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內經】問世時間之爭成因

    【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自晉代皇甫謐以來，就一直是一個聚訟不休、見仁見智的學術公案，至今尚未取得統一的認識。總括起來大致有四種說法，除成書於黃帝時代外，還有『戰國說』、『漢代說』、『非一時一人說』，但都沒有得到公認。究其原因，筆者以爲是將【內經】各篇的寫作年代與【內經】一書的成書年代混爲一談的緣故。

    有人說：寫作年代與成書年代是一個十分淺顯的問題，自古至今這麼多大家學者還能混淆麼？

    誠然，對今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但要明白漢代甚至是六朝以前（也就是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一本書的寫作年代和成書年代，卻是一個需要花費許多筆墨才能說清楚的大問題。

    【內經】書名或爲劉向父子所定

    詳【黃帝內經】一名，見於【漢書•藝文志】。班固撰寫的【藝文志】，乃是根據西漢末年劉歆的【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漢書•藝文志】），也就是『因【七略】之辭，爲【漢書•藝文志】』（【七錄序】），而劉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劉向【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而成的。換言之，【黃帝內經】的書名最早見於【別錄】、【七略】，比此更早的記載至今未見。那麼，【黃帝內經】之名，是不是劉向父子所定的呢？

    劉向校書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是說劉向父子除了廣備眾本、校讎訛誤等相對簡單的校勘工作外，還進行了條次篇目、厘定部類、敘述源流等『辨彰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工作。

    此外，後人（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蔣元卿【校讎學史】、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等）根據【別錄】、【七略】的佚文，發現『定立書名』也是劉向父子校書時的一項重要任務。證之歷史，也確乎如此。

    漢代以前的書籍，大都既無篇名，也無書名。余嘉錫先生曾說：『古人著書，既不題撰人，又不自署書名。後之傳錄其書者，知其出於某家之學，則題爲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古書通例•敘劉向之校讎編次】）『古書書名，本非作者所自題。後人既爲之編次成書，知其爲某家之學，則題其氏若名以爲識別；無名氏者，乃約書中之意義以爲之名。所傳之本多寡不一，編次者亦不一，則其書名不能盡同。劉向校書之時，乃斟酌義例以題其書。』（【古書通例•漢志著錄之書名異同及別本單行】）

    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更明確指出：『劉向於【素問】之外，復得黃帝醫經若干篇，於是別其純駁，以其純者，合【素問】編之，爲【內經】十八卷。其餘則爲【外經】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

    既然『【內經】，劉向編【七略】時已有之』（杭世駿【質疑】），且其書名很可能出自劉向父子之手訂，那麼，劉向校書具體在什麼時間呢？

    根據【漢書•成帝紀】記載，河平三年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這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

    很顯然，校書開始於河平三年（前26年），當時劉向五十來歲，他『年七十二卒』，死的時候這項工作已經進行了20多年（應劭【風俗通義】：『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尚未完成，由兒子劉歆『卒父前業』（【漢書•楚元王傳】），這已是哀帝時候的事了。

    哀帝劉欣在位時間很短：公元前6年～公元前2年。以劉欣駕崩之年算，劉向父子校書時間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間。

    名篇語言分屬不同時代

    又有人說：劉向有可能是根據『中』（國家藏書，包括天府、石渠閣、天祿閣、蘭台、石室、延閣乃至太常、太史等處的藏書）、『外』（某些官員和民間的私人藏書）圖書中已有的【黃帝內經】一書爲底本進行校勘的，【內經】成書年代或在劉向校書之前。

    這確實是一個暫時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如果【別錄】、【七略】沒有亡佚的話，相信劉向父子在『書錄』中會有明確交代的。

    不過，從現存七八篇劉向所寫的『書錄』（【戰國策書錄】、【晏子書錄】、【孫卿子書錄】、【管子書錄】、【列子書錄】、【韓非子書錄】、【鄧析子書錄】等）來看，在當時書寫條件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書籍大多是單篇流傳的，很少有如後世完整的某一部書存在。

    簡言之，劉向校書時，世上存有若干散亂的以黃帝與諸臣子問答爲形式的醫學篇章，這些篇章都是單篇別行，是由劉向、李柱國搜集、清理、刪重、分類、校勘之後，編訂爲【黃帝內經】一書。因此，將【內經】成書年代的下限定爲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間，當非孟浪之舉，亦非無稽之談。

    明確了【內經】成爲真正意義上的一部完整書籍的下限，那麼影響甚巨的『非一時之言』、『亦非一人之手』之說，說的則是【內經】各篇的寫作年代，而非其成書年代。

    姚際恆曾云：『其中言黔首，又【藏氣法時】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當是秦人作。又有言歲甲子、言寅時，則又漢後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論也。』（【古今偽書考】）簡單而直接地說，【內經】中的篇章，有的寫於先秦，有的作於秦漢之際，有的出於西漢人之手。

    不僅如此，有的篇目，『雖不實出黃、岐之世，要亦去先王未遠時人祖述黃、岐遺意而作』（周木【素問糾略序】），『其言雖不盡出於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明•程敏政【新安文獻集•運氣說】引宋代王炎語），『其文不必盡古，而其法則出於古也』（黃省曾【五嶽山人集•內經注辨序】）。

    具體地說，因爲古代書籍經歷了由口傳心授到文字記錄的演變過程，【內經】中有的篇章可能源於自黃帝時代起就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內容，只是形成文字的時間是在戰國或以後：『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奇】之屬，蓋必有粗得其遺言之仿佛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朱熹【古史餘論】）『和、扁諸神醫，必有傳於岐黃真諦，而後能彰起死回生之術。則岐黃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乎後世者，而後人附會之，以成是書。』（祝文彥【慶符堂集】）

    正如首倡『非一時一人說』的呂復所云：『大略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九靈山房集•滄州翁傳】）也就是說，【內經】雖非黃帝之所作，但保留有黃帝時代的微言大義，這也是本文將【內經】的成書年代與各篇的寫作年代區分開來的意義之所在。

    今本【內經】寫作延及唐宋

    當然，今本【內經】一書在流傳過程中，幾經散佚和整理，已非劉向定本之原貌。元代劉駰曾云：『夫【內經】十八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則程、邵兩夫子皆以爲戰國出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朱墨之舊矣。』（【內經類編序】）簡單地說，『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遺一』（【神農本草經集注•序】），特別是『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隋書•牛弘傳】），劉向父子讎校之【內經】，也難逃厄運。

    所以在【素問•靈蘭秘典論】有『中正』和『州都』這樣的曹魏以後才有的官名，說明此篇可能是東漢之人的補亡之作。特別是【素問】第七卷晉代已亡，王冰注釋【素問】時，『於先生郭子齋堂，受得先師張公秘本』而補入，也就是通常所謂的『運氣七篇大論』。而【刺法論】、【本病論】兩個『遺篇』，則是王冰以後人所託而作。但不論如何，均改變不了今本【內經】主體成編時間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間的歷史事實。

    至於自古至今的學者，從文字音韻、天文曆法、避諱、五臟配五行等各個方面進行的所謂【內經】成書年代的研究，實際上說的都是【內經】各篇的寫作年代，而今本【內經】的寫作年代，則是經歷了岐黃時代發其端，一直延伸到王冰之後的唐宋人的漫長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