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人生-禮樂文化与人文素養

禮樂人生系列文章系摘自網絡

華夏傳統與當代中國：禮樂文化和平崛起（一）

“華夏傳統文化與中國的和平崛起”，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爲近一百多年來，每逢社會的轉折時期，或者大的政治風暴來臨，總是會涉及到這麽一個問題：對于要走向現代化（則全盘西化）的中國來說，傳統文化還有沒有必要存在？千年積澱的華夏傳統文化究竟是寶貴的曆史遺産，還是沈重的曆史包袱？

在一個民族的內部，總有一部分人想要割棄自己的曆史。近年來，社會上有人在少年兒童中推行誦讀本民族經典的活動，居然也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對。這種現象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見的。這個問題如果不討論清楚，我們民族的發展就不能步入健康的軌道。

近代以來華夏傳統文化衰微的三個原因
我們中國是世界上爲數很少的幾個原生文明之一。大家知道，就文明的形成方式而言，人類文明可以分爲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兩大類。原生文明是獨立形成的文明，在形成過程中沒有或者基本沒有受到其他文明的影響，因而有獨特、鮮明的文化個性，古埃及、古巴比倫、印度和中國都屬于原生文明。

次生文明不然，它們在形成的過程當中，受到過其他文明的強烈影響，例如我們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文明，都是在華夏文明的影響下形成的，盡管這些文明也有自己的特色，但其中華夏文明的因子卻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中國人理應爲自己的文明感到自豪的，但是爲什麽會出現與此相反的現象呢？這主要是近代的特殊曆史所造成的。歸納起來，主要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國勢殆危所造成的文化自戕

1840年以前，中國人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文明。鴉片戰爭是轉折點，西方殖民者用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大清帝國的門戶，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舉國震驚。其後的數十年，列強爲瓜分中國不斷挑起戰火。直到1917年的巴黎和會，中國的國運可謂奄奄一息。激于時變，救亡圖存成爲有識之士的一致呼聲。

一方面，大家感到必須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建設民族工業，富國強兵。各位來清華大學學習，不知是否了解清華的背景？清華大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它原本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在當時是全國惟一一所不屬于教育部而屬于外交部的學校。另一方面，許多知識分子激于時變，憤慨于政府的腐敗無能，怨恨線裝書不能抵擋洋槍洋炮，于是把國運的厄難歸咎于傳統文化。

一個知書達禮的書生，無故地挨了八個強盜的打，打得遍體鱗傷。這裏的罪魁禍首是八個強盜，可是書生卻大聲責怪自己，先是覺得自己本來就不應該讀書的，要是成天練習刀槍就好了；接著又痛罵寫那些書的人，聲稱要把這些書都丟掉；再後來呢，覺得自己的家當也沒有一件是好東西，件件都不堪入目。這種邏輯似乎有些混亂，但這就是當時中國人的情緒。其中有些知識分子，例如胡適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不僅態度激烈，而且語言刻薄。下面的這段話，是胡適先生寫在《信心與反省》裏面的，我們來讀一讀，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這些人的態度是何等的極端：

胡適像
我們的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談不到“太豐富”的夢話。近代的科學文化、工業文化，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爲在那些方面，我們的貧乏未免太丟人了。我們且談老遠的過去時代罷。我們的周秦時代當然可以和希臘、羅馬相提媲美，然而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單是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覺我們的文化的貧乏了。尤其是造型美術與算學的兩個方面，我們真不能不低頭愧汗，我們試想想，《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裏得正和孟子先後同時；在那麽早的時代，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早已太落後了！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至于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使我們擡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也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爲，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輝究竟照耀到哪裏去了？

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一段非常典型的文化自戕的言論。在胡適先生看來，中國古代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都不如希臘、羅馬。我們今天讀他這段文字，覺得有點離譜。

中國古代的文學有那麽差嗎？真會讓我們這些子孫汗顔嗎？不會的。我們先秦的文學，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都是光彩奪目的。南方的楚辭，北方的《詩經》，是世界文學的瑰寶。《論語》的睿智，《左傳》的敘事，《國語》的說理，《戰國策》的雄辯，哪個不能成爲典範？《史記》被人稱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更是爐火純青的作品。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的四大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至今沒有人可以望其項背。以胡適先生的廣博的學識，不會不了解這些冠絕于世的偉大作品的，我們真不知道他爲什麽要感到“汗顔”？

中國古代的雕刻和政治，也並不像胡適先生說的那麽慘。希臘、羅馬多石材，所以雕刻作品大多是大型的石雕。中國多平原、湖泊，石雕作品不多，雕刻的技藝主要體現在玉器、象牙器等等的上面。玉器制作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中國和墨西哥、新西蘭，是全世界三大古玉制作中心，其中中國的水准最高。

玉器質地晶瑩剔透，硬度很高，脆性很大，加工起來，相當之困難，而中國玉工的制作早在先秦時期就形成了相當成熟的技藝，陰刻、陽刻、淺浮雕、半圓雕、圓雕、微雕、鏤空、俏色等技術之講究，沒有一樣是不可驕人于世的。這種雕刻技術，希臘、羅馬人是不曾夢見的。胡適先生不會沒見過故宮裏的那些稀世的玉器珍寶，不知何故，胡適先生要以人家之長來比我們之短，而不是相反？

