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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語文建設通訊第91期 『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的觀點是索緒爾提出的。索氏構建語言系統論而提出語言和言語、內部語言學和外部語言學、聯想關係和組合關係、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等一系列範疇，在語言學領域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其『聯想關係』說反映了索氏理論的心理主義觀念，很難不影響其所謂『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之主張的實施，於是丹麥學者葉爾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1936年在第四屆國際語言學家會議上
建議用『聚合關係』代替『聯想關係』。從此，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這樣一對基本範疇被稱為現代語言學的支柱，一定程度上規定了現代語言學特別是結構主義語言
學的基本面貌，同時也制約着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發展方向。但是，這樣一對基本範疇，其性質是什麼？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卻是語言系統論者不能迴避的問
題。長期以來，學者們不斷尋找答案，但直到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 出，才算讓我們看到了較為全面的說法。是書在時賢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並指出：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中，『組
合是現實的，組合通過結構使靜態的、備用的單位得以組織起來而進入動態的、交際的使用；聚合則通過系統為組合的現實提供各種可能性。這兩種關係將各級各類
成分聯繫在一起，構成語言網絡，帶動整個語言體系運轉；同時，也推動語言體系發展。在共時平面、歷時平面上，所發生的變化都可以藉助兩種關係來觀察、解釋』。（詳P11-16）又說：『從
語言發展角度看，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是帶動語言體系運轉，並推動語言體系發展的兩種重要關係。組合關係是現實的，存在於活的語言中；聚合關係是抽象的，存
在於人的記憶中。一般來說，組合關係是第一性的，首先是組合關係的變化引起了聚合關係的變化；而聚合關係變化之後，反過來也為組合關係的發展提供更多的選
擇形式。』（P18）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作者明確指出：『本書主張立足組合關係的變化，以此為基點來觀察聚合關係的變化；進而考察組合和聚合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組合關係的變化會引起某個詞的詞義、詞性變化，同時也會逐漸引起聚合關係的變化，聚合關係的變化又為組合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P19）對於上述觀點，也許還有人不是完全贊同，但是，由於它充分體現了共時、歷時相結合的志趣，大概沒有人不承認它是至今最有說服力的解釋。而這正是【近代漢語介詞】的基本理路；全書研究近代漢語介詞140個，卻完全沒有詞典的散碎，而渾然一體，儼然一篇大文章，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一理路。
對於語言，索緒爾認為必須『集中在某一狀態才能把它加以描寫或確定使用的規範』。因此，索氏強調共時研究而力排歷時研究，要求語言學家『必須把產生這一狀態的一切置之度外，不管歷時態』。對於索緒爾的這一主張，歷來既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我國語言研究者20世紀90年代中葉以前的幾十年裏幾乎是一邊倒地擁護索緒爾的共時論，很少有反對者，偶有反對者則必遭批判。 直到1997年8月，中國語言學會第九次年會在南昌召開，其議題之一是討論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問題，有人就漢語研究的狀況而呼籲加強歷時研究。自那以後，我們的漢語研究才慢慢掙脫了索緒爾共時論的束縛。也有學者從布拉格學派的
研究及主張受到啟發，認為不管從共時角度看，還是從歷時角度看，語言都是一個系統，而研究語言必須採取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的方法。新聲既出，影響廣被，漢語
語言學從此得到解放。到本世紀，用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的方法研究漢語已成為多數人的自覺行為，有分量的著作日見其多，但比較而言，馬貝加的
【近代漢語介詞】是佼佼者。是書不僅用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的思想來解釋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見上文），以此統帥全書，顯現出各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增強
了全書的系統性，而且把共時與歷時相結合的方法運用於每一個介詞的研究，從而提高了論證的嚴密性與結論的可靠性。下面以其介詞與動詞的區別為例，略作說
明。
漢
語中的單音節介詞一般由動詞演變而來。一個動詞什麼時候變成了介詞，卻不是共時論者能夠說清楚的。如一些語法書裏總愛說能加動態助詞着、了、過的是動詞，
否則是介詞，又說順着、為着、朝着、憑着、沿着、照着、按着、為了等是介詞。其實，這樣說存在着離開歷時研究無法解釋的矛盾。同時，它們又說可以重疊者是
