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5世纪-前15世纪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

前35世纪-前15世纪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

课题承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

前言

袁靖

在执行科技部的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中，我们对中原地区在特定时间段里的技术与经济状况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填补了以往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但是除中原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技术和经济的特征、发展演化脉络等问题还很不清楚，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为此，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支持下，我们专门设立了“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这个课题，计划开展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人类食性、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生产工具种类、玉器加工技术、以及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八个子课题研究，以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开展定性定量分析，并对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技术和经济状况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对技术、经济状况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关系做出诠释。这里分别介绍各个子课题的研究和综合研究结果。

农业经济研究

赵志军

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不同文化区的农业经济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区和西北地区都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后来西辽河流域地区出现了大豆，西北地区出现了小麦和大麦。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稻谷为唯一的农作物。黄河下游地区具有稻旱混作特点，稻谷与小米都是主体农作物，基本不分伯仲，但到了岳石文化时期，稻谷的比重有所下降。中原地区以种植小米为主，后来逐步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化，稻谷比重增加，大豆普遍出现，小麦开始传入并迅速普及。
黄河中下游地区普遍种植稻谷。稻谷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北传到黄河流域，自龙山时代起开始普及，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达到高峰。稻谷是高产农作物，耐瘠性强，稻谷的普遍种植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小麦也开始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由初期的单纯依赖小米逐步演变成为后期的“五谷丰登”式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由于不同农作物品种的生长习性和抗灾特性不同，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可以有效使用有限的耕种土地，充分利用全年的生长季节，由此提高限定区域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抗灾害能力弱，这有可能是造成西辽河流域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败，以及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突然崩溃的重要的经济原因。

家畜饲养研究

袁靖

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尽相同。如西辽河流域的古代居民经历了以狩猎活动为主向以家养活动为主的转变过程，其饲养动物的种类由单一的家猪，变为增加了绵羊、黄牛和马。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一直以饲养家畜为主，其家养动物的种类从早到晚的变化十分明显，在仰韶文化时期是狗和猪，到龙山文化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长江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渔猎为主，到良渚文化时期突然出现过一个饲养家猪的高峰，但是到后来的马桥文化时期，又回到以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样一种模式。黄河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获取肉食资源，这两个流域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西辽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相继发生变化，如辽河流域出现文化的中断，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则发生经济形态的变化，其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逐步向游牧经济转变。相比之下，黄河中下游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饲养狗、猪、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且在保持家养动物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牛和羊的比例有所增加。这个特征与后来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饲养家畜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对我们认识国家最终形成于中原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在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的墓地里发现马骨，在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的遗址里也发现马骨。这些马骨的发现对我们研究中国家马的起源是十分重要的线索。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而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在甘肃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马骨，正好印证了我们认为家马是由外来文化传播进入中国的推测，甘肃地区和内蒙古地区都是家马从中国境外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的通道。

动物的DNA研究

周慧

通过对青海长宁和内蒙古大山前遗址距今约4000年前的绵羊和黄牛遗骸进行分子考古学研究，显示出A世系绵羊占统治地位，此外，首次发现属于西亚地区的B世系绵羊。这个结果表明中国绵羊的驯化有本地因素，也有外来因素。另外，在内蒙古地区发现了东北亚地区特有的T4世系黄牛，表明内蒙古地区存在驯化本地黄牛的证据。由于发现了属于西亚地区的T/T3世系黄牛的证据，证明西亚地区的黄牛曾向东扩散。在中国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发现西亚地区的绵羊和黄牛，这是因为东西方史前人类的交流造成的。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现代家猪和史前遗址出土的猪在遗传上表现出延续性，这一地区的家猪驯化属于本土驯化模式。

食性分析

张雪莲

当时黄河流域人们的主食以C4类植物为主，应该是小米类，说明种植农业已比较普及。同时从营养状况上看，几个遗址的人都食用一定的肉类，具有相对稳定的肉食来源。而从同属一个区域的猪的食性看，C4类植物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说明猪在食物来源上也部分地依赖于种植农业。
测试数据结果显示，在主食方面男性和女性没有明显的差别。
对西坡遗址墓葬中人骨的食物状况分析表明，墓葬等级与营养等级具有相关性。遗址中M18、M8、M27和M29等几座典型大墓中人骨的营养等级明显较高，与其他中小型墓葬的人骨形成差别。显示出此时阶层社会已经出现，人们的身份等级不仅体现在墓葬形制、大小以及随葬品的优劣上，也同时体现在人们所享用食物的营养状况上。