華夏傳統與當代中國：禮樂文化和平崛起（二）

至于中國的科學，也並非沒有可圈可點之處。至少在15世紀之前，中國的天文、數學還是水平不低的，我們完全不必像胡適先生那樣喪氣。清代乾嘉時期，西方的自然科學已經大舉東來，著名學者阮元曾經寫過一部《疇人傳》，曆數先秦兩漢以來，中國在天算領域的著述與學者。胡適先生理應知道這部書的，不知爲什麽不置一詞。

胡適把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等，都挖苦爲“我們所獨有的寶貝”。其實，駢文、律詩、八股，確實是我們的寶貝。直到今天，誰要是精通這些體裁的東西，就可以到大學教書。以前把八股文說得一錢不值，近年啓功等先生寫文章談八股文，我們才知道情況完全不是那樣。由于胡適把“貞節牌坊”也列入我們“獨有的寶貝”裏面，給人的印象是，壓制婦女的性自由是中國特有的現象。

胡適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即有人發表反駁的文章，有一位作者指出，在中世紀的西方，婦女的遭遇並不比中國好，爲了防止她們紅杏出牆，而野蠻地強迫她們穿鐵褲衩。當時西方的監獄、法庭也是非常黑暗的，這方面的事實太多了，想必大家都很熟悉，時間關系，我就不再列舉了。至于胡適把中國古代的禮學說成是“吃人的禮教”，我們後面再談。

“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這就是胡適的中西文化觀。胡適甚至說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國圓”這種貽笑萬年的話來。以胡適爲代表的文化激進派，對中國文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至今沒有消除。

總之，“五四”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傳統文化，他們只看到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認爲不打倒傳統文化就不足以開啓現代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有它積極的一面，這是應該肯定的。但它對中國文化的評估是片面的、偏激的，它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思想的巨大沖擊之下，對傳統文化固有信心的崩潰。走西方的道路，“全盤西化”，成了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終生追求的目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西化”是“現代化”的同義詞。

政治運動造成的文化無知

如果說“五四”前後，中國傳統文化遭受了第一波沖擊，那麽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又對傳統文化造成了第二波沖擊。
50年代以後的政治運動很多，它們有一個特點，就是每每以文化批判作爲切入點。比方50年代初對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60年代對于電影《北國江南》《林家鋪子》《早春二月》的批判，都是如此。當然，這些運動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開始的時候，提出了“破四舊”的口號。所謂“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凡是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時代、國民黨時代的東西，不管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都屬于“舊”的範疇。許許多多的文物古迹，就是在這個口號下被破壞的；許許多多線裝書，就是在這個口號下被燒毀的；民間的許多民俗節慶，也是被指責爲舊風俗，開始走向衰微的。

在“破四舊”運動背後起指導作用的，是“與傳統作徹底決裂”的理念。當時有一部電影，名字就叫《決裂》，就是發揮這種理念的作品之一。當時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無産者的任務，就是要砸爛舊世界，開創新世界。結果，砸爛了不少不該砸爛的東西，而新的東西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出現了一場曆史上罕見的文化浩劫。它的破壞性並不僅僅體現在傳統文化的毀滅上，更重要的是在一代人心靈上烙下了深深的反傳統的印痕。

20世紀70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從全國每一個角落展開了對孔子、儒家思想的掃蕩。從後來發表的材料，我們才知道，江青等推動“批林批孔”，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表面上是通過批孔來批林彪，實際上是通過“批林批孔”來打壓周恩來，所以這場運動又叫“批林批孔批周公”。他們用“周公”來隱喻周恩來。這段時期，“影射史學”非常發達，他們做得非常之巧妙。孔子最推崇周公，希望社會能恢復周公“制禮作樂”時所建立的那一套制度。

周公是曆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周公制禮作樂，使得中國社會從崇尚鬼神的時代解放出來，進入了民本主義時代，這是古代中國曆史上意義最爲深遠的一次變革，這原本是史學界多數學者的一個共識。可是，這裏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的理論，人類曆史先後要經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等五種形態。

古代中國從奴隸社會走向封建社會是在什麽時候？學術界是有爭論的，有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秦統一封建說乃至南宋封建說等形形色色的說法。大多數史學家，包括翦伯贊先生、範文瀾先生等在內，都是主張西周封建說的。這原本是學術問題，是允許爭鳴的。實際上，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還在討論之中。

但是，按照當時的人物評價標准，戰國封建說對于孔子來說是致命的。因爲按照這種分期，西周和春秋都屬于奴隸制時代，孔子是春秋末期人，正當社會向封建制轉換的關鍵時刻，孔子卻希望回到周公那裏去，這不就是開曆史倒車嗎？孔子不就是要復辟奴隸制嗎？孔子最推崇的周公不就是奴隸制的總頭目嗎？曆史就是這樣被某些政治人物玩弄于股掌之間，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批林批孔”是出于政治鬥爭的需要被策劃起來的，但是，受害最深的卻是儒家思想。

舉國上下，不管念過沒念過《論語》，也不管有文化沒文化，人人都要“拿起筆做刀槍”，寫批判“孔老二”的文章。直到今天，民間還有不少人保留著“孔老二”的口頭禪。只要你一提孔子，有人馬上就會說：“喔！孔老二克己復禮，復辟奴隸制！”所以今天要提倡儒學的阻力，有一部分就是那個時代形成的。

