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前語言文字學界幾個問題的思考(3)

  來源: 中國漢學網

不良學風的第三種表現是自我吹噓和互相吹捧。自我吹噓最惡劣的事例是自封爲教授的徐德江，把他錯誤百出的觀點自我吹噓爲『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學說』、『徐德江理論』。對此我已在拙文【80年以來我國理論語言學的回顧和反思】（刊【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3，4期）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徐德江不僅不接受批評，反而將這種吹噓進一步升級。徐德江在他任實際主編的【漢字文化】1995年第1期第33頁借法國一名漢語教師白樂桑之口，吹捧在巴黎舉行的第27屆國際漢藏語和語言學會會上他的連文題到內容都錯誤百出的發言【漢字是高級的書面語言】［①ｄ］『對漢語、漢字理論方面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其實，巴黎會議上一百餘人都不屑於聽他的發言，只有四個人參加輪到他發言時的會議：兩個是分組會議的主持人，一個是台灣的學生，一個是我。我是專爲批評他的發言而參加該分組會的。（詳拙文【學術討論時不應謾罵――兼評〖漢字文化〗1995年第1期的幾篇文章】［①ｅ］）。接著徐又在【漢字文化】1995年第3期第49頁自我吹噓，說：『他……的論著……代表著當代［②ｅ］漢語言文字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
遺憾的是，類似的無原則吹捧並非個別。海南大學教授魯樞元的【超越語言――文學言語學芻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在語言學方面錯誤百出，嚴重歪曲了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的思想，還有許多常識性的錯誤。我已寫了兩萬五千字的長文【要運用語言學理論，必須首先掌握語言學理論】（刊【北方論叢】1996年第5期），對該書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是該書責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副總編白燁儘管在該書序言中說他讀該書稿時，帶著挑剔眼光，卻根本沒有看出這些錯誤，相反在該序中吹棒魯樞元具備『真誠的治學品格』，該書『是一部在角度上、立論上、語言上都卓有特色的好書』，『很光彩耀人』，並稱讚魯君在『語言學上』進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稱他爲『理論家』。
【文藝爭鳴】1994年第5期發表的韓少功致魯樞元的信，竟吹捧魯的錯誤百出的【超越語言】爲『快餐式的十全大補』『有里程碑意義』。
申小龍的自我吹噓也令人作嘔。他居然說『中國文化語言學……對漢語的本體論和研究方法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學、系統的新學說』（見他爲他主編的【文化語言學叢書】［實際只有四本］寫的總序）。蘇新春竟贊同這種自我吹噓（見戴昭銘主編的【建設中國文化語言學】［【北方論叢】叢書，1994年］第27頁）。1995年10月5日【光明日報】第七版以首篇位置發表胡以申的文章，也對申小龍的所謂『文化語言學』進行了無原則的吹捧，說他『在「文化語言學」方面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我在拙著【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第38―39頁等著述中早已多次指出，從語言看文化，是歐洲歷史比較語言學、語言古生物學和詞與物等學派早已研究過不知多少遍的老課題，因此，提出『文化語言學』這個新術語，並不等於開創一門新的學科。即使就我國來說，現在這些所謂『中國文化語言學』的開拓者所談到的許多內容也早已是我國的訓詁學著作探討過的問題。例如，陸宗達的【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三章就詳述了『【說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關古代社會制度、生產、科學、醫療學的資料』。陸著【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1980年）也有專節『通過訓詁了解和研究古代社會及其科學文化』。因此，申小龍等將所謂『文化語言學』稱作『新學說』，這就像俄諺所述，無異於『發現了已被發現的美洲』。
