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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競 文學報
作為“新儒學”代表人物，杜維明所取得的成就享譽全球。今年4月，他所在的哈佛大學為慶祝他70歲生日，專門舉辦了“華夏世界的展望”學術研討會。如今，他已從哈佛大學退休，出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本屆香港書展，杜維明受邀做主題演講，在此期間，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人類的存活問題與全面的人文精神緊密聯繫
在哈佛大學舉辦的“華夏世界的展望”研討會上，儒學在新世紀的發展是與會者探討的中心議題；而在香港書展上，杜維明演講的題目也聚焦新世紀——21世紀的人文精神。在他看來:“新世紀”這個觀念，大家提得很好，我覺得還有一個觀念，在哲學方面更重要，就是軸心文明。我想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軸心文明——第二個軸心文明。第一個軸心文明，整個人類世界出現了幾大精神產品:南亞的佛教，中國的儒家、道家，中東的猶太教，還有古希臘哲學，都主張超越和突破，離開現在這個世界，追求更重要的終極關懷。在這些大傳統中，只有儒學這條路跟別的走得不同，儒學是入世的，不是認同這個世界，而是要轉化這個世界。當時大家覺得儒學是不是太保守了？是不是與傳統和現實世界的關係過於密不可分？
在今天我們所處的第二個軸心時代，核心問題是人的存活問題，而人的存活問題最重要的參照就是地球，有人甚至說21世紀的先知就是地球，因為地球可以告訴我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前我們不太重視這個問題，現在非常重視，女性主義、環保、文化多元、社群主義等，都在探討人類社會如何重新組合，如何與自然保持持久的關係，人如何追求意義，如何讓身心整合。我還要加一點，就是關於精神性的問題，在儒家觀念中就是人和天如何相輔相成，它所展示的是全面的人文精神。人類的存活問題與這種人文精神有密切的關係。
杜維明說，第一個軸心文明的發展是面對超越。在今天，不能等待未來的上帝，未來的天國，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彼岸，我們應該對世界本身，對以前所謂的紅塵、凡俗世界進行關注，這是一個人類文明從未有過的新視野，這個視野的意義非常深刻。此前我們沒有做比較細緻的理解。
●開發傳統資源不是工具，其目的不是為現代化服務，這個觀點已經過時
很多年前，杜維明就表示，發展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就是重新發掘傳統文化的精神資源。在接受記者專訪時，他再次強調了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大家談論的是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而不是沒有傳統的現代性。現代性與傳統之間有密切的關係。開發傳統資源不是工具，其目的不是為現代化服務，這個觀點已經過時了。開發傳統資源本身就是我們的意義。面對現代化，傳統資源能不能有批判的能力、反思的能力？一方面，全球化是西化的過程，西方文化的基本價值比如民主、科學、自由、人性，我們已經接受了。但是西方啟蒙對自然的掠奪、控制，那種個人主義，乃至對社群的破壞，在西方，一些最有敏感度最深刻的思想家，已經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比如女性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環保主義等等，我們不能對他們的批判不聞不問，還以一種狹隘的、已經過時的、我們叫做“現代化的進步主義”為基礎。
杜維明表示:我們正處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付出的代價非常慘重，比如生態環境的破壞、社群的解體，再加上嚴重的貧富不均。還有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是市場經濟使我們的社會成了市場社會，我們的精神世界不存在了。道德理想比如誠信，已成了稀有價值。在儒家傳統中，誠信問題最重要。如果沒有誠信，經濟再發展，社會再安定，也不夠。面對這些大的挑戰，我們如何作出創造性的回應？開發傳統資源需要有創造性，它能幫助我們解決現代化的課題，讓我們對西方價值做更深刻的理解，同時對它的負面作用保持批判的力度。
●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應該是不同領域知識份子的共同責任，然而，現在所有這些都徹底商業化、市場化、物質化，從一個領域本身發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
對於市場經濟社會價值信仰的缺失，杜維明進行了嚴厲批判:我們除了積累經濟資本以外，還要有社會資本。除了科學技術能力以外，還要有文化的能力。除了物質條件以外，還要有精神價值。我們不能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進行無情無理的批判，我常常說，以前我們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糟粕的糟粕與西方文化中精華的精華相比，這當然會使我們的自信心完全喪失。現在應該進行平等互惠的對話，這是一種關於核心價值的文明對話。除理性外，應該也發展一種慈悲和同情；除權力外，還有責任；除了自由，還有平等、公正；除了個人尊嚴，還有社會的整合、和諧。這些都是豐富的傳統資源。開發傳統資源的內在價值，就是可以使我們的身心挺立，使我們與他人進行互惠交談時可以有所“本”，也就是有的人所說的主體性。
他說: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應該是知識份子，特別在各個不同領域的精英，比如政府、學界、媒體、企業、宗教等，共同的責任。然而，現在所有這些都徹底商業化、市場化、物質化，從一個領域本身發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學術界不能，媒體不能，甚至宗教也不能。現在在每個不同的領域，有一批對這個問題不僅關切，而且付諸行動的人，這些人之間能不能通過橫向的溝通來互相鼓勵？然而，現實是看得越清楚，越有無力感、悲憤感，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現在是一個關鍵時期，能夠轉向的時間不多，可能也就是三五年，如果轉向成功，就會出現良性迴圈，如果轉向不成功，就是惡性循環，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
●大國崛起，只考慮經濟、政治力量，絕對不夠，還要靠文化
近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獲得世界公認。在新的形勢下，如何看待中國文化？杜維明表示:我現在基本上也承認，中國現在在世界上所占比重非常大。就經濟本身來看，不僅超過日本，而且這段時間能夠跟美國相比，可是我們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實還排在世界140位以下。我們的資源非常豐厚，但是因為平均分配太差，所以一般老百姓生活比較艱苦，這種不公平應該有所改變。
