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與原始文化 思想改造似黑巫術洗腦

原題 王毅：中國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線還遠未建立

文革橫掃『牛鬼蛇神』的實質是黑巫術

鳳凰歷史：您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文革與巫術文化的關係，爲什麼到20世紀中期中國仍出現這麼大規模的『返祖』現象？從這個層面上說，中國的啟蒙到底還差多遠？

王毅：巫術這個定義可能稍微不準確，其實我後來稱爲『文革與原始文化』，並不僅僅是與巫術的關係。巫術主要是一種操作手段，分爲兩種，一是白巫術，一是黑巫術。所謂白巫術是爲祈福、爲獲益的，比如通過某種具有神力的方式而祈雨、祛病，所以直到『重慶模式』時還在大力宣揚精神病、癌症患者唱了紅歌都可以痊癒。而所謂黑巫術就是降災致禍，比如詛咒等等。文革時把『地富反壞右』姓名上打上紅××，稱他們爲『牛鬼蛇神』，把劉少奇畫成毒蛇模樣，以爲這樣就能產生一種神聖的力量致這些政敵於死命，背後的原理就是黑巫術。而原始文化範圍更寬，它包含巫術文化，而同時它有比巫術更深入的東西，就是有一整套思維方式、世界圖景。

巫術文化、原始文化在中國一直延續，包括義和團。義和團認爲西方人照相是把中國人的眼珠子摳出去，然後安在照相機上，照相是把中國人的靈魂抓住關在黑箱裡頭，這樣你就是行屍走肉了。

義和團攻打西什庫教堂時打不下來，怎麼辦？他們就把婦女脫光衣服，讓她們站陣前，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認爲女人是陰氣，洋鬼子怕陰氣，用這個來破解洋鬼子的陣線。這無數荒誕行爲背後隱藏著一套對宇宙的理解，孔子講不語怪力亂神，但是他沒有根本否定怪力亂神，不像基督教，它有很明確的規定，不准崇拜多神教，不准崇拜偶像。中國沒有，沒有絕對否定，這就給後代留下了很大的麻煩。凡是統治者需要把自己的政治行爲神聖化時，就從本土資源里把這套找出來，包裝一下然後推向整個世界。一次一次，中國每造反起義中都有這種宗教操作。一直到後來毛澤東搞『文革』，他還是對斯諾說現在爲了打到劉少奇，所以需要個人崇拜。

中國的歷史這麼傳下來，非理性、最原始的信仰一直存在於國人集體無意識里，沒有經過洗禮。而且一次一次被放大利用，這是一個隨時都可能爆炸的禍根。文革時的思維方式、世界模式，比如橫掃牛鬼蛇神，什麼叫橫掃牛鬼蛇神，就是被整的這些人都不是人，是牛鬼蛇神，所以你用任何狠毒的手段對付他們都是理所應當，這就是他們對世界的根本性理解，當時叫做與牛鬼蛇神的鬥爭是整個世界的『綱』，只有『綱舉』才能『目張』。所以世界由兩極構成，一極是無比光明燦爛的紅太陽，代表一切幸福正義的永恆本源，所以要『誓死捍衛』、人人爭當紅衛兵，日日夜夜睜圓眼睛警惕階級敵人攻擊紅太陽；相反的另一極則無比邪惡的牛鬼蛇神，任憑什麼罪大惡極問都不用問只能源於此，地震了也是因爲他。地震了先要批判

鄧小平，天旱吃不上飯先要批判劉少奇林彪，這跟他們有什麼關係，現在看不是滑稽嗎？可在原始思維、文革思維來看，這些因果關聯都是天經地義、不證自明的。

滿天飛的市井傳聞無助於構建民眾理性

鳳凰歷史：造成這種兩極思維的原因是什麼？爲什麼會認爲任何事物都是兩面的？

王毅：你問爲什麼？老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宗教信仰並不是一種精神鴉片，人類曾長期處在蠻荒的生存環境中，因此必須有宗教，必須有信仰。這樣原始人類才能夠進化，才能夠聚焦生命的能量，才能建構一個知識體系和文化體系。宗教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這些不是拍拍腦袋『破四舊』就能去除的。海面上的東西你能夠看到，海底下是看不到的，但是海面下的洋流最關鍵，是最有決定性的東西。看不見的東西，如果看不到、不進行深入的認識，它便會時不時鬧出來。如果沒有理性化的宗教改革，認知的進程不能與人類對自我價值的體認省思結合在一起，不能有啟蒙的洗禮，相反你卻時不時爲政治需要把信仰深層的非理性東西膨脹起來。它能消停嗎？

鳳凰歷史：已經是網際網路時代了，但是把理性思考告訴很多人，他們還是不相信，爲什麼？

王毅：我們現在似乎與文革時的閉塞完全不同了，網際網路上的小道新聞、花邊消息鋪天蓋地。好像這就是享有聯合國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授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了；科技如此昌明下，人們的判斷和行爲理所天然是理性的，哪裡還需要什麼啟蒙、祛魅？

