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閱】日本人戰爭認識中的日本儒學因素

日本人戰爭認識中的日本儒學因素
北京語言大學周閱
中文概要：
近幾年來，日本政治文化生活中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兩國關係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究竟是什麼形成並支撐着日本右翼顛覆歷史的戰爭認識？原因是複雜而多元的。相比之下，思想、文化的原因往往是更為內在的、深層的，同時也是更為根本的。而文化層面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幾經變異的日本儒學在民族文化心理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中國的儒家思想傳入日本之後，經過了日本民族心理的長期浸潤，在表現形式和實質內容方面都發生了變異，因而與中國儒學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
首先，儒學自進入日本伊始就被作為某種可資利用的意識形態工具而與本土文化生長在一起，日本儒學一個極為突出的特徵，就是與神道思想的結合。
第二，日本儒學抑制了中國儒學中本來就不甚發達的理性思辨，吸取並拓展了社會實用功能。因此，其與國家政治的結合尤為緊密，從而為日本國家政權的操控者控制民意、推行國策，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第三，日本儒學不同於中國儒學以『孝』為本、擴而為『忠』的基本道德，它按照自身需要將中國儒學變異成為以『忠』為本的武士道德，使『忠』遠遠凌駕於『孝』之上。這在近代以來確立起了不以一己生命為重而以天皇國家為重的帝國軍人的思想觀念。
日本儒學對於日本社會文化的發展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同時，由於本土神道和武士道精神已深深滲透到日本儒學之中，使之日益與國家政治融為一體，成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近代以後，日本儒學與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相結合，不僅在二戰期間充當了侵略擴張的精神支柱和宣傳工具，而且在戰後成為右翼勢力歪曲歷史、抹殺罪責的思想淵源和理論武器。
Japanese Confucianism and Japanese’s attitude to War
Zhou Yu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In recently years, A series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vents occurred in Japan have severely dama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hich was normalized in 1970’s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1930’s and 1940’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right wing force in Japan renounces the invasive wars launched by Japan in history. How was this attitude formed? And what is the rationale behind it? The reasons are complicated and involve different factors ranging from diplomac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o philosophy, culture and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easons are comparatively more internal, deep-seated and thus more fundamental. Among cultural factors, the profound impacts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on Japanese national mentality can not be ignored due to its vital importance.
After long term influence by the national mentality of Japan, Confucianism has evolved both in terms of its form and basic principles; as a consequence, Japanese Confucianism differs dramatically from Chinese Confucianism.
Firstly, Confucianism was used as an ideological tool since it entered Japan, and entwined itself with local culture. As an example, a unique feature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is its integration with Shintoism.
Secondly, Japanese Confucianism restrained the ration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which has already been weak by itself; meanwhile, Japanese Confucianism absorb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the practical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theory. Closely combined with politics, Japanese Confucianism has become a convenient tool for the rulers to control public opinion and to implement government policy.
Thirdly, in Chinese Confucianism, filial piety is more valued than loyalty. To meet its need, Japanese Confucianism tailored Confucianism into the ethics of samurai and put loyalty above finial piety. The ideology of military imperialism – which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of Mikado than individual lives - was established as a consequence.
Japanese Confucianism has undoubted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Shintoism and the spirit of Bushido, Japanese Confucianism has been more and more merged with politics and has become an ideology for the use of the ruling class.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in modern Japan: Combined with nationalism and Militarism, Japanese Confucianism has become a spiritual buttress and propaganda tool for the invasive wars committed during World War II, it also serves as an arsenal for the right wing force to defend the war crimes and to distort the history after the World War II.
