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 （7）

  : 檔案春秋

其實，當時『譯本之流行，報章之傳布，上至於奏定之章程、欽頒之諭旨，所用新名詞既數見而不鮮，又烏得從而禁之』？這的確是事實，清季筆記中頗有張之洞不喜新名詞而無意中仍用新名詞之說，論者多已引述，此不贅。實際的事例也有，張所擬訂的湖北存古學堂關於『外國史』課程的安排便曰，『先講近百年來之大事，漸次及於近古、上古，使知時局變遷之所趨』（註：張之洞：【咨學部錄送湖北存古學堂課表章程】（光緒三十三年），【張文襄公全集】2冊，928頁。）。這裡對歷史以近古、上古等分段，大概即是來自教科書譯本的新知（註：所謂上古、中古、下古『三古』之說淵源甚早，乾嘉學者也常用『上古』一詞，然其含義與日本教科書所謂『上古』、『近古』等頗不同。）。故高鳳謙以爲，『平心言之，新名詞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習用，必從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學者不用新名詞，可也；必以責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謀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設學堂，學堂不能不教科學，教科學不能不用新名詞』，實無法禁。況且，就連『國粹』和『新名詞』本身也是新名詞呢！
前引許之衡論『文學』之改良『宜適晚近』時已指出，若字字返古，便與文字進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礙滋多，他並具體舉例說，『釋詞之學，用王氏引之，不若用馬氏建中爲尤允。馬氏兼通中西，王氏則但通古訓，兩者相較，不若後者居勝』（註：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1年6期。）。許氏本認爲章太炎之反孔也受日本影響（詳後），這裡針對的『字字返之古義』正有所指；不過他也明確了『不必效東瀛文體』的態度，而提出以『兼通中西』的【馬氏文通】爲依據。既然日本也不過是在學西方的路上先走一步，這些身居上海而不喜『東瀛文體』之人自可尋找更正宗的西方思想資源。
許之衡的建議提示著清季中國思想界一個隱伏較深也更複雜的思慮，即直接效法歐美還是接受日本人轉手的『西方』。在文體方面，像嚴復這樣的留學歐洲者曾長期與日本對西方術語的譯法做鬥爭，而主要在上海通過日本人接受西學的王國維則相當讚賞日本『新學語』。王氏看到了前引趙啟霖關於新舊學與其表述方式共生並存的同樣問題，然其態度恰反之；他強調新學語的輸入不僅是語彙的擴大，更重要的是思想方式的變更，其言外之意實即主張國人的思想正應通過新學語的輸入而改變。與同時的其他人相比，王國維的主張在很多方面都有相當獨特之處，值得稍詳細地引述。
清季一般偏向於新名詞的一方多視語言文字爲工具，蓋工具則相對無足輕重而可以更改之。王氏卻不然，他認爲，『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以爲准。觀其言語，而國民之思想可知矣』。正因爲『國民之性質各有所特長，其思想所造之處各異，故其言語或繁於此而簡於彼、或精於甲而疏於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國猶然，況其稍有軒輊者乎。』中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註：本段及以下數段引文，見王國維著【論新學語之輸入】（1905年），載【靜庵文集】，收入【王國維遺書】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97-100頁。）。
從歷史看，中國人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的爲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於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夫戰國議論之盛，不下於印度六哲學派及希臘詭辯學派之時代』，然印度抽象出因明學，希臘抽象出名學；『而在中國，則惠施、公孫龍等所謂名家者流，徒騁詭辯耳，其於辯論思想之法則，固彼等之所不論，而亦其所不欲論者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csiousness之地位也。況於我國夙無之學，言語之不足用，豈待論哉』！
若抽象太過，則可能『泥於名而遠於實，此歐洲中世學術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學者猶或不免焉』。然缺乏抽象力者，『則用其實而不知其名，其實亦遂漠然無所依，而不能爲吾人研究之對象』。這是因爲，『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於實；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實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無名者，實不便於吾人之思索。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乎，則雖在閉關獨立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VV而入中國，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而兩種不同文化的接觸，常能凸顯言語之不足：『周秦之言語，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語，至翻譯西籍時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獨兩國民之言語間有廣狹精粗之異焉而已，國民之性質各有所特長，其思想所造之處各異』，故其言語之繁簡精疏有別。
因此，『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既然言語是思想之代表，『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學術之輸入限於形而下學之方面，故雖有新字新語，於文學上尚未有顯著之影響也。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於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爲之中間之驛騎。於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國固無事於新奇之語也。至於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治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無以創造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