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文物信息网 方家洲遗址位于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潘联村， 2009年桐庐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2010年10月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桐庐县博物馆对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约900平方米，清理出红烧土遗迹（灶坑）、灰坑、石（片）堆、墓葬等遗迹多处。出土了大量与玉石器制造有关的遗物和制造工具，以及打制过程中产生的巨量石片。石器的制造以锛为主，玉器主要以i、管的制造为主，另外还有少量璜、片形坠等，均先琢打成坯，之后打磨，最后钻孔。制造工具主要是砺石和多棱面磨石，还出土了相关数量的与制i有关的“研磨器”（又“环砥石”、“辘轳承轴器”）。遗址主体年代约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阶段，文化面貌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第一处距今五、六千年的玉石器（作坊）制造场遗址，2010年度阶段性的考古收获入选了国家文物局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2011年9月24-25日，为进一步讨论方家洲遗址的文化性质，以及对于这类专业性作坊遗址在发掘方法上的检视，并加强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工作的交流，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在桐庐召开方家洲遗址现场研讨会，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北京大学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所和部分高校专家教授等2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对遗址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评价，针对遗址的特殊堆积性状和埋藏特点，对目前田野发掘方法和记录手段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多数代表还对发掘过程中的保护以及今后遗址保护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方家洲遗址的堆积比之前长江中游地区之前类似的发现要更清楚。就目前情况而言，石制品所反映的生产技术基本清晰，但其背后制作石器的生产组织，即遗址聚落考古的开展需要继续工作，加大遗址的调查范围。制作产品流向的问题是生产体系层面的研究，即通过研究生产技术体系后再深入研究社会体系（包括商业、贸易等）。此外，建议对土壤的微结构进行分析，以确认遗址是否存在季节性工作的行为。
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类遗址是浙西山地丘陵区域内的首次发现，是新的类型。要以此为起点，对钱塘江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新的探索。从良渚文化石器研究情况来看，嘉兴、余杭部分地区的地质地貌缺乏石料，应该存在贸易的需求。石器制造系统中石锛的材质，在就地取材的河漫滩地现在很难发现，很有必要找此类材质的源地。
吴卫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遗址年代处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主文化边缘地带，是新的地域发现，会引申很多新的问题。遗址的埋藏问题较为复杂，建议尝试以平面为基础做纵向的发掘，或者先选一部分进行小规模的发掘，然后再进行扩大发掘。对于遗址周边区域的调查，特别建议采用区域调查方法，进行拉网式调查。
丁金龙（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作为备用材料的河砾石、半成品和制作工具、制作过程中的石片。记录中建议分类计数，即人工加工石器单独编号，而河砾石与石片可以整体计数。另外，地层难以区分与堆积中的含砂量高有关，确实存在着人为和自然形成的状况，建议尽量进行新鲜剖面的及时观察。
黄建秋（南京大学）：石片堆（SPD）中出土有带石皮和不带石皮的石片，也有相当数量的磨石，最后工序的工具和打坯产生的废料在一起，说明一个SPD很可能就是一个最小的单位，如同一个小型车间。建议选择典型的SPD单元作详细整理拼对，尝试拼合石皮、石片，推断SPD遗迹是否为完整打制和修整粗坯的场所。日本有资料报道，在石器制作坑内铺设有兽皮以保证储水不渗漏，很有可能这些坑内存在研磨过程中的砂浆，野外发掘中可以参考。至于地层中的巨量石片不太可能拼对，只要做好比例统计即可。
高蒙河（复旦大学）：遗址发掘中把石片、“断块”、砾石等较为集中出土的遗迹单元命名为“石（片）堆”，简称“S（P）D”，这样的命名与通常的遗址不一样，可能会开一个先例，建议名称要简约，或称之为“堆”。发掘过程中由于“面”的不确定，遗物预留高低错落，是否妥当需要讨论。建议把遗址纳入到文明探源工程，这是从分工到分化的重要标识。
