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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啟蒙]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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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天道化 發表於 2016-7-29 08:0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少年從文,揮斥方遒,鑽研學術,尋覓真知;後轉史學,孜孜以求,另闢蹊徑,敢爲人先。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章開沅曾言:我一生在學術上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並把國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國;二是讓國際教會大學史研究走進中國,又讓中國的研究走向世界。

2014年4月,章開沅於華中師範大學光榮退休,無銜一身輕。從此,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潛心於自己的學術研究。

時空迴轉到1937年底,中國大陸戰火紛飛,年僅11歲的章開沅跟隨家人,匯入因戰爭而被迫逃亡的人流,擠上了西行的輪船。這個懷揣文學夢的懵懂少年未曾想到:幾十年後,自己會成爲一名歷史學家。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開拓者的足跡】

夢想

少年的夢,文學的夢。

上小學時,章開沅就表現出非同一般的寫作天賦,他的多位國文教師均是來自平津地區高校的愛國青年,常引導學生關注現實,心繫國家,布置作文多以致華北前線抗日將士書給綏遠全體將士致敬書等爲題。

其間,章開沅寫過一篇【馬的故事】,老師十分欣賞,代投到【皖江日報】。

文章發表了。家中長輩得知後興奮異常,覺得章家出了個小作家。章開沅也甚是得意,從此在心底播下了一顆文學的種子。

逃難至川後,章開沅考入國立九中,靠政府貸金求學。學校的辦學條件簡陋,卻不乏高人。

數十年過去了,章開沅仍然記得那位有著燕趙慷慨悲歌之氣概的姚述隱老師。他講【桃花源記】,引得一幫少年動輒上山尋找秘境;他講馬致遠,同學們旋即就能進入枯藤老樹昏鴉的暮景;他講辛棄疾,大家何處望神州的悲情頓時燃起。

朱金聲老師則極富才華,不但課講得好,還願意用心品評學生們寫的文章。章開沅曾花力氣寫了一篇【春的禮讚】,朱老師當面品評:文章詞彙豐富,遣詞造句講究,但有點唯美,過於追求辭藻的華麗。

這樣的點撥引導章開沅思考爲文之道,朦朦朧朧意識到好文筆跟辭藻堆砌不能畫等號。

但是,一心想做文學家的章開沅,卻因文惹禍。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加強了對學校的控制。高三時,他寫了一篇周記,名曰【鴿鈴】。

鴿鈴,就是綁在鴿子腿上的哨子。在周記中,章開沅在簡單描寫了藍天白雲,鴿子飛過,鈴聲繚繞,清脆悅耳之後,便發出一通魯迅式的感嘆,說這悅耳的鴿鈴驚醒了紳士們的夢,他們拿起竹竿,敲鑼打鼓地轟趕。但是在藍天之上,白鴿飛翔如故,鈴聲也繚繞依舊。

【鴿鈴】被教導主任看到之後,成爲章開沅思想不純的鐵證。結果,雖然他成績優秀,但高中未能畢業,就被九中開除了。

之後,章開沅考入一所會計學校,再度被開除,隨後在一艘運輸船上當水手,後來又在一個倉庫當過抄寫員。再後來,受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的感召,加入了青年遠征軍。

無論遭遇多少艱難困苦,章開沅始終沒放棄自己的文學夢。在川江流浪時,他覺得自己的經歷很像高爾基,便認真地觀察身邊的船夫。在倉庫當抄寫員時,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到住處,還勤於練筆。即使入伍當兵之後,他也寫了一些反映軍營生活的小散文,並積極向團刊投稿。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係試析】

衛星

抗戰結束後,章開沅退伍了。按照【志願從軍學生學業優待辦法】,入伍前達到高中畢業水平的青年軍,退伍後可以免試上大學,學校由自己選擇。

於是,章開沅選擇了金陵大學的農業經濟系。筆者曾經問他:您不是懷抱文學夢嗎?爲什麼沒有選擇文學院?

