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玮》清前期来华的葡萄牙使节

陈玮
摘要：清代前期（康、雍、干三朝）葡萄牙王朝派出的来华使节总共有多少次？据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从史料记载来看，葡萄牙国王先后四次遣使来华，康熙朝两次，分别在康熙九年和康熙十七年；雍正朝一次，在雍正四年；乾隆朝一次，在乾隆十八年。澳门作为葡萄牙人占据的特殊区域，每当清政府的限制贸易的政策影响到澳门的利益时，葡萄牙政府都会派遣使节出使清王朝，力图维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利益。清前期自康熙末年开始实施禁教，自雍正朝始，葡萄牙来华使节虽多为澳门通商贸易而来，同时，葡萄牙使节来华也尽力挽回和维持西方在华的传教势力。
关键词：康、雍、干， 葡萄牙使节，澳门，传教士
一．清康、雍、干三朝葡萄牙来华使节
清代前期（康、雍、干三朝）葡萄牙王朝派出的使节总共有多少次？据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五次说，还有三次说。多数著述都持五次说，如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一书，第八章“清初因澳门来华之葡使”，“明清之际，葡人先后八次遣使来华，明季三次，已见前文；兹述清初之五次遣使。”黄庆华《中葡关系史》一书，上册第五章“清代中葡关系（1644—1840）”，“此后至乾隆末年，葡萄牙王国或为通商贸易，或为治外法权，或为谋据澳门，或为福音传教，又先后五次遣使中国。然而，纵使卑辞厚礼，亦未遂心如愿。”持三次说的如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一书，《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一文，“清初葡萄牙遣使来华共三次：康熙九年（1670年）葡王亚尔丰斯第六（Alphonse）遣萨尔达尼（Manoel de Saldagna）；其次雍正四年（1726年），葡王若望第五(Jean Ⅴ)遣使麦德乐；第三次为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王若瑟第一遣巴石喀（Don Francois Xaviel Sssig Pacheoy Sampapo）来华致敬。”笔者经过考查认为，清前期的康、雍、干三朝葡萄牙国前后四次遣使来华。持三次说的是漏掉了康熙十七年一次的葡萄牙国遣使来华，而持五次说的是误将康熙五十九年的罗马教皇遣使来华当作了葡萄牙国遣使来华。
关于康熙十七年葡萄牙国遣使来华，《清实录》有记载，康熙十七年八月庚午，“西洋国主阿丰素遣陪臣本多白垒拉进表，贡狮子。表文曰：谨奏请大清皇帝万安，前次所遣使臣玛讷撒尔达聂叨蒙皇帝德意鸿恩，同去之员俱沾柔远之恩，闻之不胜懽忭，时时感激隆眷，仰瞻巍巍大清国龙光。因谕，凡在东洋所属，永怀尊敬大清国之心，祝万寿无疆。俾诸国永远沾恩等，日月之无穷。今特遣本多白垒拉，赍献狮子。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奏。”[1]而康熙五十九年葡萄牙国遣使来华于《清实录》中不见记载，于《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为，“康熙五十九年，西洋国遣使臣斐拉里奉表来朝。是日，设表案于畅春园九经三事殿阶下正中。圣祖仁皇帝御殿升座，礼部鸿胪寺官引贡使奉表陈案上，退，行三跪九叩礼，仍诣案前奉表，进殿左门，升左陛，膝行至宝座旁恭进。圣祖仁皇帝受表，转受接表大臣，贡使兴，仍由左陛降，出左门，于阶下复行三跪九叩礼，入殿，赐座，赐茶毕，谢恩退。”[2]
从文献记载来看，《清实录》与《清会典事例》对于遣使来华者均称西洋国，而没有明确是葡萄牙王国。此外，查《清会典事例》对于康熙朝九年和十七年葡萄牙国两次遣使来华也同样是称西洋国遣使。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一书，以及梁廷柟《海国四说》一书，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记载而认定康熙朝有三次葡萄牙使节来华。那么，康熙九年和康熙十七年的西洋国与康熙五十九年的西洋国是同样都指葡萄牙王国吗？