蒋卫东（良渚博物院）：从地理环境看，类似于遂昌好川遗址，考古调查可考虑扩大到附近的山顶。建议进行相关遗存的比较，如良渚遗址群石马斗遗址出土的i、锛数量也很大，余杭獐山南庄桥遗址也出土了研磨器。关于研磨器，功能上应该与孔的加工有关，可以称之为“研孔器”。
郑同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遗址如何发掘很值得讨论，遗址的遗迹现象并不复杂，但很难区分自然冲刷形成的堆积和人为堆积，“面”的不确定使得遗物的三维记录也是相对而言。建议搭建野外发掘工作棚，对于特别重要区域可以整体小面积起取，日后进行实验室考古研究。
林留根（南京博物院）：遗址考古打破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按照田野操作规程，对于这类新的遗址，在发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遗址的定性要考虑其线性，需要放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这样遗址研究的意义就可以大大提升。
张敏（南京博物院）：遗址虽然很特殊，堆积复杂，出土遗物量大，但加工对象相对单一。针对发掘者提出存在的八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这类特殊性遗址的发掘与传统考古学发掘的要求是否相适应？传统考古学的记录是不是可以满足这样特殊性遗址的发掘要求？特殊遗迹单位如何划分？尤其是如何划分原生、次生堆积以及工作面的问题。今后的室内整理，地层学与类型学如何结合？如何进行实验考古？石制品中工具的定名问题怎么办？遗址从原料的来源、产品的去向以及产品的单一化，反映了手工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但是其玉石制造技术有没有发生变化？根据现有的材料，如何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综合研究？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对于这类遗址的田野经验有待发掘者进一步总结。玉石器加工场的聚落考古可能存在很大的难度，“面”难以确认，譬如在窑址发掘中就很难找到生活面，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行为所留下的遗迹。特殊的埋藏学对遗址的形成过程有帮助，遗址堆积中砂性含量高使得活动面、或地面难以辨认，埋藏学的研究还涉及CONTEXT的记录，需要从目的上找石片堆、石堆的成因，为今后的整理消除隐患。
樊昌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遗址发掘方法上是新的挑战。目前这类遗址江西境内仅是零星的堆积，还没有很好的发现。在对出土遗物进行进一步分类的同时，需要关注镞类石器稀少的问题。对于遗址的定性，“制造”与“加工”在概念上有别，建议用“加工作坊遗址”为妥。
宫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遗址发掘的特殊性，执行新的田野操作规程肯定会遇上困难，尤其是后期的室内整理研究，人员素质和责任心要求非常高。遗址不像是一个固定的场所，另外，山区遗址与平原地区不一样，往往遗物发现少，遗址点零散，在今后的调查需要有心里准备。
粟建安（福建博物院）：对于特殊的埋藏，在方法上没有彻底把握的情况下，建议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发掘，现在的揭露面积过大，对于典型堆积，需要进行深度解剖，可以放到室内进行。这类特殊遗址的发掘确实需要考虑与传统考古学方法上的衔接和交融的问题。遗迹现象中的红烧土遗迹的功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
王结华（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鉴于遗址目前的特殊堆积性状，赞成水平层的下挖方法，在明确迹象后再用传统考古学方法。在现场记录上，建议较大的遗物单独编号，相对较小的则整体统计。石（片）堆遗迹可简化为“石堆”（SD）。下一步的工作如果条件具备的话，最好搭大棚进行考古发掘，野外结束后应该及时进行整理，为这类遗址的考古发掘提供经验。
李小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家洲遗址是浙江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古遗址类中的重要发现，本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所取得的阶段性收获将普查成果进一步深入。根据已知的情况，建德也有类似的线索，今后需要做整体的田野考古调查。抢救性考古发掘结束后相关的研究不能终止，要把遗址所反映出来的现象与后续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不但在玉石器制作工艺上要突破，而且在多学科领域上也要取得相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获取材料信息。本次与桐庐博物馆进行的合作发掘要继续深入，同时也要感谢桐庐县人民政府对遗址考古发掘和今后保护工作的大力支持。
（发言纪要未经本人审阅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28日第7版）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