百年以來，對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的不斷摧殘，使文化承傳陷于困境，隨之而起的，是兩代、甚至是三代對于民族文化相當隔膜、相當無知的青年。我們在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由于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無知而造成的種種笑話。這種無知，表明年輕的一代對于傳統的冷漠，它的嚴重性在于，民族文化的承傳將會出現障礙。古埃及、古巴比倫文明的失落，是由于外敵的入侵所造成的，而我們今天並不存在這種危機。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由于缺乏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而實行文化自戕，長此以往，將會變成毀滅性的文化自殺。

文化是民族認同的基礎，是民族凝聚的核心，一旦失去了它，國民就沒有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民族的離心力就會增大。這是非常令人憂慮的。

經濟落差造成的文化自卑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經濟建設是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進行的。當時人們所接受的教育是，中國人民是世界上生活得最幸福的，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肩負的任務，是要解放全人類。

華夏傳統與當代中國：禮樂文化和平崛起（三）

可是，改革開放之後，國人開眼看世界，才發現自己的經濟有多落後，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記得那時，我們單位有一位同事的孩子到香港定居，不久，我們看到他從香港寄來的彩色照片，都覺得非常的驚訝，因爲這樣好看的照片，我們在挂曆和畫冊上才看到過。那個時候，誰要是提著一個四喇叭的三洋牌收錄機在街上走，機器裏面放著流行音樂，那他就是大家最羨慕的人。

這種巨大的經濟反差，是國人從來沒有想到的。錯愕之余，很多人再次歸咎于傳統文化，並加以激烈的抨擊。80年代，社會上出現過兩次文化大討論，核心的問題是：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傳統文化還要不要？大學裏的爭論尤其激烈，許多人認爲中國傳統文化是保守的、落後的、腐朽的，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絆腳石。那時我正在讀研究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位風頭很足的人在演講時說：“近代中國最大的悲哀，是沒有成爲美國或者日本的殖民地！現在窮成這樣，想要給別人做殖民地，人家都不會要！”這種渴望去做人家奴才的無恥言論，竟然還博得了一些學生的喝彩！當時一些民衆盼望富裕的心態，由此可以想象。

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在經濟水平相對滯後的地區，人們每每把經濟水平的落差與文化差異混爲一談，把經濟不發達的原因歸結爲文化品質的低劣，從而産生出文化自卑的心態，因而遷怒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甚至做出文化自戕的蠢事。文化自戕的結果是本位文化的流失或者變異。這並不是中國才有的現象，至少日本人就曾經是這樣的。韓國在成爲日本的殖民地的時候，也曾經有過這種現象的顯露：不少人認爲，國運如此，都是讀線裝書讀的。但是，他們在經濟成功起飛以後，傳統文化熱也隨之高漲起來了。不過我們的開放在日本人之後一百多年，理應可以避免他們已經犯過的錯誤，可是，我們還是重復了一遍他們的錯誤，這似乎是不太應該的。

華夏傳統文化不可能消亡的三個理由
中國文化面臨的問題確實非常嚴重，可能有人會說，照你這麽一講，豈不是我們的傳統文化沒有希望了？不是的，因爲曆史的發展是曲折的，是非常復雜的。文化的強弱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的消長，是與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發展、競爭交雜在一起的，並且不斷地發生轉換，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在我看來，中國文化不可能消亡，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理由。從社會現實來看：導致中國傳統文化衰微的原因正在消失

鴉片戰爭以來，作爲曆史悠久的泱泱大國，居然淪落到了任憑列強宰割的地步，中國人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是相當巨大的。諸位到清華來，不知去看過學校西區的近春園沒有？那裏有一方荷塘，就是朱自清先生寫《荷塘月色》的那個地方，是清華園的名勝之一。荷塘的中間有圓明園海晏堂遺址現狀

一個小島，原本上面有許多的屋舍，非常漂亮的地方。可是，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島上的房子全部被燒了。圓明園是萬園之園，近春園是其中之一，與今天的圓明園遺址公園原本是毗連緊鄰著的，所以被殃及。清華學校的辦學經費，是“庚子賠款”賠給美國人的款項的一部分，校園是侵略軍劫後的廢墟，學習的課程多數是歐美的，清華的師生每天面對這一切，心情一定是非常郁悶的。所以，那時的清華留美學生，學成之後幾乎都是回國的，因爲要報效祖國，要讓國家富強，不再受列強的欺負。

我想，錢偉長先生的經曆，很可以體現老清華的人文精神。錢偉長是著名的物理學家，與錢學森、錢三強並稱“三錢”，在學術界和民間都享有盛譽。錢偉長是著名史學家錢穆的侄子，所以自小就喜歡文史，而且根底紮實。他報考清華大學，作文和曆史都得了一百分，一時傳爲美談。作文的題目是“夢遊清華園”，你不是沒到過清華園嗎？那麽，你就夢遊吧，去發揮你的想象力吧。

考試時間是四十五分鍾。結果，錢先生寫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賦，文采飛揚，寫得非常之好。由于有作文成績不能給滿分的老規矩，判卷的老師千方百計地想挑他的毛病，但就是挑不出來，無奈之余，只好給他一百分。曆史考試的試題是寫出“二十四史”的書名、作者、卷數以及注家，許多人只得到二三十分，而錢先生又得了滿分。如果他在曆史系或者中文系深造，理應成爲很有成就的學者。

