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龍文化意識的起源與形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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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華龍文化意識的起源
　　　 以上的考古發現資料及對其的分析表明，距今5000年以前的龍文化遺存，目前可以確認的，僅僅是發現於中原地區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上的蚌殼擺塑的鱷形龍，其年代約距今6000年前後。而在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發現的距今5300年前的所謂玉龍實際上是玉虎。在遼西發現的距今5000年前後的紅山文化的獸面i形玉飾或稱『玉豬龍』，原本象徵的不是龍；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發現的距今8000年前後的石塊龍形堆塑，也不是龍；而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C』字形玉龍的年代不足距今4000年。
　　　 所以，以往提出的龍出遼河源，應當予以更正，更正爲『龍出中原』。
　　　 現在，我們可以下這麼一個結論：中華龍文化意識的起源，是在距今6000年前後起源於中原大地。
　　　 下面簡單地談一下龍文化意識起源階段的社會意義。
　　　 談這個問題，必須結合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的那座特殊的墓葬。
　
　　　 從這座墓葬的內涵來看，蚌殼擺塑的龍虎圍繞墓主，是爲了墓主而擺塑龍虎的。墓主是一位成年男性。前面我們分析：這大概是墓主生前曾經制服過龍與虎。他死後，人們爲了歌頌紀念他，在他的身邊用蚌殼擺塑了龍與虎。這位墓主人應是力大無比，有智有勇，可能是當時部落的首領。應是受到大家擁戴、崇敬的有『威信』的人物。
　　　 這座墓葬的年代約距今6000年。從考古發現研究的情況來看，我國在距今6000年前後，當時的社會還沒有出現明顯的財富積累與階層分化。也不會出現殉人現象。這座墓中幾乎沒有隨葬品，也是很好的證據。（線圖上得殉人現象是值得懷疑的）。在這種社會中，一個人的權威以及成爲氏族或某種級別的社會組織的首領，主要來源於依靠他個人的力量與能力做出了特殊貢獻由此而受到大家的擁戴與崇敬的。蚌殼擺塑的龍、虎與這位人物相伴，於是也就沾上了『威信』、『力量』、『能力』的社會含義。
　　　 如果這樣的分析可以成立，那麼，在龍文化意識起源階段，『龍』就具有了力量、能力、威信或是權威的社會意義，並且由此逐漸產生了對龍的崇敬之意。
　　　 二　 中華龍文化意識的形成
　　　 （一） 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時期的主要資料
　　　 中華龍文化意識的形成，大致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間。但目前發現的距今4500～5000年之間的龍文化遺存很少，以距今4000年前後的龍文化遺存較爲多見。主要見於中原地區、長江下游、長江中游和遼西地區。但對這些龍遺存，還需要分析甄別。有些認識需要改變。
　　　 1. 中原地區
　　　 目前在中原地區發現的距今4000年前後至距今5000年間的龍文化遺存，主要有三處遺址，即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河南新密新砦遺址、偃師二里頭遺址。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龍文化遺存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發現的，主要是彩繪圖案，繪在陶盆或陶盤的內壁。有的呈盤蜷狀，尾在中間，頭在外，張嘴露齒（圖一.20） 。其年代約在距今4400～4100年之間。屬陶寺文化早期。
　

　
　　　 河南新密新砦遺址的龍文化遺存，是在1999年發現的，是在陶器器蓋上刻劃的圖案，整個圖案已殘缺，但保存了龍首與龍尾部分（圖一.1） 。其年代約距今3800多年。屬二里頭文化新砦期，或稱爲新砦期文化。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龍文化遺存比較多。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發現了陶器上的刻劃龍圖案。1981年以來又先後發現了幾件龍圖案的綠松石銅牌飾。
　

　　　　
　　　 對這種綠松石銅牌飾上動物圖案的象徵意義，一直沒有搞明白。直到2004年發現了大型綠松石龍形器之後，才明確這種綠松石銅牌飾上的動物圖案，原本象徵的就是龍（見本書第七章）。
　