動詞，否則是介詞；能作謂語中心或能單獨回答問題者是動詞，否則是介詞。這其實是誤蹈『以類定品，離類無品』的覆轍。有鑑於此，【近代漢語介詞】另闢蹊徑，於引言中（P3-9）立專節解決這一疑難問題，其所用詞之今昔義素比較分析法、語義結構比較分析法和次類內部比較法等
都是以堅實的歷時研究為基礎而實施的。這三大方法在歷史觀點主導下又成系統，書中通過對典型事例的分析，使我們看到動詞因義素變化而成介詞是在特定歷史時
期完成的，是在變化了的語義結構中展現出來的，是在與同次類成員的比較中顯示出來的。這樣水到渠成而下結論，結論既下，則板上釘釘。值得順便一提的是，是
書處處體現着語言系統論思想，如不僅其所用各辨識方法、標準相互聯繫，成一系統，而且每一方法、標準自身亦是在系統論思想指導下設計出來的，具體實施起來
也同樣展示出共時與歷時的結合，從而印證了語言既是一個共時系統同時又是一個歷時系統的思想觀點。如（P8）講次類比較法：『就是通過觀察、分析某一個次類的成員在某一歷史階段上有哪些共同的特徵，後來又發生哪些變化，變化之後又各有哪些特徵，這些特徵是否顯示了詞的本質變化等等問題，從而確認一個詞在某一歷史平面上的詞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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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漢語介詞】之語言系統論思想在其結構上表現尤為突出。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引言。又分六節。第一節介紹本書選題目的及研究範圍，就是要『全面地、系統地論述漢語介詞形成過程及其原因』，說明全書以近代漢語為樞紐，將古今介詞一線貫通，上溯下伸，探討漢語介詞的發展軌跡。第二節介紹各歷史時期漢語介詞概況，說明先秦、兩漢時期漢語介詞數量少，兼職多，魏晉至唐七八百年間數量增多，分工趨細，此後漢語介詞一直保持了這樣的發展勢頭，至十八世紀形成現代漢語介詞系統。在以上考察論述的基礎上，第三節介紹書中如何通過對漢語歷史發展過程的考察確立區分動詞和介詞的標準，說明全書研究每一個介詞所立定的章法。第四節從歷時、共時兩個角度考察了漢語介詞的來源，從而糾正了語法學界在漢語介詞來源問題上的片面認識。第五節是對第四節的深化研究，堅持以共時、歷時相結合的方法深入探討漢語介詞範疇發展的原因。第六節展
望漢語介詞發展趨勢，話不多，也頗有見地。總的說來，未讀本論各章，只讀『引言』，讀者可以看到它為全書研究亮出了『門戶』；讀過後面本論各章節，可知它
就是全書的理論概括。特別經它重新詮釋的組合關係、聚合關係及其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不僅大大完善了語言系統論思想，而且統帥全書研究，使這篇27萬字的大文章表現出嚴密的內在邏輯性；共時、歷時相結合的思想不再是一種原則，而是作者得心應手的武器，施之於每一個介詞的考察與研究，從而為這篇大文章所遵循的語言系統論思想展示了強有力的客觀現實性。
是書本論分五章，
分別考察表示處所、時間、對象、方式和原因、範圍的介詞。五章所述介詞，儘可能以其先後為序，所以五章的安排也儘可能地體現漢語介詞的歷史發展軌跡。其各
章又遵循這一原則分節敘述次類聚介詞，如把表處所的介詞分為表始發處、所在處、終到處、臨近處、方向、經由、沿途等七類，歷史地考察各類中每一個介詞的產
生及變化，描寫其共性與個性，並探討各成員間的聯繫，揭示各小類的系統性，以及小類與小類之間的聯繫，從而展示大類的系統性，展示近代漢語介詞的系統性及
發展的規律性。讀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我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希望再讀到這樣的著作，而久不可得！
本文寫成後久未投稿，是因為我一直懷疑索緒爾『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說。我在『第二屆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2003）會議論文【語言觀更新是21世紀漢語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對索氏『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說提出質疑，後來把這部分抽出，題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說疑議】發表。現在看來，【疑議】第一、三兩部分還靠得住，第二部分說索緒爾『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說在實踐中行不通未免絕對了些。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照索氏本來的意思行不通，但經後人改造，特別像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重新詮釋其組合關係與聚合關係兩個基本範疇，如果小心翼翼地施之於語言本體研究，像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那樣，是可行的。馬貝加【近代漢語介詞】的問世，不僅為漢語語法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而且完善了語言系統論，從而為現代語言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 如1993年
有人發表【研究現代漢語也需要有歷史觀點】，認為研究歷史上形成的事物必須進行歷史的考察，而不可臆斷史事，同理，辨認雙音詞語素構成也必須堅持歷史觀
點，看它在造詞之初是怎樣構成的，是否曾發生結構變化，就有人祭起索緒爾共時論『法寶』，用替換法一比劃，就算把論敵批倒了。後來【擺正共時研究與歷時研
究的關係，把現代漢語研究深入下去】（1995）、【再論研究現代漢語也需要有歷史觀點】（1996）出，仍有人堅持共時論而予以非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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