章開沅笑道:我那時候心高氣浮,並不覺得文學創作需要專門學習,總認爲在業餘創作就行了。他還說,魯迅曾告誡他的兒子:不要做空頭文學家。

入學之後有一個摸底考試,以最終確定就讀專業。結果,章開沅未能如願進入農經系,而被分到了歷史系。後來聽說,歷史系看中他是因爲其語文成績比較好。

就這樣,多少有些偶然,章開沅跟歷史學連在了一起。

畢竟,文史不分家。在認真學習歷史學的同時,章開沅繼續做著自己的文學夢。他曾一度痴迷印第安文學,而這一興趣,得到了極爲開明的貝德士老師的支持,並想辦法幫他辦理美國新聞處和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借書證。

章開沅對印第安文學的迷戀很快激起了層層漣漪。入學後不久,他就加入了一個進步學生社團爝火團契。社團辦了一份牆報,名曰天南星,章開沅是主要撰稿人。

團契負責人給章開沅取了一個很好的筆名:文封湘文對章,封對開,湘對沅。他一直記得,當時自己在牆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有兩篇影響比較大。一篇是時評,【漫話金圓券】;一篇是詩歌,【火車拋錨】。

【火車拋錨】是一首很長的政治諷刺詩,格律模仿自一首古老的印第安歌謠【大白翅】。這首詩歌帖出去之後很受歡迎,甚至流傳到校外,有音樂系的同學準備爲它譜曲。

由於形勢越來越緊張,章開沅大學未畢業就離開了南京,投奔到了解放區。到達許昌之後,聽說中原大學正在招生,而校長是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於是,他進入中原大學繼續深造。

初建階段的中原大學,尚未按照正規大學一樣分院系,帶有培訓性質。結業之後,很多人奔赴前線,投身解放戰爭之中。章開沅也躍躍欲試,一心想上戰場。他盤算著,自己有過青年軍的經歷,接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因此上戰場是有優勢的。即使不衝鋒陷陣,起碼也能做一個雷馬克式的戰地記者,騎馬挎槍,穿梭於槍林彈雨之中,撰寫出高水平的戰場報告。

但是受訓期間,章開沅辦過一期引起全校重視的好牆報,校領導看中了他的理論水平。爲配合將來辦好新型大學,他在結業後被安排留校工作,分到了政治研究室。

武漢解放之後,隨中原大學南下武漢,章開沅被安排在中原大學教育學院工作。其後,教育學院與華中大學合併,改建成華中師範學院。

章開沅便在這所學校工作了一輩子。

參加工作之初,章開沅結合教學,開展了一些研究,很快嶄露頭角。直到20世紀50年代,他才開始發願研究辛亥革命。其機緣,可以說也有些偶然。

1954年秋,民主德國歷史學者貝喜發博士專程到武漢調查研究辛亥革命,章開沅被指派參與接待工作。此事對他觸動很大,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到武漢來研究辛亥革命,而常年住在武漢的中國學者卻不大關心,實在有點難以言說。

於是,章開沅決心研究辛亥革命。

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各行各業競放衛星。章開沅說:要放,我就放一個大的。他要在武漢召開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這顆衛星是這樣上天的:先找歷史系領導談;系領導認可後,向學校領導匯報;學校領導認爲不錯,馬上向湖北省委宣傳部匯報(當時高校由省委宣傳部管);湖北省委宣傳部覺得不錯,責成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負責此事。

經過緊張籌備,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隆重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學術界的交流比較少,不要說跨地區的,就是跨校的交流都不多。因此,在自然災害異常嚴重的1961年,能在武漢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實乃空前之舉。

這是第一場以歷史事件爲主題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老革命家吳玉章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一開頭就強調:利用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周年紀念來進行學術活動,是推進學術研究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顆衛星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章開沅的學術生涯中更是濃墨重彩的一筆。他提交給會議的論文【從辛亥革命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被【新華文摘】全文刊登;會上學者們對張謇的熱烈討論,使他決心投身於對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而吳玉章希望將來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問世的想法,也在他心裡埋下了種子。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九旬章開沅學者能達到的境界 跟他的純真大有關係

【辛亥革命史】

大作

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會議之後,章開沅一頭扎進了張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調到全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一邊搜集、整理北洋時期的文史資料,一邊研究張謇。在此期間,他完成了【張謇傳稿】的寫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沒多久,稿子被寄了回來,裡面貼滿了籤條,都是提醒作者,對張謇的評價太高了,需要加強批判。