《清会典事例》虽然对于康熙九年、十七年、五十九年来华使节一概称西洋国遣使，但是，前两次的记载西洋国贡使既有进献表文又有贡物[3]，而康熙五十九年西洋国贡使只有表文没有贡物。而据罗光著《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一书，康熙五十八年，教皇克莱门十一世任命嘉乐为出使中国特使，嘉乐使团动身以前，教皇先遣两个巴尔纳彼得会（Barnabites）会士奉送教宗致康熙手书，两人一名费理薄(Filippo Maria Cesati)，一名何济各(Onorato Maria Ferrari)。其中何济各(Onorato Maria Ferrari)的西文名与斐拉理（Onorato Maria Ferraris）的西文名相同。作为教皇派出的先遣使节费理薄、何济各只负责向中国皇帝奉送教皇文书，其后的教皇特使麦德乐则负责进献礼物。这正可以解释上述《清会典事例》所载康熙五十九年来华使节只带有文书而没有贡物的原因。由此可以推断，《清会典事例》所载，康熙五十九年西洋国使臣婓拉理，应为罗马教皇使节，不是葡萄牙王国使节。另据巴尔纳彼得会（Barnabites）海外传教的历史记载中提到，巴尔纳彼得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始于1718年教皇使节来华事件。“In 1718, when Clement XI sent Monsignor Mezzabarba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to attempt a settlement of the famous question of the Chinese Rites, His Holiness attached five Barnabites to the special mission. No substantial result was obtained, but when the rest of the party left the country, one member of the order, Father Ferrari, remained in China, taking up his residence first at Peking and then at Canton, where he sowed the first seed of that work of the Holy Infancy with which the name of the French Bishop Forbin-Janson is justly associated.”1718年，当教皇克莱门十一世派遣麦德乐使节出使中国以解决礼仪之争问题时，巴尔纳彼得会有五名会士跟随使团执行这项特殊任务，这五名传教士是Sigismondo Calchi (1685—1728), Onorato Ferrari何济各(1685—1755) , Filippo Cesati费理薄(1684—1725), Alessandro de Alessandri(1688—1738), Salvatore Rasini(1691—1736)[4]。 虽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但是当使团其他成员离华返回时，巴尔纳彼得会的Ferrari（何济各）修士留在了中国，他先是居住在北京，后来又到了广东，在那里播下了圣教的第一粒种子。这名巴尔纳彼得会士Ferrari即是斐拉理（或曰何济各）。
由此，清初的康、雍、干三朝，从史料记载来看，葡萄牙国王先后四次遣使来华，康熙朝两次，分别在康熙九年和康熙十七年；雍正朝一次，在雍正四年；乾隆朝一次，在乾隆十八年。
二．葡萄牙王国遣使来华的原因
澳门作为葡萄牙人占据的特殊区域，葡萄牙人既希望得到清廷的特殊政策优待，同时又希望独占澳门，不许其他西方殖民国家染指。为此，每当清政府的限制贸易的政策影响到澳门的利益时，葡萄牙政府都会派遣使节出使清王朝，力图维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利益。
清初，从顺治十二年（1655）开始，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孤立据守台湾的郑氏集团，清廷实行严格的海禁和迁界。这一措施严重地影响了澳门葡萄牙人的利益，他们首先求助于在宫廷服务的耶稣会士，结果由于汤若望之请求澳门得以免于迁界，但海禁则未能幸免。由于澳门葡萄牙人不事耕种，惟仰赖贸易为生。海禁显然给葡萄牙商人带来的损失很大。为此，葡萄牙国王于康熙朝先后两度派遣使节来华觐见康熙皇帝。第一次遣使是在康熙六年，葡萄牙使节于康熙七年到达广州，在广州居留两年，于康熙九年（1670）抵达北京。结果葡萄牙使节无功而返。正是由于第一次遣使失败，葡萄牙国在康熙十七年第二次遣使。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遣使玛讷撒尔达聂使团的秘书白垒拉再次请求恢复通商贸易。葡萄牙王国于康熙十七年的遣使是清前期唯一一次取得效果的遣使。因为其时恰逢清政府结束海禁，实施开海贸易政策。清政府首先在康熙十八年（1679）恢复了澳门至广州的陆路贸易，其后又在平定台湾之后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