近年來，日本政治文化生活中接連不斷地發生了一系列有着內在關聯的事件，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兩國關係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上世紀90年代中期，東京大學教育學部教授藤岡信勝等人發起成立了日本『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緊接着，1996年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成立。這兩個以民間學會團體的形式包裝起來的組織，在推進日本錯誤的戰爭認識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001年，日本文部科學省通過了對『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所編寫的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的【新編歷史教科書】（扶桑社出版）的審查，使之成為中學教師可以正式選用的教材。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後，日本政府又置多數國民的反對於不顧，無視日本憲法第九條，[1]在被迫放下侵略屠刀近60年之後於2004年1月悍然邁出了海外派兵的第一步——向伊拉克戰場派出了自衛隊。新世紀以來，小泉純一郎繼戰後第一次（1983年）以內閣首相身份對靖國神社進行公式參拜的中曾根康弘之後，在執政期間以每年一次的頻率先後6次參拜了供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如果向更早追溯，還有導致日本對華技術轉移大幅度下降的『東芝機械事件』、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光華寮』產權的司法審判、為日本戰犯翻案的『藤尾發言』以及釣魚島問題、東海大陸架問題，等等。
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使得所有關注中日關係、關注亞洲乃至世界局勢的中國人無不憂慮和憤慨。究竟是什麼形成並支撐着日本顛覆歷史的戰爭認識？原因是複雜而多元的，既有外交、政治、經濟層面的原因，也有哲學思想、文化教育層面的原因，而且各種原因之間錯綜交織，如同一張無形的大網，網眼連接處的每一個點都相互牽制和影響。政治、經濟的原因通常容易引人注目，軍事、外交的原因也總是顯而易見，而思想、文化的原因卻往往是更為內在的、深層的，同時也是更為根本的。文化層面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幾經變異的日本儒學在民族文化心理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由於戰後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相比之下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嚴重滯後，許多中國學者在總結日本現代化的成功經驗時，提出了『日本實行的是儒家資本主義』、『是儒學推動了戰後日本的復興』等日本儒學肯定論，一些人還為此著書立說。但是，這種認識存在着極大的偏誤，這是對儒學進入日本之後的演變軌跡缺乏認識所致，是對整個日本近代文化運動的發展歷史缺乏認識所致。實際上，恰恰是日本儒學與國粹主義的同流合污，成為天皇制政治體制的理論基礎，並最終充當了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戰後，日本儒學仍然繼續充當着修正主義歷史觀的內在依託，成為抹殺戰爭罪行的重要工具。
中國的儒家思想大約在公元5世紀初就傳入了日本。日本涉及中日思想交流的最早文字記載便是儒家經典的東傳，成書於公元712年的神話及傳說【古事記】和成書於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均記載，百濟人王仁曾於應神天皇16年將一批中國典籍帶入日本，其中包括10卷【論語】和1卷【千字文】。[2]此後，中國儒家思想經過日本民族心理的長期浸潤，在表現形式和實質內容方面都逐步日本化，形成了符合日本民族心態、代表日本社會集團利益的日本儒學。因此，改造之後的日本儒學與中國儒學之間已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
首先，儒學自進入日本伊始就被作為某種可資利用的意識形態工具而與本土文化生長在一起。中世紀時期知識人所提出的『和魂漢材』的文化戰略，正體現了二者之間的這種結合關係。而支撐起整個日本本土文化主幹的，是原始的神道思想。因此，日本儒學一個極為突出的特徵，便是與神道思想的結合，這使它與中國儒學有了本質的不同。