其實這忽視了一個最重要前提，就是在公民社會，社會享有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如此基礎上民族理性得以建立，這些都是以『制度核心信息』的公開爲前提的。看看台灣的大選、阿扁等被訴過程中的那些檢查院程序、民主國家大選時對候選人財產、納稅、助選金是否合法等刨根問底，這個道理就很清楚。而我們的情況卻反過來，越是制度核心信息，則小民百姓就越無權知道，比如連下了台的一個陝西省安監局局長的工資數額，都無論如何也不能讓百姓知道；『唱紅歌』花了納稅人多少血汗？地方財政通過什麼法定程序就可以眼皮不眨一下批准這一大堆花銷？這麼大的財政黑洞將來要給每個地方百姓多大的負擔？權力者輕而易舉就開如此明顯的口子，那麼他是不是又開了其它更多和更隱秘的財政黑洞？等等。這些很常識性的信息都不公開、甚至都不允許朝這個方向想問題，那末靠什麼建立公民理性？而眾所周知，最要緊得的那些制度核心信息，國民就更是無權知曉。如此前提下，那些滿天飛又被百般扭曲了的市井傳聞，對建立民族理性思維能有多大益處？
再加上許多關鍵的政治運作、社會運作中往往不是面向韋伯所說的『祛魅』而是加魅，連薄熙來到北大講個話，造勢者也要竭力把氣氛弄得像毛澤東當年接見紅衛兵一樣神秘崇高、還希望通過網際網路讓舉世都來禮拜，那最終結果就更蠱惑人了，於是不少知識分子也上了『巫魅化』的賊船，這其實種瓜得瓜的必然結果。
鳳凰歷史：很多知識分子，您覺得他們是不清楚這個東西的危害，還是爲了利益？

王毅：現在很多人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實際上這完全是他的吃飯之道，都是利益之道，權力和利益誘惑太大了，超過了人性能夠抗禦的程度了，最終就是怎麼來錢快、來錢多就怎麼說，這還不容易嗎？所以現在的老百姓對有些教授很是看不起。

中國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線還遠未建立

鳳凰歷史：有沒有避免人治，防止重蹈文革式悲劇的可能？

王毅：重慶模式不就是小文革嗎？只不過是沒來得及推廣而已。你說能不能避免，我看還是一半靠大家努力一半聽天命。因爲這個懸劍是我們每個人頭上是非常現實的問題，不一定哪天掉下來，掉下來也有很大可能性，因爲勢能太大，任何個人的努力與它相比都顯得微小。比如那位80歲老先生，對毛澤東發表了點不同意見，韓德強上去就幾巴掌，你說這位老者怎麼想，他是不是很悲涼？我們的教授連中國最基本的人倫都看得狗屎不如，還張口閉口說別人的漢奸，這怎麼會讓人不悲涼。再從法理常識上說，你說因爲別人在你眼裡是『漢奸』，於是你就可以理直氣壯打他、而且永遠要打，可是你要死要活地維護曾經對日本訪華團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說『感謝日軍侵華』的人，那麼你在別人眼裡是不是『漢奸』呢？別人據此是否也有權揍你一頓？教授連這麼點兒法治邏輯都不懂，是不是可悲？所以說，我們民族阻止文革重演的安全底線還根本沒建起來。

但是這悲觀一面之外還有另外的東西，就是中國在『文革』後畢竟向前走了這麼多年，外部對中的影響也很大，所以又確實有『走出歷史三峽』的希望。而於我們每個個體而言，我們應該做能做的事，這樣每個人都有推動社會進步的可能。不管權力的誘惑有多強大，個體儘量把自己的理性和獨立性發掘出來，把它發揚光大，同時儘量在每個點滴之處都給瘋狂的『權力列車』增加點剎車裝置。在這個基礎上促使社會儘量嚮往理性化、向正義進步。現在已經有這樣的可能性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更加努力，還是胡適那句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挑那重擔，走那長路。』

文革運行機理是中國傳統中最骯髒的東西

鳳凰歷史：文革是中國人治的高峰，『中央文革小組』便是這種人治的典型代表，爲什麼文革時期能產生這樣的特殊小組？

王毅：表面上看文革要『破四舊，立四新』。但實際上它深層的運行機理是最陳腐的，實際上這是中國兩千年傳統中很陳舊而且最骯髒、最私慾性的東西。爲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就是因爲『秦制』確立了統治者的權力最大化願望，但它要長久維繫卻很難，有很多客觀制約不讓你一個人絕對壟斷權力、壟斷權力暴利。比如先秦以來貴族的勢力很大，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多世家大族存在，他們對皇權有很大牽制，宰相一般都出身於世家大族，有很深的社會根基，他們並不是做了宰相才有勢力，而是先有非常大勢力，有大量的田產、廣泛的部族人脈、自己的私家軍隊，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很高，政治經濟是一體的。因此他參與政治，皇帝想要在這種情況下專權很難做到、至少要大打折扣。於是這種情況下，他就必須想辦法建立一套制度來保證『乾綱獨斷』（就是秦始皇心儀的那種個人獨裁）。這就是不斷用親信秘書班子來消解常規國家權力對最高統治者的權力約束。從漢武帝開始，歷代的獨裁者都很看重這套手段。爲什麼獨裁必須要通過這種制度操作來實現？因爲通過詭詐的陰謀手段偶爾能成功，但卻不可能保證充分可靠的結果。