前面所述，康熙五十九年葡萄牙王国遣使来华并无史料记载，那么，葡萄牙国遣使的理由也就并不存在了。据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一书所述，康熙五十九年葡萄牙遣使的理由是，康熙末年实行南洋海禁，禁止中国内地民人前往南洋贸易，澳门由于两广总督杨琳之请而得以不在禁列，澳门葡萄牙商人因此而独享垄断南洋贸易之利。于是，澳门葡萄牙商人为表谢意派遣使节前往中国。但据史料载，事实是，澳门商人的确对清王朝如此地关照葡萄牙人表示了谢意，但只是通过两广总督向当朝的康熙皇帝转达了致谢并献上礼物，并没有要求葡萄牙国王派遣使节。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初九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报澳门西洋人理事官进献方物谢恩，“两广总督奴才杨琳，为奏进事。据住澳门西洋人理事官唩嚟哆等呈称，哆等住居澳门，世受皇上恩泽，泽及远彝，贸易资生，俾男妇万有余口得以养活。圣恩高厚，无可报答，敬备土物十六种，伏乞代进，稍尽微诚。…”[5]
关于雍正朝葡萄牙遣使来华的原因，林子昇一书的说法也值得商榷。林子昇书认为，雍正二年解除了自康熙五十九年开始的南洋海禁，葡萄牙不能再垄断南洋贸易，澳门葡萄牙人在贸易上面临着与其他西方国家竞争的局面，商业利益大受损失，为此葡萄牙国王再次遣使来华。但是，据笔者考查，雍正朝结束南洋海禁，开海贸易，是在雍正五年，而非雍正二年，澳门与其他西方国家贸易竞争亦当在雍正五年之后。依据是，乾隆七年二月初三日，两广总督庆复就乾隆朝初期再次发生南洋海禁的争论回复的奏折，“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洋贸易，国课民生，均有裨益。康熙五十六年间，因吕宋、噶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圣祖仁皇帝谕令内省商船禁止南洋贸易，其红毛等国船只听其自来。钦此。钦遵。惟广东香山县所辖澳门一区，向有西洋人纳租居住，滋生男妇不止万丁，此辈无田可耕，耑藉外洋贸易，且非中国之人，应照上谕红毛等国之船一例，听其贸易。再安南国与内地毗联，应照东洋一例，听商贸易。经前督臣杨琳在京陛见，面奏请旨，不在禁例，题准部覆在案。迨雍正五年，内地各商援照闽省之例，开趰南洋，…”[6]那么，雍正四年，葡萄牙遣使来华的原因是什么呢？据笔者考查，雍正初年，由于南洋海禁，澳门贸易繁荣，出现贸易船只逐渐增加的情况。于是，雍正采纳两广总督孔毓珣的意见，澳门贸易船只问题，将其现有的二十五只作为定额编列字号不许添置。这样的限制措施肯定会遭到葡萄牙人的反对，与此同时，雍正朝伊始即实施严厉禁教，宫廷传教士根本无法阻止全面禁教的形势，更不用说为澳门葡萄牙的利益进言了。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国王才再次遣使解决在澳葡萄牙人贸易问题以及为在华传教士说情。
关于乾隆朝葡萄牙遣使来华的原因，据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一书和黄庆华《中葡关系史》一书，乾隆十四年，继任广州海防同知张汝霖拟定了《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十二款，在澳的葡萄牙人因《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而威风扫地。为此澳门议事会召集各界代表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决定派澳门主教方济各会士罗主教前往里斯本，向葡萄牙陈述澳门目前情况，并请求国王遣使中国；澳门议事会也几次致函葡萄牙国王，请求遣使中国，以解决澳门面临的种种危机。葡萄牙国王唐·若泽一世最终决定派遣巴哲格出使中国。需要补充的是，《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十二款包括：驱逐匪类、稽查船艇、禁赊物收货、犯夜解究、夷犯分别解讯、禁私擅凌虐、禁擅兴土木、禁贩卖子女、禁黑奴行窃、禁夷匪夷娼窝藏匪类、禁夷人出澳、禁设教从教。这个善后条议不仅使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澳门的控制，而且迫令澳门葡萄牙人不准招引华人入教。
三．葡萄牙来华使节与传教士
清代初期，面向东方扩张的葡萄牙王国不仅成功地据有了贸易居留地澳门，而且成功地在华建立了传教体系。服务于葡萄牙王廷的耶稣会士之所以能够传教中国，是通过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提供的诸多便利条件和经济援助；而来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多是具有科学知识及掌握一定技艺的专门人才，因而深得清历代宫廷和皇帝的重用。清代前期，近代外交关系尚未建立, 进入宫廷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就成为保护葡萄牙在华利益的代言人。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得益于服务宫廷的传教士，澳门葡萄牙人的商业利益才得以延续。但是传教士的这种作用并不是总能发挥功效。由于中国的禁教一次比一次严厉，传教士被驱逐，虽然宫廷传教士依然留在宫廷为皇帝效力，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对中国皇帝施加影响，左右决策了。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国王派遣使节解决问题。一方面为保护澳门葡萄牙人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为挽救传教事业的危机。