但是，他到清華報到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國難當頭，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救國。再三考慮之後，他決定去學物理學。于是，他找到了物理系的系主任葉企孫先生。葉企孫先生問他物理的入學考試成績，他說是不及格。葉先生當時就拒絕了，因爲他的基礎實在太差。可是，錢先生非常堅決，爲了達到轉系的目的，他每天在葉先生上班之前就等候在辦公室門口，葉先生一來，他就上去“纏住”他。最後，葉先生被“糾纏”不過，便同意他到物理系試讀一個學期，如果期末考試及格，方才可以轉過來，否則還是回去讀你的曆史系去。

不久，學校決定派遣包括錢偉長先生在內的一二十位學生出國深造，帶隊的是一位英國人。同學們按照指定的時間到達上海黃浦江邊集合。帶隊者給每位同學發了護照，並且告訴大家，輪船的第一站是日本的橫濱，要停留三天，大家可以在橫濱玩玩，橫濱的簽證已經辦好。可是，同學們一聽都很憤怒：“中日正在交戰，我們怎麽可以到敵國的領土上去玩！”于是，大家把護照撕得粉碎，扔進了黃浦江。那位帶隊的英國人被中國學生的愛國熱情深深地震撼了！

幾年之後，錢先生再次被派遣出國。去辦簽證的時候，美國大使館負責簽證的官員，依照慣例向他問了許多問題，要求他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是：如果中美交戰，你能否站在美國一邊？錢先生明白，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讓簽證官滿意，那麽出國肯定沒有希望，但是，他還是堅決地回答說：“No!”說完站起來，頭也不回地出去了。錢先生的這種高尚的氣節，我們今天聽來，依然覺得回腸蕩氣、激動不已，這才是華夏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有一次，我遇到我們清華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我向他談起錢偉長先生的那些往事。徐教授說，這些事迹他也聽說過的。他覺得老清華的學生與今天的年輕學生相比，最大的差別是老清華的學生有“血氣”。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他們不太在意個人的得失，而能毅然決然地把國家的命運擺在第一位。我覺得，徐教授用“血氣”二字來概括老清華的精神風貌，實在是非常的傳神。

經過幾代有血氣的中國人的艱辛奮鬥，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幾十年的努力，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長，國際影響日益擴大，正在逐漸成爲世界大國。在當今的世界上，不管是誰，都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中國人任人宰割、忍窮挨餓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尊嚴和文化自尊的意識日益蘇醒。

華夏傳統與當代中國：禮樂文化和平崛起（四）

這些年，大陸民衆的生活有了非常快的提高。這裏我用大學教師的住房來做比較。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正教授的月薪是一百八十元人民幣，只相當于幾十美元。而今天大學教授的月薪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北京的一些重點大學的教授，月薪有一千美元左右。生活水准提高的另一個指標是住房。過去，大學教授的住房相當之差，青年教師只能住“筒子樓”。這種樓原本是集體宿舍，中間是一條走廊，兩邊是十幾平方米一間的房間，每家一間。沒有單獨的廚房，爐子只能放在自己的房間門口。廁所和盥洗室，是一層樓的人公用的那種。

教授的房子，一般也只有七十多平方米。但是最近幾年，這種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觀。我現在的住房面積有一百二十八平方米，有一位經常出國的朋友到我家裏來敘談，看了我的房子後，非常感慨地說：“外國教授的房子也不過如此！”而且，現在住房的設計越來越人性化，適合于人居。比如，我現在住的小區，綠地的面積超過45％。如果說，我們過去的住房是“生存”，一個起碼的生存條件的話，那麽現在就是“生活”，是享受生活了。生活一旦安定了，不會再爲基本生活問題操心了，就有可能去思考一些更深的問題了。我這些年，每年都到臺灣去參加學術活動。有臺灣學者說：“這些年大陸經濟增長以後，大陸學者給人的印象也不同了，他們開始有自信了。”

另外，“文革”結束以後，中央已經正式宣布不再發動政治運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政治環境越來越寬松，學術禁區越來越少，學者不再懼怕被扣上政治帽子。以前許多不敢觸及的問題，現在都可以研究。孔子的名譽也得到了恢復。1989年秋，中國孔子基金會舉辦了紀念孔子誕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出席這次會議的各國代表有三百多人。從此以後，每隔五年舉辦一次同等規模和級別的紀念孔子誕辰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且，每次會議期間，都有國家領導人到會講話，或者接見與會代表。最近，國家又決定在世界各地建一百所孔子學院。2004年秋，由政府部門出面，在山東曲阜舉行了祭孔大典。這一切，表明政府正在以實際行動消除“批孔”運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在民間，有不少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士，熱心在少年兒童中推廣“誦讀經典”運動，提倡誦讀儒家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經典，以及《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等。據了解，這項活動開展十年來，大陸地區參與讀經的人數已經有五百萬之多。在儒家文化傳播中斷了一百多年之後，社會各界再次出現儒學熱，證明儒家文化具有強勁的生命力，同時也證明了它依然是造福于社會的優秀人文資源。

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認識到，傳統文化就像我們血管裏流淌的血，是不能改變的。“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四十年，許多人已經痛定思痛地來反思那場浩劫對中國文化造成的摧殘。許多有識之士在呼喚回歸傳統文化，希望大家都來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從世界格局來看：需要捍衛多元文化

當前的世界局勢錯綜復雜，某西方強國圖謀獨霸世界，因而奉行單邊主義。各國的有識之士都看到了單極政治格局的嚴重後果，因而紛紛起來加以抵制，世界政治正在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多元的世界格局，才是最安全的。