　
　　　 2004年發現明確的這件綠松石龍型器爲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長64.5厘米，中部最寬處4厘米。龍頭由綠松石片粘嵌拼合而成。吻部略突出，兩側旁有伸出的捲曲弧線。以3節實心半圓形的青、白玉柱組成額面中脊和鼻梁，鼻端爲蒜頭狀綠松石，碩大醒目。梭形眼，眼眶內另嵌綠松石片爲眼角，以頂面弧凸的圓餅形白玉爲睛。龍身略呈波狀曲伏，中部出脊線，向兩側下斜。由綠松石片組成的菱形主紋象徵鱗紋，連續分布於全體，由頸至尾至少12個單元。龍身近尾部漸變爲圓弧隆起，尾尖內蜷。在龍身中部有一件銅鈴，銅鈴內有玉質鈴舌。在龍尾3.6厘米外有一與龍體近於垂直的綠松石條形飾（圖一.22）。由龍首至條形飾總長70.2厘米。
　　　 這是1件目前所見形象最爲生動的綠松石龍形器作品，在墓中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髖骨處。頭上尾下，很可能是斜放於墓主右臂之上而呈擁攬狀。
　

　
　　　 全器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片的大小僅有0.2～0.9厘米，厚僅0.1厘米左右。綠松石片原應粘在某種有機構上，其所依託的有機物已腐朽，僅在局部發現白色灰痕。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龍文化遺存的年代在距今3700多年至距今3500年之間。屬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文化之後，中原地區的龍文化遺存就很多了，那主要是商周時期的龍文化遺存。
　　　 2. 長江下游地區
　　　 長江下游地區距今四五千年間的龍文化遺存，主要是良渚文化的龍遺存，見於玉器和陶器上。
　　　 玉器上的龍紋飾，如玉手鐲上的龍首圖案（圖一.23） ，玉雕龍首（圖一.24）等 。
　

　　　　　　
　　　 其年代在距今4800年前。也有人認爲這些玉器上的動物圖案不是象徵著龍。
　　　 陶器上的龍圖案，完整的，目前僅見到2件。

　　　 一件是1997年在浙江海鹽龍潭港良渚文化墓葬中發現的。是在1件寬把陶杯的腹部刻劃的龍圖案。
　　　 海鹽龍潭港M12:32寬把杯爲夾細砂灰胎黑皮陶。形體較大，口部長徑14厘米、連蓋高14.7厘米。箕狀口部，帶蓋，流較寬短，粗矮筒形腹略鼓，矮圈足，與流相對的環形把寬達11.7厘米。在腹部、流下和寬把上側的三個部位以刻畫的細線飾三組紋飾。（圖一.25）
　　　 寬把陶杯腹部的紋飾，是這件陶器的主體紋飾。圖案是圍繞寬把展開的上下兩條長身動物。其頭部特徵突出，尖牙利齒，雙目圓睜，構圖手法是把立體位置的雙目與牙齒誇張地展示於同一平面；身體由簡潔的線條和相間布列的小圓孔構成，圍繞寬把杯腹部一周；尾部與頭部相對，呈向上彎曲的半圓形，末端尖細。（圖一.25）
　　　 對這件陶器上刻劃圖案，最初將它們稱爲『具備流線形軀體的長身動物 。但我們通過分析，這圖案與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現的彩繪龍有演變發展關係（見第五章）。所以，應將這類圖案，稱爲龍圖案。
　　　 另一件是良渚古城出土的寬把陶杯的腹部刻劃的龍圖案。明顯是鱷魚的圖案。
　

　