葡萄牙使节来华觐见中国皇帝时，得到了在华耶稣会士，特别是服务宫廷的耶稣会士的大力帮助。康熙年间葡萄牙的两次遣使来华，其中第二次葡萄牙使节得到了当时在华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南怀仁的协助，向康熙皇帝进贡一头狮子。雍正年间葡萄牙遣使来华，葡萄牙使节来华之际得到了当时在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等人的帮助。乾隆年间葡萄牙遣使来华，葡萄牙使节来华之际得到了当时在京的奥地利籍耶稣会士刘松龄等人的帮助。
清前期自康熙末年开始实施禁教，驱逐在各省传教的西教士，只允许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留在宫廷为皇帝服务。因而，自雍正朝始，葡萄牙来华使节虽多为澳门通商贸易而来，同时，葡萄牙使节来华也尽力挽回和维持西方在华的传教势力。他们不仅为清朝皇帝献上礼物，还为清廷带来新的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以取悦皇帝，而且他们还在在华期间为教禁说情、对被拘传教士营救。
雍正三年（1725年）葡萄牙国王若望第五派遣使节麦德乐来华，葡萄牙使节还带来了七名传教士，“并着七人陈善策、麦有年、计万全、白如玉、索智、林起风、马犹龙，内陈善策、麦有年二人通晓天文，”[7] 其中，陈善策、麦有年二人由于通晓天文，遂进京效力宫廷。葡萄牙使节来华之时适值雍正元年的严厉禁教之后，在京的西教士将挽救中国教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葡萄牙使节身上，希望他在觐见雍正皇帝时为教会求情。但是，葡萄牙使节离京之后雍正皇帝召见了在京西教士，指责他们没有向葡萄牙使节说明情况，以致葡萄牙使节麦德乐在京期间向雍正提出恢复传教归还教堂等无理要求。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的书信记载了此次召见的情形，雍正皇帝说“巴多明，倘若尔将事实真相告诉了麦德乐，倘若尔对伊正确地解释了朕所讲的道理和意图，伊是绝不会对朕说出那样的话的。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象父皇康熙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倘有别的使臣再来，尔等应事先告知他们，要他们注意，不要象麦德乐那样讲话。当麦德乐清楚了朕之理由后，他也会赞同朕的这些道理的。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麦德乐提出的那些要求也会遭到朕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8]
乾隆年间葡萄牙使节巴哲格来华也带有三名掌握科技知识的西洋传教士，乾隆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抚苏昌奏报，“┅本年七月初七日有大西洋博尔都噶尔国船一只到澳，┅该国王遣使臣巴这哥航海而来，┅并带有通晓天文之汤德徽、林德瑶，善于外科之张继贤等三人，一同赴京。”[9]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广东巡抚苏昌奏报，“钦差、贡使于乾隆拾漆年拾壹月贰拾肆日开行起程赴京，其通晓天文之汤德徽因正音未谙，不能赴京。”[10] 由此可知，林德瑶、张继贤二人后来进京，汤德徽未能进京。进京的林德瑶、张继贤（张舒）皆为葡萄牙耶稣会士[11]。葡萄牙使节来华之时适值乾隆十一年禁教之后，乾隆十一年禁教期间，秦晋代牧区（山西、陕西）被抓的有三名传信部方济各会士和一名主教，这三名传教士分别是白希义（Joannes Bapt. Pedracini）、石若翰（石耐德）（Herculanus Schneider），李悟邦（Urbanus Schamberger），一名主教是李奥哲（Eugenius Piloti）。白希义、石若翰被捕后解往澳门，主教逃至江西后被捕，不久被释返回绛州，惟有李悟邦(Urbanus Schamberger)被捕后的去向不明。