世界經濟的格局也在走向多元化。目前，區域性的經濟組織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架構下，各國不僅可以與周邊國家互利合作，加強自身的經濟發展，還可以整合成某種程度的經濟同盟，用一個聲音與外界說話，避免變成某些大國的經濟附庸。

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更是如此。文化的多樣性，是民族多樣性的必然結果。對于任何一個民族來說，本位文化都是它賴以存在的理由。失去了本位文化，就意味著該民族消亡的開始。某西方大國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奉行單邊主義，而且依仗他們的科技和經濟優勢推行強勢文化。他們的目標，不僅僅是第三世界，也針對發達國家，試圖實現文化霸權主義。他們的圖謀，已經引起法國等國家的警覺和抵制，法國率先提出了捍衛多元文化的口號。抵抗強勢文化，捍衛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具有非常深層的意義。

儒家文化是東方文化的典範之一，儒家文化注重社會成員的道德修養，注重群體的和諧，注重精神家園的建設，相對于重視個人能力，重視物質的西方文化，有著自身的特色和優勢。當前，西方文明居于主導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文明的弱點日益顯露。因此，儒家文化正可以彌補西方文明的缺陷。

這些年，大陸最流行的一句話叫：“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是千真萬確的。民族文化建設得越好，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就越大。對于曆史文化無比悠久的華夏民族尤其是如此。這些年，國際上流行漢語熱，全世界對于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興趣越來越大，在這種形勢之下，如果我們還是實行文化自戕，甚至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消滅了，那就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悲劇。

從曆史上看：華夏文明有強大的生命力

我們回顧曆史就可以知道，華夏文明漫長的發展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恰恰相反，它曆經劫難，不斷受到各種形式的挑戰。例如，春秋戰國時期，作爲華夏文明腹地的中原地區，早已進入發達的農業文明時代了，生活富足。而周邊的許多部族，文化相對滯後，甚至還處在遊牧文化的階段，生活沒有保障，所以不時地要進攻中原，擄掠劫奪，情況相當的混亂。可是，這種動蕩不僅沒有消滅中原文明，反而促進了華夏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華夏民族由此形成，並且爲秦漢大一統的出現鋪平了道路。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進入中原，政權林立，戰亂頻仍，史稱“五胡亂華”，中國再一次處于分裂的時期。

可是，這也沒有能夠動搖華夏民族的根基，相反，促成了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大大增加，隋唐大一統王朝也隨之出現。再往後，經過五代十國、宋遼金元時期的動蕩和民族融合，出現了明清兩朝的大一統。晚清以來的百年滄桑，外患內亂，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給我們留下了最爲慘痛的記憶。

可是，盡管有時令人有山窮水盡的感覺，但最終還是走向了繁榮。在中國曆史的治亂興衰過程中，儒家的大一統觀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海一家的理想、包容萬物的心態，成爲了全民族走向統一而不是走向分裂的精神支柱。因此，任何一次社會震蕩，都沒有能夠動搖華夏文明的根基。恰恰相反，它好比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並且始終屹立不倒，表明華夏文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正是我們對華夏文明的前途充滿信心的理由之一。

華夏傳統與當代中國：禮樂文化和平崛起（五）

盡管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前途充滿信心，但絲毫也不意味著即使我們放任無爲，它也能自然強盛起來。恰恰相反，我們依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某些西方大國非常精明，他們很有戰略眼光，善于做文化的文章。他們利用高科技和巨額的資金，打造所謂的“大片”，並且用手段先進的媒體來炒作，不僅有效地沖擊了我們的影視市場，賺取了有如天文數字的商業利潤，而且悄悄地改造著受衆的價值觀。

自我爲中心、暴力、色情、奢侈，正在國民中潛移默化地滋長。這些年出現的仇殺等惡性案件大量增加，與此有很大的關系。我們從一些青年人的處世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變化。我有一天在理發室理發，旁邊有一位專門負責洗頭的女孩正在給別人打手機，她說：“你要記住，吃好、玩好，比什麽都好！”我們平時在香港電影裏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語言，比如：“最要緊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點啦！”這種生活理念的形成，往往就是在諸如看電影這樣的過程當中，非常自然、非常愉悅地接受的。而中國人傳統的價值觀，是非常注重群體利益、國家利益，非常注重人文關懷的。

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人生理念的最生動的描述。所以，我們曆朝曆代都有許多志士仁人爲民請命、爲國捐軀。當年，東林黨人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對聯，叫做“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何等的胸懷！據說現在有的年輕人把它改成了“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我屁事”！輕輕改動了幾個字，但已經面目全非，君子與小人，天壤之別！價值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我們傳承千年的價值觀正在受到顛覆，這是一種根本性的顛覆。一旦這種顛覆全面實現了，我們的文化也就消滅了。

傳統的儒家文化是古老的農業時代的文明，而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是快節奏的工業時代。兩者之間，既有可以承接的東西，也有不相適應的部分。如何做到既能保留民族文化的因子，又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這也是我們面臨的難題。有人總是批評中國人保守、泥古，這是一種誤解。其實，古人的理念是與時俱進的。比如說禮，魏晉時代的禮儀，就與先秦有很多不同。爲什麽？因爲生活方式變了，先秦時代的人是席地而坐的，很多禮節是與此相適應的。到了魏晉，由于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人們開始坐椅子了，所以禮節也就隨之變化。

