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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古代中國官修史書的流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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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思凝 發表於 2011-6-22 08:5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光明網
這對那些阿諛奉承之士或許是一個機會,但對那些直筆良史來說卻是一個痛苦的抉擇。當時之史館已非唐初所能比,秉筆直書、不隱善惡被人稱為『務於華而忘其實,弱於詞而棄理』;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則被視為有偏激情緒,專論『朝廷得失』。連那些由科舉入主翰林史職的人,如明朝的焦肱竟因『性復悚直』,將對朝廷的不滿付之於言論被解除了史職。而像明朝談遷那樣,苦心積慮幾十年編成一書又非常人所能忍受。讀書人幾乎失去了選擇的餘地,百般無奈之中只有放棄文人的清高和史家的獨立去依附政治了。   
         
    『一切唯上』的修史規矩  

    從史學發展來看,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受到人們的讚譽。唐後,正史為各代史館專修,這種讚美之聲卻不多見了。原因很簡單:史館所修的正史已成了只說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樣文章了。這種做法雖然與司馬遷的本意大相逕庭,但卻因能體現君主思想和監修意圖而被歷代史館奉為信條。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一切唯上統治了史館的所有修史領域。  
    第一,限定修史範圍。史館修史任務中以國史修撰最為責任重大,而國史的主要史料來源就是起居注和時政記。這類史冊原本為史官專事記錄,待皇帝死後再編為國史。史官的這種特權是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的。但自史館建立之後,史官的特權卻受到了帝王和史館的雙重干預。無論唐太宗、明太祖還是其他帝王,表面上都贊成史官『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可是,一旦史官真的秉筆直書了,帝王們又心虛得很,再三提醒史官要『不書吾惡,記朕功業』,並直言要史官改刪不利於自己的歷史記錄。而史館監修則索性以防史料外泄為由,把起居注等編撰權抓到了自己的手中。史官剛一提筆,就有如此眾多的提醒,又如何以個性馳騁於史學天地?  
    第二,裁決史料取捨。史料取捨原是史官修史的一項基本功,但自從監修們在史館內提倡忠君為上以及以政治取士的思想後,史料取捨變變成了氣味很濃的政治活動了。例如唐修晉史時社會上尚有18家晉書的本子,但到了【晉書】修成時,民間已見不到這些本子了。清修【四庫全書】征書12000余種,但到修成時約近萬種書籍被悄悄處理了。被毀掉的史書當然是因為『毀譽任意,傳聞異辭』,與史館的一切唯上有『牴觸之處』。這其中有些消失可能屬於史家正常消化史料。宋朝司馬光修成【通鑑】時竟銷化了整兩書屋的史料。但這種正常消失裏還是包含了必然的非正常消失史料的因素,試想司馬光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抵毀封建政治秩序的史料塞入專供皇上看的【資治通鑑】中嗎?顯然不能。可見所謂的裁決史料的取捨,同樣是為一切唯上式的修史服務的。  
    第三,劃一史書體裁。唐初史館撰修【晉書】後,曾為【晉書】的筆法和體裁着實興奮過一陣。作為官修第一部正史,既語言華麗,又師法兩漢書體例已經是很不錯的了。但是,如果瀏覽一下唐之後史館所編寫的正史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的體例、筆法都與【晉書】大同小異,毫無時代特徵和史家特色。同樣的劃一體裁也表現在史館所修的典志體、會要體史書上。作為首創者五代史館的王溥確實功不可沒,他在唐人蘇冕的基礎上推出了以帝王、禮、樂、學校、民政、食物、外國等15個門類的新會要體史書。但遺憾的是,他的創新僅僅喚來了一批因循仿效者,這以後出現的一系列的【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五代會要】、【宋會要】、【秦會要】都沒有跳出他的窠臼。可見,對於製造中國乃至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奇觀――千人一面的廿四史,劃一史書體裁確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劃一體裁的作法,使中國史學失去了許多向西方史學靠攏和接觸的機會。  
第四,規範修史準則。如前所述,史館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種維護封建政治統治的需要,如果史館在修史中不能提高本朝威望,強化傳統理論,史館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所以,以規範修史思想為名,把史學擠向政治,實在是史館求得自己生存的一個交換條件。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為史館之修史準則,統治者還是從中獲益的,比如,能得到史館美飾的身後名――實錄,開明的君主或許還能從歷史上得到維護統治的經驗等。但對史學而言,這規範的思想無疑是一個緊錮咒,它給中國史學帶來的損害是無法估量的:數以千萬集的史料被銷毀、被榨乾、被過濾,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最後成了一本乾癟癟的帝王家族史,人才濟濟一堂的史館也由古代修史的最高權力機構淪為一架破舊的編撰機器。對史官來說,所謂規範的修史思想又是一帖麻醉劑。史官不必竭耗精力發掘史料、推敲文辭,也不用擔心沒有個性和創見為時代所拋棄,更不用擔心編書不成斷了生計。只要以統治者一家之言為綱,哪怕它永遠『汗青無日』也無妨,因為這已經成為社會相延成習的規矩了。  
不難看出,官修史書的流弊對後世影響同樣是巨大的。從體制上講,這種大鍋飯式的制度消磨了史官的銳氣,助長了不思進取的懶漢史學和奉承史學思潮的發展,並極度挫傷了知識分子修史的積極性,說史館利用制度扼人才並不為過。而從史學上講,其流弊更值得我們深思:集天下之人才,將一個原本豐富多彩的史學天地拖入了一種思想、一種筆法和一種模式的沼澤之中,並使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統統陷入史館所設計的思維規範之中,這究竟是一種榮耀還是一種悲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商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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