日本神道思想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天皇神化』觀念，也就是說，天皇是神而不是人。【古事記】[3]和【日本書紀】[4]的『神代卷』保留了日本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神話，二者都描述了天皇是日本民族的創世神——『天照大神』的子孫，他降臨人世，施行神治。明治政府成立後，神道教被定為國教，獲得了凌駕於其他宗教之上的穩固地位。長期以來，天皇神化觀念深深地滲透到了日本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日本的『建國紀念日』（即國慶節）就是【日本書記】中所記載的神武天皇『降臨』人間的日子，對這個日子的確認體現了對天皇統治『萬世一系』、『古今一尊』的認同。在二戰中，支撐人們義無返顧地參與侵略戰爭的重要心理基礎，就是日本『神裔子孫』的民族優越感。『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神選民族」，這種思想，都從神教的信仰產生出來的』。[5]天皇由於其『天孫降臨』的身世而成為現世的人格神。因此，一方面天皇是代表宇宙本源的神，但另一方面，他又是現實世界的統治者。於是便產生了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教高度合一的思維模式，同時，還建構起了一種人神緊密依存的宇宙觀念，使得人與神之間沒有其他民族文化中經常呈現的那種遙不可及的距離。因此，神道思想具有極強的現實功能性。
原始神道思想在與外界隔絕、相對孤立的島國地理和人文環境下根深蒂固地保留下來。當中國儒學出現在這一獨特的文化語境中時，日本本土文化出於自身現實利益的需要，對其進行了有所選擇和有所改造的吸收。選擇的核心標準以及改造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神道思想中的皇權意識。比如，中國儒學中『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的觀念恰好可以提升天皇的神聖，強化民眾對天皇的崇拜，於是便被盡數拿來並充分發揮。但是，中國儒學『天道』說的非人格神特徵卻並沒能動搖日本人對原有神道的信仰。在中國儒學被篩選、過濾、改造、吸收的過程中，日本神道始終以其不可撼動的中心地位不斷地向儒學滲透。吉田神道的創立者吉田兼俱（1435-1511）說：『……儒教為萬法之枝葉，神道為萬法之根本。』[6]到江戶時代，『儒神一體論』更是直接以本土神道解讀中國儒學，明確地強調儒學與神道的合一。江戶儒學的創始人之一藤原惺窩（1561-1615）指出：『日本之神道以正我心憐萬民、施慈悲為奧秘；堯舜之道亦以此為奧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變而心一也。』[7]另一江戶大儒林羅山（1583-1657）緊隨其後言道：『我朝神國也。神道乃王道也。……或問神道與儒道如何別之？曰：自我觀之理，一而已矣。王道一變，至於神道。神道一變，至於道道。吾所謂儒道也，非所謂外道也。』[8]這些主張把與神道合一的正統儒學定位為一種極具排他性和權威性的本位文化，使得曾經是外來文化的中國儒學變異為日本儒學並實際地維護着日本統治階級的利益。
在以明治維新為發端的日本近代文化運動初期，儒學儘管遭到了維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大力批判，但是並未因此而全面崩潰。相反，西方文化思想的蜂擁而至，極大地刺激了一批極力維護皇權的知識分子，使得國粹主義情感在他們內心日益膨脹。另一方面，日本的近代文化運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在天皇制政體下進行的，而且借用了天皇制度下的政治力量，因此，其出發點首先是維護皇權而不是民權。隨着日本近代文化運動的發展，對自由民權的追求已經危及到這個根本的出發點。這時，在本質上與天皇利益保持一致的國粹主義者再度把曾經遭到鞭笞的儒學抬升為國家意識形態，使之作為御用思想重新發揮鞏固天皇神權的作用。1879年（明治12年），明治天皇頒布【教學大旨】，將儒學作為立身之本，將科學知識作為器用之末，號召以仁義忠孝作為國民道德的核心。1890年（明治23年），明治天皇再次頒布了被尊為『聖旨』的【教育敕語】，明確要求恢復傳統日本儒學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倫理，目的就是要加強統治、鞏固皇權。這樣，近代日本儒學在天皇制政體的扶植下，與國粹主義直接合流，並進而服務於為謀求皇權與國權的最大利益而產生的『擴張國權』的政治、軍事欲求。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嚴紹璗教授指出：『日本儒學在近代化中的復甦和發達，是日本自明治維新起80年間，未能建成近代民主型國家的重要的根由，並且架起了在本世紀初迅速向法西斯軍國主義發展的橋梁。』[9]