所謂的大國崛起、盛世，必定對國際社群進行重組，但是在重組過程中，只靠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絕對不夠，還要靠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軟實力，因為軟實力常常是從公關、宣傳、廣告層面來談的。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可以用各種不同方法打造我們的品牌，但是背後不能沒有核心價值做支撐。以前我就說過，文化中國資源積累不厚。另外我們應該開發的領域，除了政治、經濟領域外，還應該有文學、藝術及各種民間宗教傳統價值領域。我們有足夠的經濟力量可以做到。
現在需要改變的不僅是行為，還要改變態度。大家有一個共同發展的意願和方向，這很難，因為中華民族、文化中國多元多樣，各種不同的族群，各種不同的政治關懷，各種不同的職業，中間的健康互動是困難的，但是我覺得一種新的對話已經出現。中國的現代化歷來是一種“學習”文明，如果各種不同的對話能形成一種所謂的“對話”文明。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增加知識、汲取智慧，同樣也要注重人的素質發展本身。特別是對下一代的教育，我不希望用非常狹隘的職業觀念來塑造，讓他們一定要出國，一定要到美國最好的大學，這個觀念可以理解，但是太狹隘，我們要對每個人的全面發展給以足夠的關懷。以前有調查，關於第一流大學的學生，對知識、智慧、權利和金錢所占比重的排列，在很多西方的大學，把智慧和知識置於權利和金錢之上。假如我們沒有這種理解，以權利－金錢－智慧－知識這種序列，就很有問題。我們年輕人的素質或者視野需要提高。
●幾千年的歷史如何落實在現在的世界，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在學界，不少人擔憂:在這樣一個強勢的氛圍中，不光是對未來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的發展，還有社會心理層面:這個擁有幾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復興，它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認同是什麼？
在杜維明看來:首先要使傳統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化為我們的內在價值，而不是通過外來宣傳獲得；再次，要有寬廣的至少是全球性的視野，這一方面是個人修養問題，另一方面是人與社會如何整合、人與自然的如何維持和諧的問題。中國傳統裡有畏天、敬天、祀天的傳統。如果我們不囿於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視野寬廣，基本的核心價值是能夠內化的。再者，也能夠使我們不僅向西方學習，向現代化學習，也要向其他民族學習；我們不僅要向過去學習，還要建立未來的記憶。建立未來記憶是我們現在的任務，我們希望傳給下一代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的是什麼。我們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民族，同時是一個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飛速發展的民族，健忘的民族，由於各種原因，歷史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幾千年的歷史如何落實在現在的世界，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現在國內學術界內耗太厲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費
採訪中記者提到近年來國內學界出現的“打假”事件，包括目前仍在發展中、尚未定論的“汪暉抄襲事件”和“朱學勤抄襲事件”，並請他發表看法。杜維明說:你剛才提到的具體事件，因為我瞭解得很片面，基本沒有發言權。而且我覺得可能也不信，因為這牽涉的不僅是學術界內部，還有互聯網、媒體等各個不同的領域，在國外這種情況很少，學術問題都是在學界內部討論的，因為比較專業，基本不會演化為公共事件。
但對於人文學科的抄襲等問題，我相信都存在。我們對人文學的理解和關注太欠缺，學術氛圍非常緊張，採用量化標準，每個人都有非常大的壓力。即使是一個博士生，如果沒有地方發表論文，學位就無法得到，這樣，各種不同的雜誌勢必成為大家爭取的對象，也就造成了腐化的可能。人文學的發展是要給予足夠的空間的。
如果要使學術界能夠有所改變，能夠逐漸把不健康的現象清除，就要把它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置於更寬廣的學術環境裡。有時候，被批判的學者反而是學術界比較有影響的學者，我記得以前有個例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抄襲事件，這件事我認為多多少少是個悲劇，因為據我瞭解，王銘銘在他所在的領域是非常突出的。這其中是否有政治等非學術的因素糾纏在內？我們怎麼把不同的問題分開？當然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非常困難。
事實上，我最關心的問題是，我們學術研究的方向，不同的學派，不同關注點之間健康的交流和互動，現在不存在了。我們的公共領域沒有開發好。1985年我在北大上過關於儒家哲學的課，那時候不同觀點的學者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辯論，大家有很多交集，這種情況在紐約、康橋、巴黎等其它世界各地都是最普遍的情況。現在國內學術界內耗太厲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費。這種情況要改變，就是要能夠形成一個在公共領域中互相討論、辯論的氛圍，觀點不同不會影響友情，不會關係政治迫害。但在大的氛圍裡，這個任務還很艱巨。我還是希望能向這個方向努力。
至於如何建立獨立學風調查機制，其實還是涉及學術界公共性的問題。如果有一定的公共性，獨立調查機制的獨立性才能保證，假如公共性沒有建立，即使有獨立調查機制，它起到的積極作用會很小。
人文學科與理科的學術評價體系不同，理科有量化的指標，有客觀評價機制，容易掌握規律。人文學科在寫作、出版及社會認可度上都有難度。要達成它的公共性，有更大的困難，但是公共性，或者叫相對獨立的評判是可以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學政治哲學領域的教授羅斯，十年沒有出書，還被升為教授，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因為他的同事認為，即使一篇演講或是一篇評論，羅斯都達到了最高學術水準。公共性，就是大家建立一種通過討論、辯論達成的共識，甚至是重疊的共識，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現在國內的評價機制需要擴大，要有更多人的參與，一個機制不應該完全是一個學校或一個集團。在國外，學術問題是學界內部的事情。如果政治化，下一步就非常難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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