章開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於整本書都要被推翻。他感覺沒法改,於是把稿子收了起來。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

1974年,章開沅被借調到【歷史研究】編輯部。一年後離開編輯部時,人民出版社的編輯、老友林言椒爲他踐行。席間,林言椒建議章開沅主持編寫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

章開沅的腦海中馬上浮現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吳玉章關於將來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講話,於是應承下來。

那時,文革尚未結束,從事研究,依然要三結合,即黨支部、工農兵、專業人員相結合才能寫作,否則沒有合法性。

黨支部的問題好解決。當時,華師的領導機構是革委會和臨時黨委,本校教師能主持編寫一套由國家級出版社出面組織的著作,黨委書記爲此感到高興,表示將鼎力支持。

工農兵的問題卻有些棘手。不是找不到工農兵,而是此前的經歷讓章開沅明白,工農兵理論工作者的寫作水平往往不盡人意。他們進來了之後該如何開展研究?果然,後來找到了一些工人,雖然大家幹勁十足,但所寫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甚至連修改的餘地都沒有,最後只好推翻重寫。

1979年秋,初稿接近完成。這時,章開沅和編寫組的另一位學者蕭致治受美國學術界邀請,前往大洋彼岸進行學術交流。

這次出訪讓他們後來的編寫工作受益匪淺。國內文革肆虐,境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卻迅速發展,並大大拉開了國內外之間的差距。

正是通過這次出訪,編寫組不僅親眼看到了差距,而且還初步明確了應從哪些方面儘快縮短差距,同時也搜集了許多重要資料、信息及有代表性的學術著作。定稿過程中,他們充分利用這些成果,進一步拓展了國際視野、提升了學術水準。

1981年,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與會學者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三卷印製精美的【辛亥革命史】,封面上的書名由宋慶齡親自題寫。這是中國學界第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海外學者譽其爲最能代表中國大陸研究水平與趨向的學術成果。

20世紀80年代以後,章開沅一面繼續在辛亥革命史領域精耕深研,一面不斷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彼時,現代化理論風生水起,他主持編寫了一套中外近代化比較研究叢書,其中有一冊,是他自己撰寫的【離異與回歸】。

【離異與回歸】從文化的角度,解析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章開沅此時已擔任華師校長,政務纏身。這本著作都是他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時間(他自稱爲做學問的黃金時間)寫出來的。後來,【離異與回歸】在國內不斷被重版,還被翻譯成多國文字。

20世紀80年代中期,章開沅在大陸率先涉足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他曾經笑言:我一生在學術上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並把國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國;二是讓國際教會大學史研究走進中國,又讓中國的研究走向世界。

不過,在研究教會大學的過程中,章開沅還偶然捲入了一樁公案。

爲了深入研究教會大學史,1988年,章開沅赴耶魯神學院圖書館檢索中國教會大學的檔案全宗。

工作開始不久,章開沅就發現館內保存著貝德士博士的個人專檔。看到自己老師的文獻,學生自然有了濃厚的興趣。於是,他花了好幾天時間,專門瀏覽了這些卷宗。

出乎意料的是,貝德士的個人專檔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殺的原始資料。

原來,南京淪陷之後,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參與保護中國難民,抗議日軍暴行,並親眼見證了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那時,留在南京城裡的外國人成立了一個組織,叫作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貝德士是這個委員會的最後一任主席。因此,該會的往來公文以及許多成員的私人信件、日記、文稿、備忘錄等,都由他保管。

20世紀50年代返美時,貝德士將這批文獻帶回,成爲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的藏品。

粗粗瀏覽後,章開沅便認識到,貝德士保留的文獻是研究南京大屠殺最寶貴的原始資料。就這樣,他又投身於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之中,相繼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南京:1937.111938.5】【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從耶魯到東京:爲南京大屠殺取證】等專著。