日本的戰敗成為對天皇神權的最嚴重的打擊。1946年1月『萬世一系』的第124代天皇裕仁發表【人間宣言】,在日本歷史上首次放棄了神格而承認人格。但是，天皇的絕對權威並未受到根本的撼動，皇國史觀也從未受到徹底的清理。即使有了天皇本人的自白，即使僅以科學常識也能斷言天皇是人而不是神，卻仍然有身為大學教授的日本學者把樹立了天皇神權的神話傳說看作信史。[10]甚至有很長時間大學裡為了不褻瀆『神國』的國體而不准講授神話學。[11]而且，日本的投降從嚴格意義上講並不是完全無條件的，而是在不追究天皇戰爭罪責和保留『象徵天皇制』條件下的投降。實際上，『象徵天皇制』在戰後仍然實行着有效的政治統治。日本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也是皇國史觀沉渣泛起的標誌，因為『支撐象徵天皇制的情感結構的其實就是靖國神社』。[12]1945年11月，裕仁天皇在宣布脫離神格之前參拜了靖國神社，把自『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期間戰死的250萬日本人一起作為『英靈』加以祭祀，通過這一行為，『把250萬死者的遺屬的悲哀轉化成似乎沐浴着神的光輝的欣悅』，『換來了戰後日本的象徵天皇制的權威性』。[13]
第二，日本儒學進一步抑制了中國儒學中本來就不甚發達的抽象的理性思維，吸取並拓展了社會實用功能。因此，比之中國儒學，日本儒學具有非理性且重實用的特點，其哲理思辨色彩十分淡薄，而政治倫理色彩卻更加濃重，與國家政治的結合也尤為緊密。這就為日本歷史上國家政權的操控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儒學中的尊卑秩序來控制民意、推行國策，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儒家思想進入日本社會後，首先參與了日本的政治，成為日本古代律令制國家體制建設中的活躍因子。公元604年，聖德太子（574-622）制定了日本歷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十七條憲法】，列出朝廷大臣應遵守的規則共計21項，其中有19項都源自中國的儒家典籍。日本早期儒學的影響集中於立國治民的政治理論層面，主要為統治階級的皇室成員和貴族知識分子所接納和提倡。可以說，日本儒學自始至終都承擔着發揮政治功能的作用。而神道思想的現實功能性，又進一步使得與之結合的日本儒學與國家的現實利益之間，保持着極為緊密的關係，最終淪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代言理論。
日本儒學的政治倫理性質在武士階層統治的時代得到了極大發展。鎌倉幕府的成立，標誌着武士作為重要的社會階級的崛起和自立。此後一直到江戶時代的漫長歷史階段，國家的政權和意識形態的統治權都掌握在武士階層手中。武家統治者在想方設法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過程中，從中國儒家的朱子學那裡挖掘出了符合武士本位的理論——嚴格的階位等級制度。中國儒學所強調的長幼尊卑的秩序，恰好符合了武家政權的利益，所以被日本儒學全面接受並嚴格落實為社會制度和行為規範，最充分地發揮着實用功能。德川幕府時代，朱子學說已被尊為『國家學術』、『官方哲學』，因為德川幕府本來就是在將軍武士的征伐之中建立起來的政權，它必然要藉助階位等級制度來維護下不犯上的統治秩序。藤原惺窩就曾以宋明理學的『理一分殊』理論來說明封建等級制度的合理性，提倡君臣各盡其責、各守其職。畢生服務於幕藩統治的林羅山則模仿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編撰了【本朝編年】，宣揚『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其尊卑貴賤之位，古今不可亂』。[14]時至今日，日本國民仍普遍承認自己處於『縱向社會』（たて社會）當中，[15]即親子、師徒、領導與下屬、前輩與後輩等縱向關係，重於兄弟姐妹和朋友等橫向關係。這種上下有別、內外有別、先後有別的等級意識正是從武士時代的等級制度延續下來的。