　　　　　　　　　　　　　　　　　　　　
　　　 3. 長江中游地區
　　　 長江中游地區早於商周時期的『龍』文化遺存，以往通常認爲有四種，即湖北黃梅焦墩遺址的卵石擺塑龍、天門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的玉雕龍形環、天門石家河肖家屋脊遺址的玉雕盤龍、湖南澧縣孫家崗遺址的玉雕龍形佩。然而，要確認他們，還需要對這四種『龍』文化遺存的含義做進一步的分析。
　　　 （1）黃梅焦墩卵石擺塑的『龍』遺存
　　　 黃梅焦墩卵石擺塑『龍』遺存，是1993年6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京九鐵路合九段工程建設而發掘焦墩遺址時發現的。 『龍』全長4.46米，高2.28米，寬0.3～0.65米，形態爲昂首直身，曲頸卷尾，背部有三鰭，腹下伸三足，長頸曲折彎卷，獨角上揚，似騰飛狀。倪婉認爲這一卵石擺塑『龍』的年代約距今6000年。
　　　 焦墩『龍』遺存至今尚未全面公布資料，有關其形態、年代、含義等的認識，尚待資料公布後再做研究。
　　　 （2）羅家柏嶺玉雕龍形環
　　　 羅家柏嶺玉雕龍形環（T7①:6）是1955年至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管會發掘羅家柏嶺遺址時在T7探方出土。這件玉雕龍形環，玉色潔白，局部略帶灰色。龍身軀捲曲，首尾相接連成環，圓弧頭，吻部突出，以穿代眼，軀體上有前後對稱小爪各兩個，背面光平，外徑2.38厘米，內徑0.9厘米（圖一.26） 。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後，屬石家河文化晚期。
　　　 羅家柏嶺T7①：6玉雕龍形環的象徵含義，許多研究者認爲是『龍』。其實不是『龍』，而是虎。
　

　
　　　 我將這件所謂的玉雕龍形環認作爲虎，主要是通過將這件玉器與其他遺址發現的同類玉器進行比較而得出的認識。如羅家柏嶺T7①：6玉雕龍形環的首部主要表現了鼻、雙眼、雙耳。其形態特徵，與湖北江陵棗林崗、鍾祥六合、天門石家河肖家屋脊等遺址出土的玉雕虎頭像的形態特徵，基本相同（見第六章）。兩相比較，可以明了。所以，羅家柏嶺T7①：6的這件所謂玉雕龍形環，應改稱爲玉雕虎形環。
　　　 （3）孫家崗玉雕龍形佩
　　　 孫家崗玉雕龍形佩（M14:3），是1991年11月至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發掘澧縣孫家崗墓地在M14號墓葬中出土的。器形爲鏤孔透雕。龍體蟠曲，頭頂及後部爲高聳的角狀裝飾。器物的一面有製作前期的深色勾畫構圖痕跡。長9.1厘米、寬5.1厘米（圖一.27） 。屬石家河文化晚期，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後。
　

　
　　　 孫家崗M14：3玉雕龍形佩，其龍的形象特徵不鮮明，對其描述也較困難，其象徵含義應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4）肖家屋脊玉雕盤龍
　　　 肖家屋脊玉雕盤龍（W6:36），是1988年秋季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發掘天門石家河肖家屋脊遺址時在W6瓮棺中出土的。玉爲黃綠色，表面有灰白斑。龍體首尾相卷，成i形。上頜尖凸，下頜短，口微開。額部有一道橫凸棱，額頂到頂後部有長角形浮雕。尾爲鈍尖形。最大外徑3.8厘米，體側寬1.2厘米、厚0.8厘米（圖一.28）。
　