冶金术研究

梅建军

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西北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远盛于中原和北方，表明该地区在中国早期冶金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中首次发现了砷铜，在河西走廊地区发现了早期冶金遗迹，在新疆小河墓地发现了迄今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纯锡器和金银器。这些都是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根据已有的研究，与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密切联系，应是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背后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基于西北本地社会文化需求的区域技术创新，它也构成了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兴盛的基础。
中国北方是另一个早期冶金术获得显著发展的重要地区，与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金存在密切的关系。有很多证据表明，北方地区与中原之间也存在文化联系与互动。因此，在中国早期冶金术的发展历程中，北方地区也属于区域互动中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术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在中原崛起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之一。青铜容器和组合范铸技术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构成了中原地区冶金术划时代发展的核心内容，也使中原地区成为当时中国的冶金技术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既吸收了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技术因素，也有本地区技术演进的基础。中原、西北和北方地区之间文化互动的加强，是冶金术迅速传播并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动因。
早期冶金技术演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宗教和礼仪活动的不同，都可能影响并制约到早期冶金术的选择和发展。因此，关于早期冶金术的研究仅仅着眼于技术层面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综合性探讨。

陶制品研究

罗宏杰

在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先民制作一般陶器的原料属于易熔粘土，有可能是利用了河流沉积土；而白陶、印纹硬陶、原始瓷的原料属于瓷石类型，在部分陶器原料中加入草木灰、高岭石、石灰石等，这为后世陶瓷的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斗笠状白陶表面使用朱砂涂红，这是先民最早使用汞元素的一种见证；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城内和城外的先民在制陶原料方面存在差异，这证明当时可能存在“内外差别”或“城乡差别”；河南洛阳南洼遗址出土的作为高级别礼器的白陶并非来自二里头遗址，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白陶应该有各自的制陶场所。
尽管这一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陶器的烧成技术没有明显改变，但长江下游地区的窑炉技术却在不断提高；先民已经有了改变烧制气氛的意识；由于高温技术和原料的突破，自1800BC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原始瓷。
自仰韶文化中期陶器生产很可能已经半专业化；龙山时代快轮制陶术的出现，标志着陶器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铜器逐渐成为社会上层最重要的礼器，制陶工艺总体上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部分遗址陶器的化学组成分析结果表明，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二里头文化中存在某种南方地区文化的因素，上海广富林文化的来源是多样的，这些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南北方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生产工具研究

王小庆

黄河流域到仰韶文化晚期，各个地区生产工具的地域性特征还较为明显，自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纺轮的型式开始多样化，进入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以后，纺轮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到龙山文化时期，蚌质生产工具的数量较此前有较大的增加。在黄河上游地区，青铜的小件生产工具开始出现。同时各地区生产工具的形制逐渐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通过对山东地区多个遗址出土石器的测量分析，发现从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不同种类的石器制作存在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差异。到了岳石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石器制作的专业化生产，尤其是石刀、纺轮等农业工具和纺织工具专业化程度较高。这些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变化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阶层分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普遍存在自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斧、锄类土地整备工具在生产工具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刀、镰类收获工具的数量大增这种现象。而这种变化在黄河上游地区表现的不是十分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当时人具备了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识后，在农业生产的各个技术环节中投入劳动量的改变。即从龙山时代开始，人们在土地开垦和耕地的整备等环节上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减少，而在田间管理和收获等环节投入的劳动量较此前有大量增加。这是农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反映，它为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玉器研究

邓聪

首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存在三个不同的生产玉器毛坯体系。即1）由原砾石制作个体玉器；2）由对向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3）由砂绳切割生产玉片。西拉沐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特殊的先钻孔、后砂绳切片的技术，这是红山文化中独特的玉器工艺技术。红山文化玉器中箍形器的制作过程，存在背向砂绳切割痕迹。学术界过去一直以为龙山文化时期是片切割生产玉料的开端。此次在红山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片切割生产大型玉片技术，在中国玉器技术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在距今4600年前左右，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片切割开片技术异军突起，片切割彻底取代线切割在玉器开料上的地位，三代玉器开料技术主要是承袭了龙山文化的传统。
史前玉器在形制与功能上，都已具备三代玉礼器或玉礼器的雏形，史前玉器与礼的起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绝非配角，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制作技术的研究中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冶炼遗址研究

李延祥

在中原地区的重要铜产地中条山周围，发现多处出土矿石、炉渣、木炭等冶铜遗物的遗址，其年代分别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上述遗址的炉渣皆系使用矿石炼铜的冶炼渣，冶炼的产物是红铜，不是铸造青铜器的熔铜渣。另外，在这些遗址中也没有发现陶范、石范等遗物。
在辽西地区的两处遗址中发现炼铜炉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10余个数据均集中在距今4500~4300年，显示这些炼铜遗物可能属于小河沿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也发现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矿冶遗存，对该遗址出土的矿石和炉渣的初步检测结果表明，当时冶炼的是含少量锡的砷铜。
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发现10处属于齐家文化或四坝文化的古代冶金遗址。对部分遗址的初步检测显示其年代范围可早至距今4000年前，在这些遗址发现冶炼红铜、砷铜和锡青铜的炉渣。上述遗址的冶金遗存集中而丰富，显示出当时的冶金业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准。
此次研究初步揭示了早期矿冶遗址的分布规律，显示了从矿山、冶炼遗址到铸铜遗址的产业链，以及由多条产业链形成的冶金生产网络。

