】（TheChineseTraditionandtheFuture）的論文。文中，胡適扼要地總結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發展的看法。他指出，孔子的人文主義和老子的自然主義哲學是中國哲學的基礎，中國文化在受到非理性的迷信和宗教入侵時，都是靠著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力量，將中國文化從非理性的深淵中拯救出來。他把宋代理學的興起，解釋爲中國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哲學爲掙脫一千多年印度佛教影響的反抗。理學的興起把中國人從非理性的宗教中拉回到以儒家倫理爲基準的價值系統中來。
在英文著作中胡適對宋代理學的興起所一再強調的是，面對一千年印度化狂瀾的衝擊，中國本土哲學中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仍葆有持續的抵抗力與頑強的生命力。他說：
理學的興起是個自覺的運動，這個運動是爲了恢復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本土文化，用這個本土文化來取代中世紀的佛教和道教。它的主要目的是重建，並重新解釋孔子與孟子的倫理和政治哲學，並以之取代自私、反社會和出世的佛教哲學。（原文爲英文）
這點和他在中文著作中提到理學時，其不同的側重是很顯然的。在中文著作中，胡適常常引用『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來凸顯理學在天理和人慾衝突時，舍人慾，而就天理，造成對人慾極大的抑制，終而成爲『吃人的禮教』。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中極沉痛地指出：『八百年來，一個理字遂漸漸成了父母壓兒子，公婆壓媳婦，男子壓女子，君主壓百姓的唯一武器；漸漸造成了一個不人道，不近人情，沒有生氣的中國。』胡適在中文著作中也談理字的積極意義，但他總不忘提醒中國讀者，一種過度嚴苛的理學，又成了『以理殺人』的劊子手。
胡適這點態度和解釋上的不同，不應被理解爲思想上的不一致，或前後矛盾。而是在面對不同聽眾時，他有不同的著重，在表述時，中英文有其不同的取向。
正因爲固有的中國文化中並不缺科學、民主、自由這些近代的價值觀念，在胡適英文著作中，『西化』或『現代化』並不是他的主要議題。『西化』或『現代化』只是中西文化接觸之後，一個自然的結果，而不是努力強求之後，外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上的一層外殼。
1933年，胡適在【中國的文藝復興】（TheChineseRenaissance）書序中提到，他在全書中的理論架構是，即使在缺乏有效領導和中央控制的情況下，大規模的文化變遷正在中國發生。雖然舊體制在受到衝擊之後出現了崩潰的現象，但這正是讓舊文化新生必不可少的過程。他說：
緩慢地，悄悄地，然而毫無可疑地，中國的文藝復興正在變成一個事實。這個再生的文化看似西方的，但只要刮去它的表層，你就能看到基本上是中國的基底。這個基底在飽經風雨的侵蝕之後，卻顯得更清楚了，那是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的中國在受到新世界科學與民主觸發之後的一個新生。（原文爲英文）
這樣情況下的文化再生，與其說是外爍的，不如說是內發的。這一段話最能說明胡適在英文著作中對中國西化的態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觸發』（bythetouchof）兩個字，既是『觸發』，則『西化』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中文著作中，讀者和聽眾都是同胞，胡適少了許多『體面』的顧慮，所謂愛之深、責之切。他寫作的目的，往往是爲了指出病痛所在，進而激發中國人奮發向上。他強調不宜將文明強分精神與物質，而以一種優越的態度自居於所謂精神文明，而鄙視物質文明。沒有物質基礎的精神文明，怕不免只是落後和貧窮的遮羞布，並終將成爲物質的奴隸。這番意思在【我們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一文中說得最清楚。將這篇文章和胡適的英文文章【東西文明】（TheCivilizationsoftheEastandtheWest）對看，我們不難發現，雖然後者基本上是前者的翻譯，但在英文文章中，他還是忍不住地把格物致知與17世紀考證的方法與近代的科學方法作了一定的聯繫。
在英文著作中，胡適對中國文化是充滿信心的。他所一再要表明的是，中國這個古文明，並不缺與西方文明接軌的『現代性』。這個現代性的主要成分是民主與科學。然而，在胡適有生之年，民主和科學的發展，在中國始終還在摸索，所以他只能回到歷史上的中國，到先秦，到兩漢，到唐宋，到明清，去找他的科學精神與民主基礎。胡適在古代的思想制度中，去尋中國的民主、科學，這一方面維持了他知識上的誠實，一方面又顧全了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的體面。讀胡適論中國文化的英文著作，不能不深體他這番不得已的苦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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