　
　　　 W6瓮棺坑口徑1.4米，深0.8米，葬具爲兩個陶瓮上下扣合而成，墓主爲成人，隨葬品有59件，其中玉器56件，斜腹陶杯1件、豬牙1件、石珠1件。W6瓮棺是目前所知石家河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前後、規模最大、文化內涵最豐富的一座瓮棺。
　　　 以上介紹的長江中游地區四件早期『龍』文化遺存，黃梅焦墩卵石擺塑『龍』的形態、年代、含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明確，天門石家河羅家柏嶺T7①：6玉雕龍形環實際上是玉雕虎形環，澧縣孫家崗M14：3玉雕龍形佩的『龍』形象特徵不鮮明，其象徵含義尚待研究。只有天門石家河肖家屋脊W6：36玉雕盤龍是目前已確認無誤的長江中游地區唯一一件早期『龍』文化遺存。屬石家河文化晚期，其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後。
　　　 4. 遼西地區
　　　 遼西地區發現的距今4000年前後的龍文化遺存，主要是前已述及的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C』字形玉龍，其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3500年之間，屬夏家店下層文化。
　　　 另外還見於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陶器上的彩繪圖案。如20世紀70年代後期在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遺址墓葬中出土的彩繪陶器上的龍圖案（圖一.29） 。其年代大約在距今3600年前後。
　　　 以上這些資料便是迄今爲止發現的距今四五千年間至距今3600年前後的龍文化遺存。即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時期的主要資料。
　　　 （二）中華龍文化意識的形成
　　　 以上這些龍文化意識形成時期的資料，年代跨度是比較大的，大約在距今4800～3600年之間。如果我們說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於距今4800～3600年的中原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和遼河流域，那麼，這個結論太粗略了。所以，下面將進一步分析這些資料，探討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的具體區域、時間、代表性文化遺存及社會意義。
　　　 1. 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的概念
　　　 中華龍文化意識的起源很早，前面已講過，是在距今6000年前後，那麼能不能說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於距今6000年呢？當然不能，因爲起源與形成是兩個概念。
　　　 龍文化意識的起源，是指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塑造龍形象了，並對此寄託某種思想。但這時期塑造的龍形象及寄託的某種思想或說象徵的社會意義，並沒有在當時社會上大的範圍內流行或得到認同，其社會意義僅僅局限於某一區域某一人群。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龍文化意識及塑造的龍形象可能存在著較大的區別。這時期塑造的龍形態，大多是某種動物。較爲形象，與歷史時期的龍形態，不一定存在連續的演變發展關係。
　　　 龍文化意識的形成，是指當時社會上對龍有一種普遍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的產生，可能與『龍』使用的作用是在一個固定的人群中，而這個人群在當時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受到人們的尊重，由此對這個人群使用的龍形成了普遍的認同感。並且這種龍文化意識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傳承下來了。這種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地位並傳承下來的龍形象的出現，標誌著龍文化意識在中國歷史上開始形成。
　　　 2. 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的具體的時間與地域
　　　 關於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的具體時間，參照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的概念，分析以上這些龍文化遺存在當時社會上的作用與意義，就能夠得出一個恰當的結論。
　　　 （1）二里頭文化龍文化遺存的社會作用與意義