近代日本儒學以儒家道德禮義為旗幟，試圖建立一種理想的人倫秩序，其最終指向乃是天皇與臣民的上下關係，這樣最有利於國民團結一致，共同擁護並傾力擴張至高無上的皇權與國權。1882年，明治天皇親自向軍卿頒布了【軍人敕語】，宣稱『我國軍隊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統帥』，『朕為汝等軍人大元帥，故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腦』。強調自神武天皇以來的日本軍隊，這些說教都是在強調天皇與軍人的主從關係和上下等級，其直接結論就是軍人必須絕對服從天皇的命令。脫胎於中國儒學的等級制度，在服務於武士階層之後，又開始服務於軍國主義。
第三，日本儒學不同於中國儒學以『孝』為本、擴而為『忠』的基本道德，它按照自身需要將中國儒學變異成為以『忠』為本的武士道德，提倡觀念上的絕對忠誠，使『忠』遠遠凌駕於『孝』之上。
中國文明的成熟早於日本，中國儒學是建立在氏族社會的血緣根基之上的，因此，它十分重視以血緣為紐帶的實質的『家』，由此產生了對『孝』的推崇。而日本更重視以主從為基礎的名分的『家』，因此更強調社會集團內部人為的等級秩序。所以，日本從古至今由非血緣關係的『養子』來繼承家業的情況司空見慣。在中國，『孝』是『忠』的基礎，也是『仁政』思想的淵源。【論語】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16]【孟子】道：『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17]漢代『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舉孝廉』制度以及中國老百姓普遍認同的『百善孝為先』等等，都充分證明了『孝』的核心地位。
但是，日本儒學把『忠』提升為一種絕對的行為準則，『孝』則滑落為『忠』的延伸，在這一點上與中國儒學的忠孝倫理觀存在顯著的差別。日本儒學號召人們在忠孝不可兩全時舍孝而取忠。林羅山曾以戰場的『陣勇』與『偷生』作比喻，指出為主人而奮戰至死則大忠，亦大孝，若苟且偷生，則忠孝俱滅。[18]這是典型的以『忠』為本的觀念，它成為武家精神的理論支柱和武士道德的核心內容。正因如此，古代的武士才會『把生命看作臣事主君的手段』，[19]為效忠主人而拼上身家性命，如今的職員也才會為公司的利益而不顧妻兒老小決絕自殺。了解了這樣的思想根源，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二戰期間許多日本軍人把奔赴戰場看作是無上榮耀的生命終結，不難理解為什麼會出現神風敢死隊的瘋狂的自殺式進攻。就連日本最後的投降，也是奉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命才舉國接受。『忠』本身已成為價值和意義所在，成為人生目標和道德義務，因而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但在中國，人們認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對帝王的『忠』是有條件的、相對的。中國人倫關係的核心是『孝親』，而日本社會秩序的基礎卻是『忠君』。日本學者武內義雄（1886-1966）指出：『相對於中國的五倫以家庭本位重孝，日本的五倫不同的是用國家主義來提倡忠孝一致，忠比孝更處其正』。[20]在日本的歷史進程中，無論朝代怎樣更迭，從原始社會直到物質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作為天照大神子孫的天皇系統卻始終得以延續，中間未有異族異姓的介入，這其實與日本發達的忠君思想淵源甚深，同時又反過來加強了日本人對皇權神授的篤信。
在戰爭認識問題上成為人們關注焦點的靖國神社，實際上是一個凝聚着日本忠君思想的重要標誌。靖國神社建於1869年（明治2年），其目的就是為了追悼為天皇獻身的軍人（當時稱『招魂社』）。因此，它不同於一般的承載傳統文化的宗教設施，而是一個肩負着政治目的、宣揚忠於天皇思想的國家神道設施。
以『忠』為本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在近代以來確立起了不以一己生命為重而以天皇國家為重的帝國軍人的思想觀念。東條英機等戰犯在就刑前大喊『天皇陛下萬歲』，就鮮明地反映出他們透徹骨髓的忠君思想。
日本儒學在上述三方面的特點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如今日本的右翼勢力仍然在利用日本儒學這些互為表里的特點，希求從意識形態的層面左右國民對戰爭的認識。於是，在二戰期間淪為軍國主義精神支柱和宣傳工具的日本儒學，在戰後則順理成章地成為右翼勢力歪曲歷史、推脫罪責的思想淵源和理論武器。如前所述，儒學與神道的結合大大加強了皇權神化的觀念。而日本國民對天皇強烈的崇拜情感和敬畏態度，追根溯源，正是出自皇權神化觀念。這種國民心理恰好成為民族主義、軍國主義以及當今右翼勢力實施其政治計劃的最為便利的藉口和條件。許多逃避戰爭責任、美化戰爭罪惡的行為都是在皇權神化觀念的庇護之下，藉助上下等級意識和『忠』的倫理思想而加以實施的。如，對所謂『東京審判史觀』的批判和顛覆，將進步人士對侵略戰爭的反省說成『自虐史觀』等等，都是以維護皇國的神聖和尊嚴為藉口，刺激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煽動人們不能承認侵略，不能反省和道歉，否則將會使天皇蒙受恥辱。
