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在香山讲坛的现场，主讲人妙语如珠、听者酣畅淋漓时报以热情掌声的情景常有，但主讲人的言论，引发听众现场争论的，却极少有之。3月8日晚上，胡宝华教授一场《以进谏为天职的唐代魏征》的讲座，便引了这样的“争鸣”。“他讲唐代魏征，却是为了针砭时弊”、“他点到即止，却发人深省”、“他阅历丰富，却绝不与社会妥协”，听众如是评价。无论如何，他的讲座都如同一声惊雷，留下掷地有声的回响，唤醒听众对历史、国家、社会、生活的种种思考。

进谏不是君主政治的“花瓶”

胡教授开篇坦言，是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和历史研究者的非议，引起了他对进谏制度的关注。“十年浩劫，悲剧发动没有人出来质问一个‘为什么？’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从张载、范仲淹、魏征到海瑞，为什么古代士大夫可以不惧死的危险进谏，进谏是不是专制制度的‘花瓶’？”胡宝华用史实解答了这些问题。

中国的进谏意识在上古时已经出现，《孝经》里曾经记载：“昔者，天子有诤臣其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高度地肯定了进谏的作用。汉武帝时已经粗创了进谏制度，到唐朝逐步完善。唐代设立的三省六部中，门下省专门负责审核批准即将颁发的大政方针，反对诏令的现象屡见不鲜，那时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进谏也蔚然成风。魏征便是最突出的一位：他进谏200多次，唐太宗采纳高达97%，他们一同创造了君臣关系的神话。有人认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是制造腐败的工具，“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王朝延绵不绝，就是有合理的两项抵消了它的腐蚀：御史台和谏官制度。”它们的共同存在限制了皇权，所以进谏并非君主政治的“花瓶”。

沉默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在许多学者和大众的眼里，中国古代士大夫往往是“亦官亦奴”的形象，而儒家“三纲五常”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说法，似乎也为这一形象做了佐证。但胡宝华认为，这只是断章取义的误读。通过读儒家经典，我们会发现，许多大臣都是“从道不从君”的，政治开明时，谏言献策是他们的职责，昏君当道时，他们仍然义无反顾抗争，而乱世才能真正体现谏官的风采。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范仲淹的心声，是胡适信奉的至理名言。胡教授说这也是他很欣赏的一句话，然而他认为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人的“鸣”的意识越来越淡薄，“沉默是金”却深入人心。从“兵谏”张学良，到彭德怀言谏毛泽东，都以失败而告终；从掀起“问题与主义”讨论的胡适，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勇“鸣”之人，似乎到此为止。“开起会来，问大家都没意见，散了会每个人却都在窃窃私语。”胡宝华愤慨地说，“鸣”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希望国家向着更加理想先进的境界迈进，然而安逸的生活环境，对权力的畏惧及制度的不完善，却让不想鸣，不敢鸣。

“中国人活得越来越没有骨气，就这一点来讲，我们的智商远不如古人。”胡宝华强调，他讲座的目的不在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唤醒更多人对一些问题的警醒，“我们被禁锢得太久，如果继续沉默，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不得不令人担忧。”

主讲人：胡宝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时间：2008年3月8日晚8时

地点：中山图书馆三楼综艺厅

题目：中国历史人物系列

———以进谏为天职的唐代魏征
主讲人介绍

胡宝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1988—2000年赴日本留学、任教，获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8月回国加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和“中国古代法制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百年回眸———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内藤湖南的世界》等三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四十余篇。

沉默并不是“金”

如果说香山讲坛上一期主讲人孙立群教授，是中国传统儒生温柔敦厚的代表，那么在记者面前，本期主讲人———赴日本留学、任教，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胡宝华，则以其独到的思维，犀利的视觉，洒脱的言行，让记者依稀看到了魏晋名士的风范———拥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是他研究的对象———具有铮铮铁骨的唐代谏臣，给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原本就有风骨的他，让这些铮铮之人从历史中，更加清晰地走了出来？我们不得而知，只能从他的言行中窥见一斑。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1988至2000年曾赴日本留学、任教，获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这段生活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后来又回到了祖国呢？

胡：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太多的感触可以铭记终生，日本学者治学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尤其令我难以忘怀，这或许跟日本民族精益求精的精神息息相关。在那里的确过得很舒服，生活无忧，但是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却连一句中文也不会说，我极度不安。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知识层次的不同，与日本学生的沟通只能停留在一个层面上。南开是很优秀的高校，我喜欢和现在的学生一起去讨论各种问题，我们的交流是平等的。

记者：就您来看，现在的大学生和你们当年有什么区别？

胡：这种区别分内在和外在的，我们当年可以一天花12个小时，在图书馆里自学，每天背120个英语单词不在话下，现在的孩子面对社会太多诱惑，物质追求导致的人心浮躁在所难免，“踏实”少有了。而最让我担心的是，学生都不愿去思考，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明明白白的吗？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每天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自己有没有过滤分辨一遍？

我常建议学生们趁着年轻多往国外走走，大多数中国人现在都是喘着气“活着”，而发达国家却是在真正地“生活”，这两者差别太大了，走出去看看别人是如何生活的，再来思考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方式。

记者：您刚提到的这些是不是一种国人“惰性”的体现？

胡：没错，现在大家都在朝着“奔小康”的方向迈进，生活四平八稳，没有了忧患意识，很容易满足。这就让我想起了历史上比干、魏征、海瑞等等谏官所表现出的铮铮铁骨，在国家方针政策出现问题时，是他们置生死于不顾，勇敢地站出来直言。纵观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人却活得越来越没有骨气，没有血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为保全自己的利益，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现代社会宣扬“沉默是金”，但多少真知灼见都在“沉默”中消失”。活着为了自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记者：最近频繁地报出韩国抢注中国传统节日的消息，而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邻国韩日却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胡：在韩日，我亲眼所见，首尔大学的教授是跪着拜见孔子的铜像，松下电器已去世的总裁松下幸之助，是儒家的信仰者，他留给其企业的“宝典”就是孔子“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儒学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行为准则。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轨迹中，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儒家思想时而被捧到了天上，时而被抛进了地狱。在中国，儒学往往被断章取义地解读，一会成为腐朽不堪的“孔老二”，一会又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万金油”，它的地位没有得到一脉相承的巩固，自然会被别的国家拿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