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洛阳都城对东晋南朝建康都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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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遗址，该城经过多次的修筑与增扩改建，其城市形制的多次变化对同时期周边其他都城和后代都城影响很大。本文中所要涉及的问题，主要是西晋末年随着都城与中原汉人的南迁，中原文化与各种制度也都为东晋南朝所承袭，而汉魏洛阳故城魏晋时期形成的都城形制――单一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间，这种布局也明显影响到东晋南朝的建康都城，为以后大一统的隋唐盛世王朝都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洛阳　 建康　 都城形制
　
　　　 洛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城之一。自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代以来 ，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一直到宋、金，中国历史上有十几个朝代先后在这里正式建都或作为陪都，其做为都城的历史超过1000多年。因此在洛阳盆地的邙山之南、古洛河之阳，古代先人们为我们先后留下了5座重要的都城遗址，即夏代的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早期都城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和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在如此范围内集中了这么密集的都城遗址，这在全国也是较为罕见的现象。
　　　 这些都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汉魏洛阳故城位于5座都城遗址的中间，城址历史悠久，经历朝代众多，使用时间最长，自西周一直到唐初，城市建筑沿用历史在1600年以上。这座城址经过多次的修筑、废毁与再改建，城市布局形制变化极为频繁复杂，是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形制发展变化以及都城制度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不同时期的城市形制和变化，直接影响着同时期周边的其他都城和后代都城。尤其是近年来的考古勘查与研究结果显示 ，魏晋时期的都城形制较汉代都城为之一变，由都城内多个宫城布局变为单一宫城位居都城内北部中间，宫城前面出现了直通大城正门的南北轴线大街的格局。而以往主流学者的意见 ，则只是肯定北魏洛阳城是单一宫城形制，但对曹魏初期修建的洛阳宫是在汉北宫基础上营建、而汉南宫可能业已废弃，也有持谨慎倾向的态度。随着新的考古资料逐渐丰富，这些学者的观点趋向也更为明确 。据近来有学者研究，这种都城布局的形成应该是在东汉中晚期洛阳城重修并重用北宫以后，已经出现了宫城北移的趋势，至曹魏新修洛阳宫则奠定了宫城在都城之中居北居中的形制 。这种单一宫城位居都城内北部中间的形制布局，影响极为深远，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几个大的朝代都城也都是这种格局的延续。在本文中所要涉及的问题，则主要是西晋末年随着都城与中原汉人的南迁，中原文化与各种制度也都为东晋南朝所承袭，魏晋洛阳城形成的都城制度对东晋南朝建康都城布局形制的影响以及发展变化状况。
　　　 关于东晋南朝的建康都城，虽然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是很多，但以往还是有很多学者做过许多细致的研究，他们主要依据的是唐人许嵩追记的《建康实录》 一书以及散见于零星典籍中的一些记载。较早的研究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朱南壬，他根据实地考察撰写了《金陵古迹图考》 ，在当时的学术界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以后建康都城位置与形制布局的考察研究指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1949年以后，蒋赞初 、刘敦桢 、罗宗真 、郭湖生 、马伯伦 、李蔚然 、郭黎安 、卢海鸣 、贺云翱 以及日本的中村圭尔 、中国台湾的刘淑芬 等学者也都进行了相关的考证研究，他们根据不同资料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诸多研究六朝建康的论著或复原图，极大地丰富了这方面的研究内容。近年来，随着南京城市考古中一些新的发现 ，提供了更多的考古证据和线索，必将进一步促进六朝建康都城的考察和研究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上述这些工作，显然为东晋南朝建康都城与魏晋洛阳都城形制布局的对比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两个都城形制布局的异同而展开的，冀望能够抛砖引玉，将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大动乱时期，又是促进中华各民族融合、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社会经济繁荣进步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过曹魏时期短暂的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复苏与发展。发达的生产技术与经济贸易、繁荣的科技文化与文学艺术，都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以至于到了西晋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逐渐强大，统一了南方。但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使晋王朝被迫南迁，中原的衣冠世族也大都背井离乡逃到了南方。都城的南迁是一件大事，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传入一个新的地区后的影响力可想而知，这些状况显然也是促进中国的南方地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动力之一，为以后大一统的隋唐盛世王朝的国力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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