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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物信息網 方家洲遺址位於浙江省桐廬縣瑤琳鎮潘聯村， 2009年桐廬縣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發現，2010年10月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桐廬縣博物館對此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揭露面積約900平方米，清理出紅燒土遺蹟（灶坑）、灰坑、石（片）堆、墓葬等遺蹟多處。出土了大量與玉石器製造有關的遺物和製造工具，以及打制過程中產生的巨量石片。石器的製造以錛為主，玉器主要以i、管的製造為主，另外還有少量璜、片形墜等，均先琢打成坯，之後打磨，最後鑽孔。製造工具主要是礪石和多棱面磨石，還出土了相關數量的與制i有關的『研磨器』（又『環砥石』、『轆轤承軸器』）。遺址主體年代約當於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澤文化階段，文化面貌具有濃郁的地域特色，是迄今為止長江流域第一處距今五、六千年的玉石器（作坊）製造場遺址，2010年度階段性的考古收穫入選了國家文物局編【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2011年9月24-25日，為進一步討論方家洲遺址的文化性質，以及對於這類專業性作坊遺址在發掘方法上的檢視，並加強長江中下游地區考古工作的交流，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在桐廬召開方家洲遺址現場研討會，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北京大學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考古所和部分高校專家教授等20餘人參加了會議，與會代表對遺址的重要性給予了高度評價，針對遺址的特殊堆積性狀和埋藏特點，對目前田野發掘方法和記錄手段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多數代表還對發掘過程中的保護以及今後遺址保護提出了合理的建議。
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方家洲遺址的堆積比之前長江中游地區之前類似的發現要更清楚。就目前情況而言，石製品所反映的生產技術基本清晰，但其背後製作石器的生產組織，即遺址聚落考古的開展需要繼續工作，加大遺址的調查範圍。製作產品流向的問題是生產體系層面的研究，即通過研究生產技術體系後再深入研究社會體系（包括商業、貿易等）。此外，建議對土壤的微結構進行分析，以確認遺址是否存在季節性工作的行為。
劉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這類遺址是浙西山地丘陵區域內的首次發現，是新的類型。要以此為起點，對錢塘江中上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進行新的探索。從良渚文化石器研究情況來看，嘉興、餘杭部分地區的地質地貌缺乏石料，應該存在貿易的需求。石器製造系統中石錛的材質，在就地取材的河漫灘地現在很難發現，很有必要找此類材質的源地。
吳衛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遺址年代處在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的主文化邊緣地帶，是新的地域發現，會引申很多新的問題。遺址的埋藏問題較為複雜，建議嘗試以平面為基礎做縱向的發掘，或者先選一部分進行小規模的發掘，然後再進行擴大發掘。對於遺址周邊區域的調查，特別建議採用區域調查方法，進行拉網式調查。
丁金龍（蘇州市考古研究所）：遺存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即作為備用材料的河礫石、半成品和製作工具、製作過程中的石片。記錄中建議分類計數，即人工加工石器單獨編號，而河礫石與石片可以整體計數。另外，地層難以區分與堆積中的含砂量高有關，確實存在着人為和自然形成的狀況，建議儘量進行新鮮剖面的及時觀察。
黃建秋（南京大學）：石片堆（SPD）中出土有帶石皮和不帶石皮的石片，也有相當數量的磨石，最後工序的工具和打坯產生的廢料在一起，說明一個SPD很可能就是一個最小的單位，如同一個小型車間。建議選擇典型的SPD單元作詳細整理拼對，嘗試拼合石皮、石片，推斷SPD遺蹟是否為完整打制和修整粗坯的場所。日本有資料報道，在石器製作坑內鋪設有獸皮以保證儲水不滲漏，很有可能這些坑內存在研磨過程中的砂漿，野外發掘中可以參考。至於地層中的巨量石片不太可能拼對，只要做好比例統計即可。
高蒙河（復旦大學）：遺址發掘中把石片、『斷塊』、礫石等較為集中出土的遺蹟單元命名為『石（片）堆』，簡稱『S（P）D』，這樣的命名與通常的遺址不一樣，可能會開一個先例，建議名稱要簡約，或稱之為『堆』。發掘過程中由於『面』的不確定，遺物預留高低錯落，是否妥當需要討論。建議把遺址納入到文明探源工程，這是從分工到分化的重要標識。
