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这件事，留给人们思考的空间似乎很大，其实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没有什么难解的，复杂的是社会对人才的取舍。
古代君王在坐上皇椅之前，很少杀戮大臣，登基后就不同了，总要寻找一点理由砍人家的头。比如刘邦，比如朱元璋都是如此。有人说，只要是没有能力推翻政府的文职官员，都可以避免被杀的命运，实际上未必如此。朱元璋做皇帝之初，连不到朝廷任职的诗人都杀，可见文职还是武职，不能算被杀与否的主要原因。根本处在于：被杀的人才对于政权的创建与稳固起什么作用。
在战争年代，争斗的双方，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人才的作用相对于和平年代而言，重要性无以复加。战国时期这一点显露得最明显。
我们回想一下那些使后人赞不绝口的“求贤令”，其背景多是战争年代，或是形势紧迫的岁月。《史记.秦本纪》云，秦国有一段时间并不强大，很受邻国的轻视。秦孝公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先辈留下的基业不赖，国家也曾有辉煌的历史，现在“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下令求贤，承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发誓说，谁有本事使秦国富强，就让他做大官，把土地分封给他。商鞅听到这个信息，立马入秦服务。《史记.商君列传》述其结果曰，商鞅改革了各项制度，终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从上到下，都对秦国青眼相加了。在商鞅所处的那个年月，各个国家都十分看重人才，并不是仅秦国一家。不管是没落贵族还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只要可以富国强兵，都得到重用。秦国的上卿姚贾，出身在监门卒的贫寒家庭，曾在魏国大梁偷盗，又在赵国犯罪被逐，所谓“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但他有能力，秦国不为旧观念所束，重用同于常人。
这种人才政策，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曾经自发重视人才，也不能充分证明我们对待人才的传统十分优良，实际而言，古人的所作所为是由于形势的逼迫。残酷的战争可以使一个经营多年的国家迅速走向颓微、灭亡，也可以使弱者变得强大，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没有一件事能像战争那样把人才与国家存亡捆绑得如此结实，将人才与统治者既得利益黏合得如此无缝无隙。战争的胜利或失败，不仅仅关系到土地、人员、财物的得失，对统治者而言，还关系到权力是否失柄。
失去权力的国君是相当可怜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南唐后主李煜。想当年，皇椅上的李煜，填词饮酒，谈情说爱，歌舞升平，一派荒淫；然一旦沦为阶下囚，自由全无，往昔的繁华，皆如过眼云烟，每天只能以泪洗面。前后变化之大，简直判若云泥。战争，不论正义与否，对社会都是一场彻底的毁灭，尤其对人性是无法以数字计算的戕害。避免做儿皇帝，避免沦为阶下囚的方法就是招募人才，尊重人才，使用人才。汉高祖立国后求取贤良，他之后的汉武帝也发过求贤令，就是名为汉臣实有立国之志的曹操，也曾发布求贤令，要唯才是举，这都是感觉到人才与治国的关系相当紧密之故。
战争之前，保存国家和个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与这个目的相关的人才第一要务也是富国强民，至少不能被敌国迅速灭掉，因此曹操明确提出“唯才是举”。事实上，不仅曹操如此，在战争年代，任何权力者招募人才多呈现这个特点。德与才比较而言，“才”更贴近政权的最高目的。德再好，如果“才”不济，救政权于危难，拯万民于水火也是难于上青天。战火被和平扑灭之后，稳固政权，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单纯的才干未必可以当此大任，于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要让位于“外举不避仇，内举应避亲”。尤其好多人经过专门训练之后，才情几乎没有不同，任用谁就成了不可漠视的问题。社会任务转换了，用人观念也应随幼换，所谓“不避亲”是动荡岁月的观念，现在如果仍然使用，无疑是陷入战争文化之中而不能自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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