真知

章開沅治學圓融通達,既強調獨尋真知,也提倡參與史學。據他講,史學家的參與,主要是研究中的移情,設身處地地進入到研究對象的時代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歷史。當然,史學家的參與,也包含爲當今社會服務的一面。他一直都非常願意貢獻自己的智慧,爲社會的發展提供借鑑。

章開沅對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針砭,廣爲人知。其實,這是他參與史學的組成部分。到過武漢的人大概都知道,這座城市的精神是敢爲人先,追求卓越。

但是,鮮有人知,這一城市精神的確立,有章開沅的一份功勞。20世紀90年代,有人提出,辛亥革命的首義發生在武漢,那麼,首義精神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

很多人參與了這次討論,章開沅提出,首義精神,乃是敢爲天下先的精神。他的這一提法,被湖北當局採納,其後,便有了敢爲人先,追求卓越這擲地有聲的八個大字。

與參與史學一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章開沅在研究中所表現出的人文關懷。這種關懷,在他所從事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中,體現得尤其明顯。

章開沅的日本朋友田中正俊,在其所撰【戰爭科學人】一書的扉頁上印了一首小詩(作者是一個無名的日本學生兵)

爲什麼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傷。爲什麼別國人的死,只有別國人悲傷。爲什麼人類不能共歡樂,共悲傷?

章開沅對這首小詩特別鍾愛,在多篇文章中反覆引用,並在有關講座中反覆提及。

這首憂傷的小詩,表現了一個正在走向戰場也是走向死亡的日本學生兵,對人類相殘的厭惡和對人類能夠同歡樂、共悲傷的嚮往。這正是章開沅所嚮往的,雖然,他對現實社會有很多不滿,但卻依然滿懷希望,對於人類的未來,也同樣樂觀。

在主持編撰【辛亥革命史】期間,通過申報審批,章開沅在華中師範學院歷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擴建爲歷史研究所。20世紀90年代,更名爲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經過幾十年精心打造,這個研究所已成爲享譽學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機構。

章開沅總結,培育、經營好一個研究所,必須有一個頭,一副肩,一雙腿。

有一個頭,意味著有思想、有理念、有戰略眼光。要不然,在學術的大棋局中,研究所處於什麼位置,自己都鬧不明白,就無法準確定位,更不要談做大做強。

有一副肩,意味著有擔當。一個研究機構,若不能在學術研究上有一些領導潮流的舉措,是很難做好的。領導潮流,在很多時候意味著風險。沒有一副鐵肩,不能勇於擔當,害怕冒風險,就不可能領導潮流。作爲研究機構的領導者,有一副鐵肩,還意味著要爲同仁創造一個寬鬆的、能獨立進行學術研究的環境。

有一雙腿,意味著勤於走動。在章開沅看來,學術帶頭人的腿,應該走一線,走基層。走一線就是衝鋒陷陣,自己帶頭干,發現材料,開拓領域,帶著大家干。而他所說的腿勤,還有另一方面,即要勤於發現人才,求賢若渴。

當被問及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有沒有什麼危機時,章開沅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的危機,是圍著項目轉。他接著指出,這也是整個學術界的危機。

章開沅說,做學問的最佳精神狀態,就兩個字,一個是虛,一個是靜。

虛即虛空,腦中沒有絲毫雜念,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羈絆,沒有項目,沒有考核,甚至於沒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論知識,將自己完全放空。靜即寧靜,不生活在熱鬧場中,才能寧靜;心不爲外界誘惑所動,才能寧靜。

能虛能靜,方能神遊萬古,心神專一,思慮清明。虛靜的學者,在旁人看來,可能是發瘋了,痴呆了,入迷了,但這確實是做學問的最佳狀態。

虛靜的學者,是純真的學者。越虛越靜,純真度越高。章開沅說,一個學者最終能達到什麼樣的境界,開創什麼樣的局面,跟他的純真度大有關係。

章開沅,1926年出生於安徽蕪湖,曾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在辛亥革命、中國資產階級、中國教會大學、南京大屠殺等研究領域都有開創性的學術貢獻。其深厚學養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是中國近代史學的領軍人物。論著豐厚,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等。曾先後四次請辭資深教授頭銜,並終於在2014年4月完成夙願,成爲中國社科界辭去資深教授頭銜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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