蔣衛東（良渚博物院）：從地理環境看，類似於遂昌好川遺址，考古調查可考慮擴大到附近的山頂。建議進行相關遺存的比較，如良渚遺址群石馬斗遺址出土的i、錛數量也很大，餘杭獐山南莊橋遺址也出土了研磨器。關於研磨器，功能上應該與孔的加工有關，可以稱之為『研孔器』。
鄭同修（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遺址如何發掘很值得討論，遺址的遺蹟現象並不複雜，但很難區分自然沖刷形成的堆積和人為堆積，『面』的不確定使得遺物的三維記錄也是相對而言。建議搭建野外發掘工作棚，對於特別重要區域可以整體小面積起取，日後進行實驗室考古研究。
林留根（南京博物院）：遺址考古打破了這一領域研究的一個突破口，按照田野操作規程，對於這類新的遺址，在發掘上進行了新的探索。遺址的定性要考慮其線性，需要放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時空背景中去考察，這樣遺址研究的意義就可以大大提升。
張敏（南京博物院）：遺址雖然很特殊，堆積複雜，出土遺物量大，但加工對象相對單一。針對發掘者提出存在的八個問題，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如，這類特殊性遺址的發掘與傳統考古學發掘的要求是否相適應？傳統考古學的記錄是不是可以滿足這樣特殊性遺址的發掘要求？特殊遺蹟單位如何劃分？尤其是如何劃分原生、次生堆積以及工作面的問題。今後的室內整理，地層學與類型學如何結合？如何進行實驗考古？石製品中工具的定名問題怎麼辦？遺址從原料的來源、產品的去向以及產品的單一化，反映了手工業內部的進一步分工，但是其玉石製造技術有沒有發生變化？根據現有的材料，如何通過多種途徑進行綜合研究？
郭偉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對於這類遺址的田野經驗有待發掘者進一步總結。玉石器加工場的聚落考古可能存在很大的難度，『面』難以確認，譬如在窯址發掘中就很難找到生活面，並不是一個統一的行為所留下的遺蹟。特殊的埋藏學對遺址的形成過程有幫助，遺址堆積中砂性含量高使得活動面、或地面難以辨認，埋藏學的研究還涉及CONTEXT的記錄，需要從目的上找石片堆、石堆的成因，為今後的整理消除隱患。
樊昌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遺址發掘方法上是新的挑戰。目前這類遺址江西境內僅是零星的堆積，還沒有很好的發現。在對出土遺物進行進一步分類的同時，需要關注鏃類石器稀少的問題。對於遺址的定性，『製造』與『加工』在概念上有別，建議用『加工作坊遺址』為妥。
宮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針對遺址發掘的特殊性，執行新的田野操作規程肯定會遇上困難，尤其是後期的室內整理研究，人員素質和責任心要求非常高。遺址不像是一個固定的場所，另外，山區遺址與平原地區不一樣，往往遺物發現少，遺址點零散，在今後的調查需要有心裏準備。
粟建安（福建博物院）：對於特殊的埋藏，在方法上沒有徹底把握的情況下，建議不適合做大規模的發掘，現在的揭露面積過大，對於典型堆積，需要進行深度解剖，可以放到室內進行。這類特殊遺址的發掘確實需要考慮與傳統考古學方法上的銜接和交融的問題。遺蹟現象中的紅燒土遺蹟的功能也需要做進一步的探究。
王結華（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鑑於遺址目前的特殊堆積性狀，贊成水平層的下挖方法，在明確跡象後再用傳統考古學方法。在現場記錄上，建議較大的遺物單獨編號，相對較小的則整體統計。石（片）堆遺蹟可簡化為『石堆』（SD）。下一步的工作如果條件具備的話，最好搭大棚進行考古發掘，野外結束後應該及時進行整理，為這類遺址的考古發掘提供經驗。
李小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家洲遺址是浙江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古遺址類中的重要發現，本次搶救性考古發掘所取得的階段性收穫將普查成果進一步深入。根據已知的情況，建德也有類似的線索，今後需要做整體的田野考古調查。搶救性考古發掘結束後相關的研究不能終止，要把遺址所反映出來的現象與後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不但在玉石器製作工藝上要突破，而且在多學科領域上也要取得相應的經驗，最大限度地獲取材料信息。本次與桐廬博物館進行的合作發掘要繼續深入，同時也要感謝桐廬縣人民政府對遺址考古發掘和今後保護工作的大力支持。
（發言紀要未經本人審閱 作者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國文物報】2011年10月28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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