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佛教

隋代佛教，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 581 ）到恭帝义宁二年（618 ）中国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间的佛教。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隋代虽然立国不久，但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两朝，各种文化也出现了综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综合南北体系，而有新的教学、宗派建立，形成了划一时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 —604 ）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一开头就改变了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 经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在度僧方面，他于开皇十年（590 ）听许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五十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又卷十八《昙迁传》）。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寺，据传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 ），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寿二年（602 ），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 ），也是在佛诞日，令在三十州增设宝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费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为限。在造像写经方面，据传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 ），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辩正论》卷三）。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 ）严禁毁坏、偷盗佛像等（《隋书高祖纪》下）。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辩正论》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 ）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 ）又诏灵裕为国统。至于地方僧官则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的设置。
　　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槃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是长安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 义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九）。
　　隋炀帝（605 —616 ）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𫖮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𫖮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 ）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开皇九年（589 ）灭陈时，曾令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使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其时诸寺多毁于战火，“钟梵响辍，鸡犬不闻”。因此蒋州奉诚寺慧文等致书智𫖮，请转达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予以护持。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于大业三年（607 ）下令沙门致敬王者；更于大业五年（609 ）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一时造成因僧废寺的现象。从这些事实上，可见隋代对于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译经，主要译师有北天竺乌场国的那连提耶舍（490 —589 ）。他原在北齐译经，曾因齐亡佛教被毁，而改著俗装。隋兴，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更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同时又有他的同乡沙门毗尼多流支来长安，于开皇二年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又有中天竺婆罗痆斯优婆塞达磨阇那于开皇二年译出《业报差别经》一卷。
　　阇那崛多（527 —604 ）原在北周译经，周武帝毁灭佛教时，被迫回国，中途为突厥所留，开皇四年，文帝应昙延等三十余人之请，遣使延请他东来，住在大兴善寺，从事传译。开皇五年到仁寿末年（604 ），更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达摩笈多（？—619）于开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肃敦煌县），受请至长安，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共译出《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译师五人，共译出经论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国沙门参预达摩阇那、达摩笈多等的译事者有彦琮（557 —610 ），他记录笈多游历西域各国的见闻，著为《大隋西国传》（已佚）。彦琮谙习梵文，开皇十二年（592 ）奉召入长安，住兴善寺，重掌翻译。仁寿二年（603 ），文帝使撰《众经目录》，又将《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大业二年（606 ），住翻经馆，披阅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的昆仑书（当时对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总称）佛经，并编撰目录，以备选译。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记》。此外他还著有《达摩笈多传》及《辩正论》、《通报论》、《福田论》、《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又为译诸经作序。彦琮并论定翻译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
　　前代译经既多，入隋又增新译。文帝在开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撰《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此录分《别录》与《总录》。《别录》以大、小乘经、律、论为六门，分作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又抄集、传记、著述三门，各分作西域、此方二类；《总录》则统计其部数、卷数。此书是一部有组织而且分类较精的经录。另外，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 ）撰《历代三宝纪》（又称《隋开皇三宝录》）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其内容初为《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时事于历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为《代录》，列叙各朝代译人所译经典的部数、卷数及其重要事迹；后为大乘、小乘“入藏”经、律、论目录，各以有译、失译分类。此录在现存经录中，内容繁博，误谬也最多。又彦琮等翻经沙门及学士在仁寿二年奉令撰《众经目录》五卷，分单本（即一译）、重译（即异译，各列大小经律论的目录，附贤圣集传）、别生、疑伪、缺本五类，刊定了当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
　　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当时全国一统，南北佛教的思想体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从而各宗派学说一般都有汇合折衷的趋势。这时期，如北方地论南道派的慧远，南方天台宗的智𫖮，三论宗的吉藏，都可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阶教也属于这个类型。
　　慧远（523 —592）的主要学说见于所撰《大乘义章》。此书把佛教义学的大纲分作《教法聚》、《义法聚》、《染聚》、《净聚》、《杂聚》（此聚已佚）五类。每类中都是先叙《毗昙》、《成实》，然后归结到《地论》、《涅槃》。他盛弘《十地经论》。此论原系解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时也是宗《华严》的。他晚年又列席摄论师昙迁的讲筵，还著了《起信论义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摄论》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张《地论》所说的“阿梨耶识”和《楞伽》所说的“如来藏心”、《涅槃》所说“佛性”是一法，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从而缘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缘起”或“真识缘起”。这种思想即为后世华严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缘起”学说的张本。