　　　 二里頭文化的龍遺存，分爲兩種。一種是陶器上的刻劃裝飾圖案，這種陶器有的出自墓中，有的出自文化層或灰坑中。
　　　 另一種是綠松石片組合或鑲嵌形成的『龍』遺存，這種龍遺存單獨成器，一般出自墓葬。
　　　 分析這兩種龍遺存在墓葬中的出土情況看，出綠松石龍遺存的墓葬級別相對較高。
　
　　　 如出綠松石銅牌飾的墓，通常墓底鋪硃砂，有木棺，隨葬品較爲豐富，有銅器、玉器、漆器隨葬。銅器主要有銅鈴，與綠松石銅牌飾一起位於人骨架的腰部。玉器有玉柄形飾、玉管、玉戚璧、玉圭、玉刀、玉戈、玉月牙形器等。漆木器有漆缽、漆鼓、漆盒、漆觚、帶柄容器等。有的還有一組陶禮器和以海貝組成的頸飾等。從墓葬形制、隨葬品種類等分析，這些墓葬的主人是當時社會的貴族階層。
　
　　　 而出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的墓，位於宮殿的庭院中，社會地位更明確些。宮殿應是王室成員居住的，或者說宮殿的主人是當時的王室成員。而宮殿庭院中的墓葬則不可能是宮殿的主人，而應是保衛或侍俸宮殿主人的王室成員的近臣。這說明當時使用『龍』不是一般的貴族，也不是王或王室成員，而是接近王室成員與『王』者有關的重要貴族。這類貴族使用龍，儘管我們還不知道其使用方式和具體的作用，但可以明確龍在當時社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另外，從發現數量看，二里頭文化時期，即距今3900年至距今3500年之間，龍遺存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龍形象又大致相同，是當時社會上得到普遍認同的龍形象。這類龍形象在商周時期得到了傳承與發展，並經秦漢以降的演變，延續至今。
　　　 這些現象表明中華龍文化意識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已經形成。其最初的形成可能更早些。應在二里頭文化之前。也即在距今3900年以前。
　　　 （2）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龍文化遺存的社會作用與意義
　　　 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龍遺存，也是分爲兩種。一種是玉龍，另一種是彩繪陶器上的彩繪龍圖案。玉龍是採集的，出土情況不明。彩繪陶器大都出自墓葬中，是聚落墓地中級別較高的墓葬才出彩繪陶器。
　　　
　　　 這表明遼西夏家店下層文化中使用『龍』，也是當時社會的貴族，只是目前對這個貴族的檔次尚不能明確。
　　　 這現象表明在遼西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即距今3600年前後，龍文化意識也已經形成。
　　　 但是，我們注意到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的龍文化遺存不是遼西地區自身產生的，而是在受到二里頭文化的影響下形成的。是從中原地區傳到遼西地區的（見第三章）。就龍文化遺存而言，遼西地區不是原生地區，而是次生地區。
　　　 （3）長江中游地區石家河文化龍遺存的社會作用與意義。
　　　 長江中游地區石家河文化的龍遺存，已明確的是湖北天門石家河肖家屋脊的玉雕盤龍。
　
　　　 這件玉雕盤龍出自一座瓮棺。這座瓮棺是當時一個墓地中規模與檔次最高的，隨葬玉器56件，有玉神人頭像、虎頭像、蟬、飛鷹、璜、管、墜、笄、柄形飾、盤龍等。是目前發現的石家河文化中隨葬玉器數量最多的1座墓。這座墓葬的主人應是當時社會某個部落或某一級社會組織的首領。
　　　 這現象表明在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後，龍文化意識也已經形成。
　　　 但是，石家河文化中的龍遺存也不是本地產生的，而是從中原地區傳到長江中游地區的（見第六章）。與遼西地區一樣，長江中游地區也不是龍文化意識的原生地區，也是次生地區。
　　　 （4）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龍遺存的社會作用與意義。
　　　 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的龍遺存，也分爲兩種，一種是玉器上類似浮雕的圖案或玉雕作品。另一種是陶器上的刻劃圖案。
　　　
　　　 玉器上的龍遺存，年代較早，大約在距今4800年前後。這些玉器都出自貴族墓中，但龍形象十分抽象，一些研究者不認同他象徵的是龍，暫稱作獸面。
　　　
　　　 陶器上的龍圖案，身體象蛇，首部象鱷魚，其年代約在距今4600～4400年之間。而這件陶器出自一座普通墓葬中，墓中隨葬品主要爲陶器。墓葬主人的社會地位不會太高。所以，這件陶器上的龍圖案還不足以說明當時已經形成龍文化意識。
　　　 綜合分析良渚文化的龍遺存，如將玉器的獸面、獸首認作龍遺存，那麼龍應是當時社會上得到認同的一種文化意識，但其年代較早；而年代較晚的陶器上的龍遺存，其所有者的社會地位並不高，龍圖案是一種普通的裝飾，當時可能還沒最終形成對『龍』的特殊地位的認同感。所以，良渚文化的龍遺存，可能是處於中華龍文化意識起源階段向形成階段的過渡時期。
　　　 （5）陶寺文化龍遺存的社會作用與意義。
