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時期的朱熹在學習儒學經典之外,對佛、道兩家的學說(尤其是佛學)也涉獵較廣。他說:『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朱子語類】卷一百四)朱熹三十一歲時,正式拜李侗爲師,其思想也完全轉向了儒學。不過,朱熹曾『出入於釋、老』的這段經歷,使得他的學術思想體系中既有本著儒學本位的道統觀念而產生的對佛、老『異端』的排抵和批判,也有於自覺不自覺中對佛、老思想的借鑑與吸收,爲其哲學體系的邏輯建構、思辨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資源。而其禮學,則主要是被當作了批判佛老之學的重要理論武器。
朱熹曾引述程頤對佛學之於儒學義理的危害的批評,道:『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辟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孟子集注】卷六)程、朱都認爲佛禪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道理的,但正是因爲其『近理』,所以又更具誘惑性、欺騙性,對人們於儒家義理的理解也就妨害更甚。朱熹指出,儒家學說之所以與佛、老不同,就在於正統儒家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其中既蘊含著『合乎義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與實踐智慧,也蘊含著極爲深沉的德性。佛、老則多流於義理的玄談,卻無處著實。
朱熹在與廖子晦的一封書信里,又進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釋兩家這一差別的認識論根源:儒家重漸進之學,其『窮神知化』『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極度自由境界乃是緣於真積力久的修養習煉而『豁然貫通』的結果,主要體現爲一種下學而上達的道德修養功夫;佛家禪學重頓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來喻』的認知境界,雖然也強調『豁然貫通』,但並不曾如此實下功夫,其實質是上達而下學。所以,儒家在人倫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復禮』,踐履人之良知良能,於細微點滴處體貼天理、分別道心人心,以煉養心性。佛禪雖然也注重這方面的修養,但並不曾落到實處,自然難以探及心性本原,從而與『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的儒家學說無法比擬。概言之,儒、釋兩家所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認知路徑,這便是造成兩者理論差異的重要原因。
在朱熹看來,這一差異的實質則體現在了儒家禮學的實踐特性與實踐活動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復得禮也』,『下梢必墮於空寂』,而『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爲主』,因此『不失其則』(【朱子語類】卷四十一)。但事實上,佛學對朱子哲學的影響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學思維方式、哲學體系的邏輯建構以及本體論、心性論等哲學範疇的認識方面都對佛禪有較大程度的吸收借鑑。但這種吸收與借鑑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如上述關於心性修養的討論,他便是在批評佛學因爲缺失了禮這一『自然底規矩準繩』,所以才流於空疏。而儒家『克己復禮』的禮學倫理思想則可藉助禮的現實規定性,使人們有實實在在的準繩可依,『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並由此下學處上達天理,實現禮樂教化的終極目標。
同樣,朱熹對老莊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論、修養論等方面的批評也多落腳於此。在這一點上,他可以說是將佛、道基本視爲了一體。如他常將佛、道並說:『又須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多廣大處,都收拾做實處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聖人說個本體如此,待做處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都是,緣他本體充滿周足。』(【朱子語類】卷六十三)不過,他亦認爲佛、道之間對於禮樂之『道』有著認識上的高低之分。如他與弟子討論【中庸】之『道』與佛、老之謂『道』的區別時,即指出:『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卻理會得,又不肯去做。……然其才亦盡高,正所謂「知者過之」。』(同上)【中庸】爲儒家禮學中至爲重要的文獻,中庸之『道』同時也就構成了禮學義理體系的核心範疇。朱熹常以這一儒家禮學範疇所蘊涵的本體論、心性論、方法論與佛、老之『道』的相關內涵作參證比較,並以禮學的實踐性作爲儒學的理論武器來批評佛、老之『道』的虛無性。而在這一段話中,朱熹不僅將佛、道視同一體加以批判,同時也以儒家之『道』的『費隱』特性爲判斷依據對兩者作了一番比較,認爲以老莊爲代表的道家雖『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著落』,相比佛家『理會不得』禮樂之道要更爲高明;然而老莊卻屬『智者過之』,亦猶佛禪之『不及』,相對於儒學而言,同樣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佛、道二教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到了宋代,已是『老觀、佛寺遍滿天下』,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在這個過程中,兩教均有不同程度的儒學化傾向,而儒學同樣受到了二者的影響,但批判佛、道『異端』以維繫道統仍是其最根本的立場。朱熹以禮學對佛、道哲學體系展開的批判,則不僅表明了他抵排佛老以推尊儒學的基本態度,亦充分體現出了禮學在其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生活哲學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