　　智𫖮（538 —597）是天台宗实际的创立者，他从当时流行的大乘经里举出以《法华经》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义学为根据，特别是发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观说和慧思诸法实相说，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义。一心三观原已发明观境兼备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时互具，而成为三谛圆融。诸法实相原以佛的知见为标准，所以见得实相的内容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这基础上,更见到十如的互具，又遍于六凡四圣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阴、众生、国土三种世间，这样重迭计算，有三千诸法，皆于一念中有具足之义，此即一念三千。智𫖮学说，即以此等观法为其修持的指导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罗什、僧肇所传的三论法门，对魏晋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学说一一加以批判，特别是破斥当时的成实师等，形成了三论一大宗派。吉藏先后著成《中》、《百》、《十二门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大乘玄义》、《二谛义》等，把《般若》无得、性空的义理发挥无遗。
　　此外，当南北朝时代之末，《摩诃摩耶经》、《大集月藏经》先后译出。当时产生一种“末法”思想，认为已入末法时代。信行的“三阶教”，便是从这种思想中酝酿而成的。他就时、处、机（人）把佛教分作“三阶”，以为当时到了佛灭一千年以后，又在戒见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见俱破的颠倒众生，这都到了第三阶时期。此时众生的机类，我见、边见成熟，所以偏学一乘、三乘，或偏念《弥陀》、《法华》，彼此是非，终至犯诽谤罪，永无出离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门，即佛无差别、法无差别、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极力宣传的说教。信行圆寂后不久，开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断三阶教典，不听传行，但信奉其说的依然不绝。
　　又北地摄论师的兴起，也在隋文帝时代，如昙迁的著述中有《九识章》专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会“无相思尘”的大旨，因而《摄论》的学说仍为一般佛教界所讲习。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门，曾于长安的西南设置禅定寺，集名德禅师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遂大开以习禅为重点的风气。特别是昙询（515 —599 ），“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真慧（569 —615 ），“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创立禅林，晓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愿、持律等也通行。还有致力于社会事业的，如僧渊（519 —602 ）鉴于渡锦江而溺毙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设飞桥。法纯（519 —603 ）微行市里，或代人佣作，或为僧俗洗补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粪秽，或为僧徒劈柴担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时周给。慧达（524 —610）建大药藏，需者便给。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众中，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邑会’，由共同出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这是因为隋代复兴佛教，造像的风气凌驾前代，义邑的组织相当发达。义邑的成员有时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类的法社，则是贵族、达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教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外，则无此需要。义邑与法社都期望往生净土。关于实际修行，则二者重视戒律而外，法社并偏重修禅。
　　在这时期，还有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 ）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其次，炀帝为晋王时，于开皇十一年迎请智𫖮到扬州，为设千僧会，受菩萨戒；智𫖮于开皇十七年入寂时，遣司马王弘到天台山设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𫖮的忌日设千僧斋等。此外开皇十四年，武卫将军索和业舍宅为寺时，沙门法藏（548 —629 ）率众精勤行道，设万僧斋。又沙门玄琬（562 —636 ）定于每年二月八日佛诞开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养悲田、敬田。又大业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于沙门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举行大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顾言、许敬宗、费长房、卢思道等的作品。沙门彦琮、行矩、灵祐、吉藏、智𫖮、慧影等的文学撰作也都可观。隋代的佛画家，有杨契丹、尉迟跋质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门）等，而以尉迟跋质那和他的儿子尉迟乙僧为尤著。他们的画法有些类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画。隋代佛教的建筑，以文帝所造大兴善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圣寺为最宏伟。特别是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隋代的石窟艺术，也有很大的建造。像灵祐在开皇九年所凿造的那罗延窟为最著名。灵祐经过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预防佛法灭尽，于开皇九年入宝山（属河南安阳县）开凿石窟。在窟内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的坐像，并镂刻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罗及那罗延神王，并镂刻《叹三宝偈》、《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更在入口的内壁刻有《大集经. 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此外所开凿的石窟，还有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千佛岩等。至于云岗、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续有开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铜像、玉石像、锤（）涂金像等，遗留到晚近的为数也不少。大抵顶作螺发，面貌柔和圆满，衣褶置重写实，流丽柔巧。还有大业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智苑，？—639 ），也为预防法灭，发愿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来。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带山（又名石经山）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里面。每一间石室藏满，就用石头堵门，并融铁汁把它封锢起来。到唐贞观五年（631 ），《大涅槃经》才告成。这便是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的流传还远及于四邻诸国，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新罗在陈末隋初陆续有僧人智明、圆光、昙育及惠文等来中国研习佛法，并先后学成归国。又文帝在仁寿中分布舍利起塔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各请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特别是在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于时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来聘，并且带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见《隋书. 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的佛教流行，都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