近年來波瀾不斷的教科書問題，從某種意義來看，與明治時代儒學倫理旗幟下的【教育敕語】異曲同工，都是試圖通過教育的途徑控制國民的思想意識。但是，日本右翼知識集團與國家政權暗地聯手實施的這一蒙蔽國民的計劃並未完全如願。據統計，當時全日本130餘萬中學生中選擇使用該教科書的比率只有0.039%。除了石原慎太郎任知事的東京都屬下的一所殘疾人學校和愛媛縣的一所中學之外，日本全國的國立、公立學校均決定不採用新歷史教科書。[21]安倍晉三出任首相之後，日本國會眾議院在四個在野黨集體缺席投票的情況下，仍於2006年11月16日強行表決通過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日本現行的【教育基本法】頒布於1947年，體現了培養個性、尊重自由的教育理念，曾與日本和平憲法共同成為構建戰後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修正案』倡導『尊重傳統和文化』、『熱愛國家和鄉土』，甚至還提出要由政府官僚，而不是教職員工來管理和決定學校教育。這種強制性的『愛國主義』教育，很容易令人聯想起戰前儒學『美德』包裹下的軍國主義教育，因此已經遭到了日本有識之士的反對。
1999年，日本國會審議通過『國旗國歌法案』，強行要求全國的小學生必須唱國歌『君之代』，掛國旗『日之丸』。這一做法堪稱歷史的倒退，它與過去要求中小學師生背誦【教育敕語】、對天皇和皇后的照片鞠躬行禮、齊唱『君之代』等禮儀教化毫無二致。這是右翼勢力又一蓄謀已久的舉措，其目的是自上而下地將國家意志強制性地滲透到基層民眾當中，使皇國思想在日復一日的禮節儀式中不知不覺地得到鞏固，出發點仍是維護皇權與國權。
在日本的國旗問題上，非常典型地體現了皇權神化觀念和忠君思想。同樣是法西斯主義侵略國家，同樣在二戰中被正義的力量所擊敗，然而日本和德國在對待國旗的態度上卻截然不同。二戰期間，希特勒將有卐字圖案的納粹黨旗作為德國國旗，這一旗幟成為暴力恐怖的象徵。二戰結束後，儘管先後成立的東西兩德在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但都永遠廢除了卐字國旗。而日本卻不顧日之丸旗在二戰期間沾染了無數無辜者的鮮血，最終將這面曾經作為日本侵略軍標誌、已具有軍國主義象徵意味的旗幟定為國旗。實際上，日之丸旗正是皇權神化的象徵。日本自認為是『日出之國』，所謂『日本』就是日之本，亦即太陽出來的地方，這一稱謂本身就蘊涵着以本民族為中心的國家主義意識。『天照大神』就是日本的太陽女神，其子孫世世代代統領着日本，顯然，『日之丸』那一輪紅日所輝映的正是被神化的皇權。
任何一種文化的傳遞都是以『不正確理解』的形式進行的。當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傳遞時，在其初級階段，總是被最初的接受者根據自身的狀態和需求加以理解和解釋，接下來的階段，在接受方強大的文化語境之中，原文化的一些組成成分便作為可利用的材料，經過加工、重塑而最終融入新的文化語境。因此，文化傳遞的內容完全取決於接受者的現實需要。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儒學，在經過西方啟蒙主義者的解釋之後，成為了啟蒙文化中的活躍的理性因子，而經過日本德川時代儒學者的解釋之後，卻成為了江戶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由於儒學進入日本之後在與本土文化相融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變異，其形態和內核都極為複雜。不可否認，在歷史進程中，日本儒學對於日本社會文化的發展起到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同時也必須看到，由於本土神道和武士道精神已深深滲透到日本儒學之中，甚至主宰了它的發展方向，使日本儒學日益與國家政治融為一體，成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在近代以後，日本儒學與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相結合，不僅在二戰期間充當了對外擴張侵略的思想武器，而且在戰後仍作為右翼勢力掌控國民意識的一個有利工具，使『皇國史觀』陰魂不散。而正是在『皇國史觀』的支配下，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被解釋為『解放亞洲』的『大東亞聖戰』，為侵略戰爭賣命則被粉飾為『效忠天皇』和『為國捐軀』。