到了宋代，生活方式又起了變化，禮也就跟著變化。這是很自然的。所以《禮記》說：“禮，時爲大。”禮把跟上時代作爲一個最大的原則，否則你就難以存在。不過，它所不斷變化的主要是禮的形式。禮的合理內核，如孝悌、禮讓、誠信等等，則始終沒有被抛棄。所以不管它怎麽變化，它還是華夏禮儀。

在當前這種過度強調物質享受的大背景之下，如何因應西方強勢文化的挑戰，固守住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茲事體大，這也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和嚴峻挑戰。我們只有把上述這些問題很好地解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前景，才確確實實是光明的。

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中國的和平崛起
在許多人心目中，所謂“崛起”，就是經濟力量的飛速發展，文化只是供人娛樂的手段，不過是生活的調劑品而已。其實，文化是一種軟實力，非常之重要。不少國家利用文化提升國民素質，樹立國家形象，包裝本國産品，甚至用它開拓新的市場，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有關這一問題，可談的內容相當之多。限于時間，我只能結合我今年在清華爲本科生開的兩門課（一門叫“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另一門是“中國古代禮儀文明”），來談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建立民族自尊和自信

要想實現華夏民族的崛起，固然要靠科學技術，這一點大家都沒有什麽分歧。但是，科技的發展是要靠人去實現的。科技人員的精神狀態如何，至關重要。20世紀50年代初，許多在國外的科學家毅然放棄優厚的待遇，返回祖國，爲發展新中國的科學事業獻身。老一代知識分子能夠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創立祖國的核工業，在許多局外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我想，他們的這種選擇，來自于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民族自尊。人的民族自尊不是自發産生的，是經過後天教育才會有的，他們從小受到過民族文化的熏陶，所以才會如此。當前，華夏民族正在實現世紀騰飛，民族自信和自尊的教育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前些年，有些人千方百計貶低華夏文明，鼓吹西方文明，影響很壞。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主題是要證明華夏文明如何不行，如何不被西方人認可。如果這些人都是洋人也就罷了，可惜他們都是中國人。他們完全不顧事實，極力要把中國人說成劣等民族。我們真不明白他們這樣做的真正動機是什麽。這些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言論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市場。作爲一名中國古史研究者，我覺得有必要用事實來作些回應，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兼聽則明”，所以我就開了“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這門課。

中國是文物大國，近百年來，由于田野考古的飛速發展，文博領域成爲成績最爲驕人的領域。許許多多出土文物，不僅一再刷新了古代中國的面貌，而且震驚了海內外。五千年文明爲這門課提供了豐厚的資源。我選擇了十件（組）精品文物作爲切入點，導出十個方面的專題，內容涉及到古代農業、絲綢、天文、音樂、玉器、冶金、建築、區域文化等諸多的領域，試圖由此展開來介紹古代中國的文化成就。下面，我扼要地介紹其中的幾個專題。

我們先來談農業專題。農業是人類文明之母，人類社會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就是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過去，西方人認爲，人類農業的起源地是在兩河流域，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的農業，都是在它的影響下才出現的。後來，各國的植物學家、考古學家經過大量的工作發現，這個結論是完全錯誤的，世界上至少有三個獨立的農業文明的起源中心，即兩河流域、中國、中美洲。三個中心最重要的成功栽培作物分別是：兩河流域的大麥和小麥，中國的稻和粟，中美洲的玉米。

稻谷化石（浙江河姆渡遺址出土）
大米是人類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大米有非洲稻系和亞洲稻系之分。非洲稻系發源于尼日利亞，學術界沒有爭議。亞洲稻系的發源地，過去一直以爲是印度的阿薩姆邦，在這裏的一些距今七千年的陶片上發現了已經炭化的稻谷。因此，學術界認爲，亞洲稻谷是由印度傳入越南含炭化稻谷的陶片（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出土）、中國、朝鮮和日本等地的。可是，“文革”期間，在浙江余姚河姆渡發現了一座七千年以前的古村落遺址，其中有大面積的稻谷堆積的遺存，最厚的地方有一米厚。這個發現，動搖了阿薩姆邦說的地位。之後，我們又在湖南澧縣發現了距今九千年的水稻田，在湖南道縣發現了一萬年前最早的栽培稻實物，說明中國才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

此外，考古學家在我國北方的磁山—裴李崗遺址中發現了距今七千年的粟（小米）的遺存，據測算，它們埋入窖穴時的實際數量有數萬斤之多。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粟的遺存，證明中國是栽培粟的起源地。
中國南方的稻和北方的粟，造就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農業文明，經過數千年的經營和發展，終于結出了燦爛奪目的中國青銅文明之果。

華夏傳統與當代中國：禮樂文化和平崛起（六）

玉龍
下面來談玉器專題。早在新石器時代，出現了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就是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中國新石器時期手工業的特殊之處在于，除了普通的陶器、工具制作之外，還有技術含量非常高的玉器制作。玉器的玉，就其晶體結構而言，有軟玉和硬玉之分。我們通常說的玉，主要是指軟玉，是指透閃石—陽起石礦物組成的玉石，包括白玉、青玉、碧玉、黃玉等。世界的玉器制作，以中國玉器、中美洲墨西哥的瑪雅人玉器以及新西蘭的毛利人玉器，並稱世界三大古玉。其中，中國的古玉不僅出現的年代早、種類多、制作精良，而且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出現了系列化的傾向。中國最早的玉器，出現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形成了北起遼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瀕東南沿海廣大地區的半月形玉器分布帶，其中以良渚文化最爲發達。