鳳凰歷史：我們看過一個說法，就是這種個人獨裁或個人專權是通過王安石的變法實現的，在宋神宗之前，皇帝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但宋徽宗就特別明顯，沒有人能管得住他。

王毅：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時代，五代宋以前，貴族有相對獨立於皇權的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力量，所以這個階層在整個社會格局的天平里權重很大，但是以後這個傳統就被剷除乾淨。像歐陽修家裡窮的飯都吃不上，但是他可以通過科舉，一層一層爬上權力的高位，這個制度把『樓梯』修好了，爲什麼要修這個『樓梯』呢？因爲宋代以後的統治者有一個非常自覺的認識，就是再也不能讓那些軍閥貴族染指最高權力，三天兩頭把皇帝換了，作爲一個權力者來講，他不能容忍。那麼皇帝要掌握和運作國家權力，就必須要有一套手段把下層精英選拔上來；反過來說，允許你作爲精英而出人頭地，前提是決不允許你再有以前貴族那種對最高權力的制衡力量，而是要儘量爲最高權力效忠服務，宋代以後越來越如此，所以【紅樓夢】中賴嬤嬤的一句話說得最到位，就是你雖然已經是爲官爲宦了，但心裡要時刻明白你是天生的『奴才秧子』，所以『你（若）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

其實皇帝日益壟斷權力、其它階層只能日益依附於皇權，這個趨勢在宋代以前很久就開始了。比如漢代初年的宰相權力很大，到了漢武帝就感到這樣格局下自己不能充分專權，於是他就想辦法讓以前的宰相百官成爲外朝制度，而核心機密則由親信侍從擔任的『內朝官』來掌握，就是尚書以及後來的尚書省等。到了尚書成了真正的宰相而掌握大權，皇帝又不能放心和容忍了，所以要有『中書』和『中書省』來抵銷它；再到南北朝，這時尚書省、中書省都已經成爲正式的宰相衙門，於是又要提拔一批皇帝的個人親信作『中書舍人』，作爲掌握皇帝身邊核心機密和實際大權的內朝秘書班子，來對付尚書省、中書省。再比如唐代，宰相辦公的地方在皇城南面的正門之外，名叫『南衙』，皇帝爲對付其制約就找一批社會地位很低但進取心很強野心很大、又有相當學識的人，讓他們進入宮廷，呆在皇宮的北門，稱爲『北門學士』，成爲皇帝（包括武則天）的私人秘書班底，專門研究怎麼對付『南衙』，皇帝給他們很高的權位，讓他們死心塌地效忠，成爲殘酷血腥權力角逐中的馬前卒。這一套方法從漢武帝時候就開始用，到唐代就很成熟了。到明代時，擁有最高權力的皇帝懶得管朝政，最高權力交到效忠的士大夫手裡仍不放心，所以要由宦官來行使，讓司禮監太監替代理皇帝掌管軍政，東廠西廠還不夠，還要加內刑廠。軍隊到最遠的地方，說了算的還是從宦官體系派出的監軍。國家最大的商業鋪號、利潤最大的產業都是宦官掌管或者宦官勢力可以壓在戶部上面。總而言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特務、警察等所有大權，要高度一體化地儘量由最高權力者卵翼下的絕對效忠者（『天子私人』）來掌控、而不是由制度化的行政部門來掌控，這是中國制度史上一個非常突出的線索。所以這樣一朝接一朝，世世代代積累下來必然深刻影響後世：文革要打到政治局、書記處等體制化的『劉鄧黑線』、『獨立王國』，樹立紅太陽的『絕對權威』，靠什麼制度手段才能實現這個私慾？辦法只有老一套，即網羅那些地位較低又充滿野心、不惜用任何卑劣手段破壞制度規則的人，讓他們組成掌握核心機密的親信秘書班子，來作爲權力角逐中出頭露狠的馬前卒。『中央文革小組』的出現、以及它驟然就能勢焰遮天、它必須由江青操盤、它所以像惡犬一樣歹毒兇狠等等，所有這些全都是出於這麼一個簡單道理--所以說『破舊立新』旗號下面，其實是最陳舊、包含最可鄙私慾的那套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