盐业研究

李水城

位于三峡境内的中坝遗址埋藏数量巨大的制盐陶器，发现有作坊、蓄卤池、浓缩池、盐灶等遗迹，证实这是一处典型的制盐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当地采用花边口尖锥底（或小平底）器制盐，产业规模有限；商代改用小型羊角尖底杯制盐，产业规模扩大。上述制盐工艺的阶段性变化是中坝制盐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和生产组织强化的具体表现。对三峡地下卤水和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科学检测证实：1）该遗址文化堆积特征与世界各地的制盐遗址相同；2）三峡地区的地下卤水化学成分与中坝遗址制盐设施的土样成分类似；3）中坝制盐陶器残留物的矿物成分与云阳现代盐厂生石灰废料场残留物一致；4）中坝制盐陶器表面Na和Cl浓度较高，由内向外形成清晰的梯度，显示其与熬盐有关。此外，从景观环境的角度研究表明，中坝制盐工艺的变化与过度开采山林资源，最终导致当地植被系统破坏，燃料匮乏有关。植物考古学和石器研究证实，中坝遗址缺乏农业证据，进一步印证了这处特殊产业遗留的性质。
晋南河东盐池是中原地区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相传尧舜时即已开发。由于河东盐池依赖自然风力日晒产盐，很难留下考古证据。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考察和样品分析，提出它很可能是夏代在晋南建立的一个以获取重要铜、盐资源的军事据点，但尚有待样品检测分析结果的验证。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对芮城清凉寺墓地的研究，提出这处墓地的主人很可能是控制晋南盐产品向南输出贸易通道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推论非常具有建设性。总之，在史前社会晚期此地就作为盐业贸易的集散地和交通要道，到了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进一步强化了对晋南重要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上述现象充分说明了特殊资源的攫取与控制在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技术与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

袁靖

综合以上各个子课题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辽河、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技术状况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进步。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提高有限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次是出现多种家畜饲养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比较稳定地获取由多种家养动物组成的肉食资源的能力，帮助人们获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产品。其三是出现冶金技术，开始制作铜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现的青铜礼器由合范制作而成，这是冶金术的划时代进步。其四是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开始具备控制烧制气氛的能力，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制陶开始专业化。其五是生产工具的形制由分别具有地区性特征逐渐趋于规范化，制作石器开始专业化。其六是玉器制作技术由线切割发展为片切割，提高了制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采矿技术和制盐技术逐步成熟，出现对重要资源进行专门开发的迹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各种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个地区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
二、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等级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证。由于饲养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牛和羊的繁殖数量。使牛和羊除食用外，还可以作为祭祀活动中的祭品，牛和羊逐步成为高等级人物进行祭祀的专有用品，这是后来商周时期王和贵族实行“太牢”和“少牢”祭祀制度的雏形。青铜礼器、属于酒器的特殊陶器、牙璋等作为仪仗用的玉器等等都具有特殊的含义，这与当时政治或军事的权威及权力相关。这些器物的发现，说明当时的社会开始出现等级化现象。这里附带要强调的一点是西坡遗址的食性分析结果显示出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死者的营养级要高于一般墓葬中的死者，这是两者所食用的食物种类不同造成的，也与社会出现等级化相关。饲养业和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从多种物质形态上为确立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各个地区生产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产品，促进了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古DNA测试在内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小麦、绵羊、黄牛等均已跨过中国西北及北部地区，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另外，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家马存在的证据，说明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冶金术研究、陶器成分分析证实，当时几个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现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传播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而后又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多个地区都能够看到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文化交流现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区是各种文化交流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从北方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包括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而从南方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只见稻谷。可见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北方地区包括狗、猪、牛和羊。而南方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不但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迄今为止的冶金遗物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所以，从整个经济状况看，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明显要比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发达。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与夏商周三代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国存在必然联系。
五、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随着时间推进逐步衰退或转型。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属于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层以后，出现明显的衰退。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自齐家文化晚期开始，逐步转为游牧型经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种植一直是单一品种，而家畜饲养长期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在良渚文化时期养猪业有过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在随后的马桥文化中又明显地出现衰退的迹象。参考对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认定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或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这些地区原有经济形态的衰退或转型，但是从这些地区均种植比较单一或完全单一的农作物种类看，他们很可能承受不住当时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总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来，上述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态都没有在保持原来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唯独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六、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十分密切。自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出现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饲养家畜的方式，这些不但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保证了中原地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在中原地区多个遗址中发现砷铜和青铜器，出现合范技术，尤其是到了二里头时期，出现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最核心的标志。各种陶礼器的制作技术也相当成熟，出现原始瓷。生产工具中用于收获的石器占据较大比例，石器制作规整化。玉器制作技法有了明显提高。可见其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划时代的进步。同时还发现了冶炼遗址，并出现与盐业相关的遗存。这些都意味着中原地区在控制资源方面考虑得当。从整体上看，中原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源配置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依据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的强势及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中原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形态对文明的起源及演进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并不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4日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