良渚文化分布在我國江南地區太湖流域，距今約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就目前發掘的爲數衆多的良渚文化墓葬而言，幾乎達到無墓不出玉的程度。良渚玉器種類繁多，主要有璧、琮、璜、鐲、管、珠、墜、錐形飾、柱形飾、柄形飾以及龜、鳥、魚等動物形玉器。

玉琮（良渚文化出土，左爲原件，右爲獸面紋放大）
請大家看這張圖片。這是一件良渚玉器上的獸面紋的放大圖，原大只有二三厘米見方。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出，它的構圖非常繁縟細膩，已經接近于微雕了。圖中表現的是一位頭戴羽冠者騎伏在怪獸的身上，怪獸有大目、獠牙、利爪。可能表現的是一種超自然的神力。獸面的頭部，通常用單（雙）陰刻線的圓圈象征眼睛，再用淺浮雕勾勒出略呈長方形的鼻，鼻梁飾有拱形隆起，間有在鼻下陰刻出吻部的，或以弧線勾勒出臉龐。吻部有獠牙者，鼻呈圓角長方形，有眼瞼、鼻梁和額；無獠牙者，鼻呈蒜頭形，無眼瞼和鼻梁或額。

玉料的硬度很高，硬度在摩氏5?6—6度，只有用金屬工具才能刻畫。而良渚文化尚處于新石器時代，工具只有石器和角骨器，用這樣的工具加工玉器，猶如要用指甲在玻璃上刻畫一樣，是無法想象的。如此精美絕倫的藝術品，他們究竟是用什麽工具加工的，已經成爲世界工藝之謎。

最後我們來看中國古代的樂器。傳統說法認爲，中國古代只有宮、商、角、徵、羽五音，七聲音階是明代從國外傳入的。相當一部分音樂史學家認爲，中國先秦時期的音樂，主要是西周以來的禮樂所用的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相當于簡譜中的1、2、3、5、6）來構成曲調，是沒有4和7的。所以有人說中國人是五音不全的。

可是，據《戰國策•燕策三》的記載，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荊軻去刺殺秦王，送行到易水河邊的時候，高漸離擊築，荊軻唱歌，先用“變徵之聲”，再用“慷慨羽聲”。所謂“變徵”，是古代的音階名稱，相當于今天的升高半音的4，這個音不在五聲音階的範圍之內，這表明當時並不只有五聲音階。但是，不少人覺得難以置信，有學者認爲，荊軻所用的變徵之聲，有可能是從兩河流域即西南亞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一帶傳入中國的。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舞陽的賈湖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在此後的六次發掘中，考古工作者一共發現了十六件兩頭洞通、開有一系列側孔的骨管，出土時大多置于墓主人股骨兩側，呈土黃色，爲鶴類肢骨截去兩端骨關節後形成的中間稍細、兩端稍粗的骨管，再鑽孔而成，形制固定，制作規範。

新石器時代的骨笛（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
1987年11月上旬，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音響實驗室和武漢音樂學院組成測音小組，用stroboconn閃光頻譜測音儀對保存最爲完整的20號七孔骨笛進行了測試。實際的演奏試驗和測音結果表明，骨笛音質較好，可以吹奏以C爲宮的七聲古音階（123#45671•），或以G爲宮的七聲新音階（12345671•）。此外還存在著多宮演奏的可能性，可以吹奏較復雜的旋律。此後，專家對同時出土的其余十五支骨笛也進行了系統的鑒定。綜合結果表明，舞陽骨笛已經具備七聲音階結構，發音准確，音質也較好，至今仍可吹奏旋律。專家在測音現場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音高准確，音色堅實而嘹亮，令在場者震驚。

舞陽骨笛是賈湖先民有意識、有目的、有規範地制作出來的，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它在制作技術和使用技術方面的成熟性，對于中國音樂發展史的認識和估價，有重大意義。在迄今爲止全世界所發現的史前音樂文化的物證之中，無論是器物的年代、可靠性，還是制作的精確程度，它都堪稱無與倫比，表明了華夏民族的音樂文化在史前時期已遠遠走在世界的前列。

由于時間關系，我們只能列舉以上三個例子。學生聽完這門課之後，反響非常熱烈，認爲我們的祖先真是優秀得很。如果我們這一代做得不好，就應該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千萬不能諉過于我們的祖先。有的同學感慨地說，我們從上小學起，老師就教育我們要愛國，可是閉上眼一想：愛什麽？腦子裏是空的。聽了這門課之後，才真切地感覺到，我們的華夏文明確實是令人自豪。

目前這門課限選人數爲二百七十人，但選修的人數遠遠超出這個數字，每次都只能采用電腦抽簽的方式來確定選修者的名單。有的學生連選兩年都沒有選上，就旁聽了兩年。介紹這些情況，並不是要證明我的課講得有多好，而是要證明中國文化好，誰來講這門課都會是這樣。

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

中國政府這些年提出的建國目標，比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和諧社會、和平崛起等，在我看來，都是互相關聯的，而不是彼此脫節的。其中一以貫之的東西，就是華夏傳統文化。
沒有中國的文化特色，就不能稱之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和諧社會、和平崛起，就更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了。其實，從曆史上來看，中國是最有資格講和諧社會的。我們今天講建設和諧社會，決不是因爲有人擔心我們爭霸而說給別人聽的，而是我們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延續。