　
　　　 陶寺文化的龍遺存是彩繪龍盤（盆），有幾件，出自墓中，但一墓僅一件，陶寺墓地已發掘了1300多座墓，出龍盤的墓都是大墓，大墓在整個墓地中不到1％。這些大墓，墓坑較大，有p沙，有棺木，隨葬品有玉器、陶禮器、漆木器、整豬等，而且分布較爲集中。那些90％的小墓幾乎沒有隨葬品。這現象說明陶寺的大墓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特殊的貴族階層。也許是當時社會最高階層―『王』室階層的組成部分。龍，只能是這部分人員使用的。這說明龍文化遺存在當時社會中應有非同一般的重要的作用與意義。也許以後研究清楚，這種龍文化遺存就是當時『王室文化』的組成部分。
　　　 這些現象表明在陶寺文化早期已經形成了龍文化意識。
　　　 （6）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的時間與地域。
　　　 以上分析表明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陶寺文化、遼西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都已經形成了龍文化意識。
　　　 然而，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的龍文化意識可能尚處於起源階段向形成階段過渡。
　　　 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與長江中游地區石家河文化的龍遺存則是由中原地區傳過去的。
　　　 陶寺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同處於中原地區，但在年代上，陶寺文化龍遺存早於二里頭文化龍遺存，約在距今4400～4100年之間。
　　　 由此我們可以下這麼一個結論：
　　　 中華龍文化意識最初形成於距今4400～4100年之間的中原地區。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陶寺文化的龍遺存與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龍圖案較爲接近，年代上良渚文化龍遺存又較陶寺文化龍遺存略早一點。這似乎說明中原地區龍文化意識的形成，可能是在吸收了長江下游地區的龍文化意識而形成的。
　　　 三　 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於中國古史的哪一發展階段
　　　 以上，我們從考古學角度分析研究了商代以前的各種龍文化遺存，明確了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於距今4400～4100年之間的中原地區。中原地區的距今4400～4100年，在中國傳統古史中，應是早於夏代。
　　　 傳說中，夏代之前，是堯舜禹時期。目前，許多研究者認爲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現的陶寺文化早中期遺存，可能是中國傳統古史中堯舜時期的文化遺存。近年來有研究者考證，在陶寺遺址發現的朱書在陶扁壺殘器上的兩個字（圖一.30）是『文堯』 ，推測陶寺遺址應與堯舜有關。
　　　 在先秦文獻中，傳說虞舜時期與夏代曾馴養龍。如前已引證【左傅】昭公二十九年： 『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二里頭遺址（02VM3）墓葬中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及其配伍的銅鈴，似表明當時確曾有馴養『龍』的專門人才。而銅鈴的功用之一可能與馴養『龍』的工具有關。
　
　　　 該墓墓主人佩帶大型龍形器與銅鈴，其生前的職能之一，可能與馴養龍的事務有關。
　　　 文獻記載虞舜時期有馴養龍，考古發現堯舜時期的遺址中有龍文化遺存。這正好說明中華龍文化意識形成於中國傳統古史上的堯舜時期。
　　　 四、結　 語
　　　 中國古代文獻記載表明，中華龍文化意識的起源與形成是在商代以前。但依據文獻記載已經無法考證中華龍文化意識的起源與形成問題，這只能通過考古學研究來解決。
　　　 考古學發現與研究表明，中華龍文化意識起源於距今6000年前的中原大地。以往提出的『龍出遼河源』，應當予以更正，更正爲『龍出中原』。
　　　 中華龍文化意識最初形成於距今4400～4100年之間的中原地區，代表性考古學文化遺存是陶寺文化早期。那時的龍文化遺存可能是當時『王室文化』的組成部分（見第五章）。
　　　 根據對近30年來陶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成果的分析，陶寺文化早中期很可能是我國早期國家的形成時期，也即中國傳統古史上的堯舜時期。
　　　 如果將這些現象與認識綜合起來，這使我們看到：
　　　 中華龍文化意識的形成應與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有著密切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