[1]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真誠地企望以正義和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將不再保持陸海空軍和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
[2]【古事記】無紀年，按【日本書紀】的紀年，應神天皇16年約為公元285年，以往許多中國學者採用了此說，但據王家驊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中對日本學者考訂研究成果的總結，應神天皇16年應相當於公元405年，按此說法，儒學傳入日本不是3世紀末，而是5世紀初。
[3]【古事記】是日本保存至今的第一部完整的文獻，全書三卷，成書於公元712年，由安萬侶用『萬葉假名』編撰而成。
[4]【日本書紀】全書三十卷，成書於公元720年，用漢文寫成。
[5]戴季陶【日本論】，九州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6-7頁。
[6]吉田兼俱【唯一神道名法要集】，【日本思想大系】第19冊，岩波書店，第234頁。轉引自王守華、卞崇道【日本哲學史教程】，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頁。
[7]藤原惺窩【惺窩文集】卷第四、羅浮山人林道春編匯、1654年京都田原仁左衛門尉出版。
[8]【林羅山文集　下巻】巻第六十六（大正七年平安考古學會版・昭和五年弘文館社版の覆刻）京都史跡會編纂、ペリカン社、昭和54年、第804頁下。
[9]嚴紹璗【儒學在日本近代文化運動中的意義】（戰前篇），【日本問題】1989年1期，第38頁。
[10]京都大學教授、中國文學研究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在【東洋的文學】（【新潮1951年10月】）中提出，應把【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神代卷』看作與歷史有關聯。
[11]參見周作人【周作人論日本】，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第27頁。
[12]小森陽一、黃湘【小森陽一訪談錄】，【博覽群書】2006年10期，第6頁。
[13]同上。
[14]【林羅山文集　下巻】巻第六十八（大正七年平安考古學會版・昭和五年弘文館社版の覆刻）京都史跡會編纂、ペリカン社、昭和54年、第846頁上。
[15]『縱向社會』理論最早由日本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在一篇題為【日本社會結構之我見】（【中央公論】1964年5月號）的論文中提出，後來她又以三部代表作——【縱向社會的人際關係】、【適應的條件】和【縱向社會的力學】進一步完善並鞏固了這一理論。
[16]【論語】卷一『學而第一』，見【諸子集成】第1卷【論語正義】，上海書店1986年7月影印版，第3-4頁。
[17]【孟子】卷七『離婁章句上』，見【諸子集成】第1卷【孟子正義】，上海書店1986年7月影印版，第314頁。
[18]原文為：『死生亦大矣！雖然，君死社稷何苟免而偷生歟？所以全此心也，父母唯其疾之憂，是為孝也。夫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而所以載道也。孝亦道也，忠亦道也，非他，只一心而已。若夫戰陣無勇，則雖苟免而偷生，然此心之義既亡，與行屍視肉無以異之。奈何無羞惡哉！若無羞惡則不義也，不孝也，不忠也。曰竭其力，曰致其身，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然二者不可得而兼也，拾輕而取重可也，不可必小學而大遺者乎！』見【林羅山文集　上巻】巻第三十二（大正七年平安考古學會版・昭和五年弘文館社版の覆刻）京都史跡會編纂、ペリカン社、昭和54年、第351頁。
[19]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張俊彥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2月，第57頁。
[20]【武內義雄全集】卷第四『儒教篇三』、角川書店1979年版、第135頁。原文為：『しかし支那の五倫は家族本位で孝が重んぜられるに対し、日本の五倫は國家主義で忠孝の一致が提唱せられ、孝より忠が上にたっている點において異なっている。』
[21]參見趙京華【一位日本知識分子的肖像】，【博覽群書】2006年第10期，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