華夏傳統與當代中國：禮樂文化和平崛起（七）

營造和諧社會，就必須把每一個人都教育成爲身心和諧的人。而這一切，都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禮。嚴格來說，儒家說的禮，是包括樂在內的，因此我們經常禮樂並提，說是禮樂文化。但在習慣上往往簡稱爲禮。禮樂文化的宗旨，就是要使得人實現自身的“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大家都一定聽說過《論語》裏面孔子的弟子有子說的一段話：“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裏的“和”不是指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沒有原則的一團和氣，而是指人的精神的一種境界。人最大的特點是上天賦予了他們喜怒哀樂的性情。可是，人的這種性情不會自發地處在無過無不及的境地，往往不是太過，就是不及，它的表現就是暴怒、狂喜、憂郁、麻木等等。這種狀況不僅直接影響到人自身的健康，也會引發社會問題。所以，儒家就用“禮”來調節人性，使他能夠把握好“度”，事事處處都能“中節”。

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個核心。所以《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所以有子說“和爲貴”，並且認爲它是先王之道中最美的東西。如果人們都能自覺地用禮來約束自己，管好自己的喜怒哀樂，那麽他的行爲就一定是和諧的。

儒家爲了推行自己的道德理念，把它們分解成許多具體的德目，比如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然後又把它們轉化爲具體的行爲，讓大家照著做。這樣，儒家的理想就一步一步地在實現。下面我們以“孝”爲例，來做一個說明。

孝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非常核心的理念。可是，孝道不是挂在嘴上就會變成現實的，所以儒家又把它具體化爲許多不同層次的行爲要求，比如《禮記•曲禮》說的“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關心老人的起居。再比如《弟子規》裏說的“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要恭敬地聽從父親母親的教誨，這就高了一個層次。再比如《孟子》裏說到有五種不孝的行爲：“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二十四孝”之“鹿乳奉親”（清順治滿文譯本）

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主要還是就生活上供養父母來說的。而《禮記》裏面曾子說的“五不孝”，就把孝行提高到居處、事君、爲官、交友、作戰等方面，認爲只要是讓父母蒙羞的行爲都是不孝：“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親。”這就使孝行從單純的奉養父母引導到道德的層面了，真是非常的高明。其他的禮儀無不是如此。

儒家不僅追求人的行爲上的和，更重要是追求內心的和。禮只能解決人的行爲規範的問題，是一種外在的規範，並不能解決人的內心世界的問題。如果內心世界進入一種至上的境界，言行舉止就必然中規中矩，合乎天道。解決人心問題的途徑，是施行樂教。《樂記》說：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用樂教化民衆，可以收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所以《孝經》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儒家認爲，能夠打動人心、變化氣質的是樂，不是指所有的音樂，而是特指德音雅樂，就是那些節奏和諧、內容健康的樂曲。

所以《樂記》說樂能夠和人心，這裏的“和”還是恰到好處，處處中于節的意思。儒家主張“樂教”，就是用民衆喜聞樂見的樂曲作爲教化的工具，來化解民性。比如《詩經》，原本都是有樂譜的，可以誦，也可以唱，所以古代一些高士喜歡操琴撫弦，不是爲了驅趕無聊，而是爲了化性，用樂來自化。我們如果聽一曲《文王操》或者《高山流水》那樣的雅樂，馬上就會覺得心境平和中正了，就是這個道理。

以上都是從人性上去說的。這方面的學理相當深奧，體系也非常博大，無法在這裏展開來向大家介紹，只能點到爲止。

此外，古人經過長時期的研究，制定了非常詳備的禮儀制度。比方說，從孩子成年開始，每逢人生的關鍵時刻，都有相應的禮儀來指示人生，所以稱爲“人生禮儀”，包括冠、婚、喪、祭等等。比如孩子到了二十歲舉行的成年儀式，稱爲冠禮，意在教育孩子從此要以成年人的標准來要求自己，對家庭和社會負起應有的責任。婚禮的主旨，是教育新郎、新娘合二姓之好，共同營造新家庭。喪禮是子女處理親人遺體的儀式。祭禮是子孫追思先祖的儀式。此外還有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覲禮、聘禮等等，它們的核心都是要讓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誠信相待。這一套制度特別系統、特別成熟，成爲我們國家的特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飛速成長，國力大爲增強，但是唯利是圖的壞習氣也在蔓延孳生，道德滑坡，失禮失信的現象並不少見。這正是我們多年抛棄禮儀之邦優良傳統的必然後果。有感于此，我這些年爲清華的本科生開設了“中國古代禮儀文明”這門課，目前已經講了四輪，學生經過學習，都覺得非常受用。因爲從小學到大學，從來沒有人給他們講過這方面的知識。而在實際上，作爲一名大學生又非常需要這方面的修養。不少同學學完這門課之後，不管是對老師，還是對他人，都顯得彬彬有禮了，說話、寫信的遣詞用句也能使用雅語，格式也更具傳統文化的特色。有些學生甚至認爲，如果將這門課在所有學校推廣，那麽全社會的風氣一定會有明顯的改觀。

實踐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中國的和平崛起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好好研究，這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爲。

精彩到感动，感动到无语，无语到相通。
华夏传统，一脉相承。

禮者，理也，儀者，表也，禮儀者，理之表也。
禮儀之行，天道之體，循道而為，是以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