据《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一文[12]，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节巴石喀来华，曾经向在京的西教士提起当时在江西拘禁的西方传教士，原文如下：“西老爷（西澄元）对刘老爷（刘松龄），刘老爷对舒大人（九门提督），舒大人对富公爷说了李老爷——圣名物尔巴诺——在江西监里的事，富公爷说他无罪，可叫他回去，就是回澳门回西洋，到如今不知道准放了没有。” [13]这里说到江西被监禁的李老爷就是乾隆十一年禁教期间于秦晋代牧区被捕的传教士方济各会士李世辅，李世辅教名物尔巴诺，即是李悟邦Urbanus。葡萄牙使节巴石喀来华与在京的西澄元、刘松龄等西教士一起提出了请求释放李世辅，结果乾隆十九年下谕释放李世辅。乾隆十九年四月上谕“从前江西监禁之李世辅，已阅九年，著加恩释放，交与该督抚等解往广东澳门安插。”[14]
四 结语
明清之际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来，这些西方殖民国家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亚洲附属国不同，他们不是遵循传统的朝贡制度，而是贸易与传教一体的渗透。由于历史惯性，明清之际的统治者长于防卫而短于转变，他们试图以天朝体制去应对，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限定在天朝体制之内。当中西力量对比中国尚处于优势时，西方国家无力与中国对抗，只好遵守天朝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葡萄牙殖民者与明清两代统治有着特殊的关系，享有西方殖民国家不曾有的特权。清代前期康、雍、干三朝葡萄牙分别派出了使节出使清王朝，力图维持葡萄牙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葡萄牙在华的特权。但是，清朝统治者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天朝体制为主，将葡萄牙的请求不予考虑，结果葡萄牙的几次遣使大多毫无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清圣祖实录》卷76
[2] 《清会典事例》第六册，卷505，礼部·朝贡·朝仪，P852，中华书局。
[3] 《清会典事例》卷503，礼部·朝贡·贡物一，P821；卷506，礼部·朝贡·赐与一，P859。
[4] Sergio M.Pagano, Barnabiti alla corte imperiale di China [Barnabites at the imperial court of China], Firenze,1982)
[5] 《宫中朱批奏折》，转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P1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6] 《宫中朱批奏折》，转引自《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P1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7]阎宗临著,《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M]P198,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8] 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Z] P14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Z]]第一册，P198，北京：中华书局，2003。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Z]]第一册，P184，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 下册P608，上册P244，北京：中华书局， 1995。
[12]阎宗临著,《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M]P212,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3]阎宗临著,《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M]P21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4] 《清高宗实录》[Z]卷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