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兩千年前封建制度崩壞 中國社會已民主化（3）

  : 中華讀書報

中國在進步
胡適在英文著作中談到中國，多少有些隱惡揚善的心理。中國固有的文化中，不但隱含著近代科學與民主的精神，而且婦女也有相當崇高的歷史地位。至於說到中國的改變，他強調中國是在進步的，而不是停滯不前的。
1926年11月11日，胡適在英國劍橋大學作了一個演說，題目是【過去一千年來，中國是停滯不前的嗎？】（HasChinaRemainedStationaryduringtheLastThousandYears?）。這個演講是爲了反駁威爾斯（H.G.Wells）在【世界史綱】（OutlineofHistory）中的說法――中國文化在7世紀已達到巔峰，唐代是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此後千餘年，中國在文化發展上是停滯不前的。
胡適在演講中指出，唐代只是中國文化高度發展的開始，而非巔峰。宋代活字印刷的發明，使大規模的知識流傳變得可能，這在文化發展上所造成的重大影響是不能估量的。唐代文學的成就，主要只是在詩的創作上，散文的成績並不理想，至於戲劇和小說則更談不上。第一個偉大的劇本出現在13世紀，而傑出的小說則更遲至16、17世紀才完成。至於在哲學上，唐代缺乏第一流的思想家。禪學和理學的興起爲中國思想界帶來了空前的繁榮，朱熹和王陽明的成就都邁越前代。清代的學術則更足以壓倒千古。
類似的看法在胡適1921年7月3日和1922年5月19日的日記里有過零星的記錄，但都沒有這篇演講論證得翔實。
唐代以後千餘年的中國固然是進步的，20世紀以後的中國也並非停滯不前。爲了要說明這一點，胡適在英文著作中多次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早在他回國之前，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刊物【哥倫比亞觀察家】（ColumbiaSpectator）上發表文章，力斥袁世凱恢復帝制之非。他說：清代帝制的最大罪惡，在爲中國建立了一個世襲、無能而又腐敗的官僚體系，辛亥革命最大的貢獻就在推翻這個官僚體系，即此一點，其貢獻已無可估量。
1939年10月10日，紐約世界博覽會將這一天定爲中國日，胡適以駐美大使的身份在博覽會上發表【雙十節意義】（TheMeaningofOctoberTenth）的演說。他指出辛亥革命有兩重意義，第一是推翻異族統治的種族革命，第二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在人們心中造成的印象是：連皇帝都得走，還有什麼舊制度是可以不變的呢？這樣一個開放而又自由的氣氛爲『五四』以後社會上和學術上各方面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1941年10月10日，胡適再次肯定辛亥革命在社會和文化大解放上所起的積極作用。
肯定辛亥革命的進步意義，也就是肯定近代中國是進步的。這兩篇論辛亥革命意義的英文文章和1934年所寫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雙十節的感想】，雖然在內容上沒有基本的不同，但在語氣上卻有微妙的出入。【雙十節的感想】固然也肯定辛亥革命的雙重意義，但也同時指出，清朝的覆滅與民國的建立幾乎是歷史的必然。清朝的覆滅，與其說是革命黨人的貢獻，不如說是內部的腐化使其到了不得不滅的時日。在緒論中，胡適回溯了辛亥革命以來23年的成績，認爲中國人太不努力，23年來的一點建樹，不足以酬先烈們所流的血。他感慨地說道：『23年過去了，我們還只是抬不起頭來的三等國家。』這樣的感慨，在胡適的英文著作中是見不到的。
1939年2月，【世界傳教士評論】雜誌（TheMissionaryReviewoftheWorld）上摘錄了胡適的一篇演講，題目是【論中國的進步】（OnChina’sProgress）。胡適指出自1917年到1937年，這20年之間，中國在知識、道德、社會風俗、政治組織，以至於民族的尊榮上，都有長足的進步。他特別提出以下五點作爲代表：（1）專制政權的推翻；（2）教育制度的改良；（3）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的改變和婦女地位的提高――胡適把這一點譽爲『五千年來最偉大的改良』（thegreatestreformofthelastfivethousandyears）；（4）社會風俗的改良；（5）政治組織的新發展――胡適將這一點稱爲『無血的革命』（abloodlessrevolution）。
在文章的末尾，胡適指出近代的領袖人物在知識和人品上都超越前代。他說，孫中山『思想上的勇邁、人格上的偉大和行動上的無懼』（courageofthought,greatnessofpersonality,andfearlessaction）都超過曾國藩。在胡適中文著作中，如此熱情肯定近代中國的文字是不多見的。
將這幾篇英文文章與1918年發表的【歸國雜感】對看，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適在中英文著作中不同的態度。在【歸國雜感】中，他對當時中國的戲劇、文學、出版界、教育事業，以至於人們的生活習慣都有極嚴厲的批評。去國七年，他看不到任何進步，他覺得『真可以放聲大哭』，『幾乎要羞死』。這和他在英文著作中大談中國的進步，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1933年，胡適在芝加哥大學作哈斯克爾講座（TheHaskellLectures）時，對中日現代化的問題，提出過一套獨特的分析。這套分析胡適在不同的場合曾多次引用，可以視爲胡適談現代化議題時一個重要的理論。在胡適這個理論的基礎上，就現代化而言，中國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越日本。胡適的用心多少是爲中國緩慢停滯的現代化作出一個合理而又體面的解釋。
胡適提出兩個問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何以日本能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短時期之內，獲大成功，而中國則長時期地停滯不前？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日本現代化的成功主要只是在工業和軍事上，至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改變是極爲有限的。然而，中國的情形卻是日本的反面，在工業和軍事上，中國的成績實在乏善可陳，但一般人的生活和信仰，卻因爲與西方文化接觸而有了實質的改變。胡適爲這個表面上看來矛盾的現象提出了分析。
胡適將文化轉型分爲兩類，中央控制式（centralizedcontrol）和漸進穿透吸收式（gradualanddiffusedpenetrationandassimilation）。日本的現代化屬於第一類，而中國則屬於第二類。第一類文化轉型的優點是快速、有效，而且目標明確；其缺點則是，主其事的統治階級往往眼光短淺，急功近利。以日本來說，統治階級企圖用現代化的船堅炮利來鞏固日本固有的價值系統，其結果是日本在軍事上固然很成功，但在現代化的程度上，毋寧是膚淺而且片面的。如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和婦女地位，在明治維新之後，並沒有基本的改變。
反觀中國，自從兩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崩壞之後，中國社會已完全民主化了，社會上缺乏一個有效的統治階級，所有現代化的主張都是由少數個人提出，一般人則自願地跟進。加上1911年帝制推翻之後，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制度和任何價值，可以免於現代化的影響，可以免於知識分子的批評。這種在五四運動前後所建立起來的批評精神和風氣，開拓了中國人的眼界和胸襟。其結果則是：在工業和軍事上的現代化極爲有限，但是從口紅到文學革命，從鞋子到推翻帝制無一逃過了現代化的影響，在工業和軍事上缺乏建樹的中國現代化，其深度和廣度是遠遠超過日本的。
胡適之所以多次提到這個問題，多少是希望在這樣分析的基礎上，能論證出就一般生活和意識形態而言，中國的現代化比日本更爲徹底，更爲深入。因此，中國是一個比日本更現代，也更民主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