不正學風的第四種表現是一稿多投。申小龍數年內出了20多本書，有一些是大同小異的內容（包括抄襲他人著作的部分）經過重新組合或改頭換面，用不同的書名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
關於學風，我國樸學有良好的傳統，值得我們發揚光大。已故張舜徽教授在其【鄭學叢著】（齊魯書社，1984）前言中有一段話談到乾嘉學派中『有的學者，甚至將畢生的心思才力，投入一部書的深入鑽研。當時樸實治學的精神，形成了風氣，各效所能，寫出了不少專著，留下了豐富成果，給予後來研究古代文字和整理文獻遺產的人們以莫大的方便。這種成績，應該在中國學術史上大書特書而不容湮沒。』反觀我國現在個別中青年，可能是受我國目前商業界出現了一些暴發戶的影響，急功好利，寫書和寫文章，往往粗製濫造，信口開河，甚至抄襲剽竊，不以爲恥，反倒批評別人『急功近利』（見下引【中國文化語言學】第166頁），並且用一些歪理爲這種行爲辯護。例如申小龍在【中國文化語言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65―167頁）居然反對『立論（要）無遺漏地尋找經驗材料的「證實」』，鼓吹『「痛快」、「偏頗」之論往往是至理名言，真知灼見』，『一些新思想的提出，其意義並不在於考據（？），而在于振（申誤作『震』）聾發聵』；申甚至『鼓勵冒險』，活脫脫地流露出一種急於求名的心態。【漢字文化】1995年第1期陳冬生等三人的文章【樹立科學的現代爭鳴意識】竟然同意這些謬論，將它奉爲『科學爭鳴意識』。
近年來，在開展學術批評方面起了良好帶頭作用的刊物有【中國社會科學】【福建外語】【外語學刊】【外語與外語教學】【外語教學】【湖北大學學報】【現代外語】等。【北方論叢】雖然發表了大量文章，對申小龍進行無原則的吹捧，但也發表了一些批評他和其他人的文章。根據不精確的統計，在語言學和文字學方面發表批評文章最多的刊物是【福建外語】和【北方論叢】。遺憾的是某些語言學刊物對上述種種不良學風幾乎是不聞不問，仿佛身居世外桃源。這只會助長語言學界的這股濁流繼續泛濫。沒有強大的學術批評，造成的後果之一是徐德江的錯誤百出的所謂論文竟然收進【小學新實驗課本・語文】的『教學指導文選』（見【教學實驗手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09頁，1994年），流毒甚廣。後果之二是台灣新學識文教出版社竟要求購買申小龍的全部著作的版權（見申小龍：【語文的闡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前言』第10頁）。這只會影響我國大陸的語言學聲譽。【光明日報】1995年10月12日第2版的頭條新聞『藝德建設是文藝界的重要課題』。我覺得，這一精神同樣適用於語言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
從這些年來上述種種烏煙瘴氣的瀰漫，我們應得出深刻的教訓：學風的衰敗，固然是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在學術界的反映，另方面也因爲我國大學教育中僅注重知識的傳授，嚴重忽略了文德和學風的教育。建議我國大學將宣傳出版法、遵守出版法、尊重他人勞動作爲大學法制教育的重要內容；或者在大學德育中包括上述內容。要使全體教師和學生認識到，著述（包括畢業論文和碩士、博士論文）中的抄襲和剽竊行爲，其性質如同考試作弊，是應受到嚴厲的制裁和處分的。
徐紀敏在【科學學綱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493頁）指出：『科學家的業績表明，道德之光常常燃起智慧之火，而一切道德墮落的人必將走上與真理相違背的道路，從而毀滅他科學的生命』。
這些年來不正學風蔓延，除當今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外，有關出版社也有一定責任。他們中的某些人或不熟悉語言學專業，或審稿不嚴，或一窩蜂地就相同的選題（如『文化語言學』）向同一個中年作者約稿，致使他不得不走上剪刀加漿糊的錯誤道路。

（二）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對中外古今偏廢任何一方，都可能給我國語言文字科學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唐蘭在上引【古文字學導論】（第28―29頁）上說：『近來學術界有一種風尚，崇信異國人所做的中國學術研究，而把自己的專門學者看成「東家丘」。異國人的治學方法，可以欽佩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們也有所短。即如語言和文字兩方面，語言聲韻是他們所能擅長的，文字訓詁卻就不然。有些人瞧見異國人對語言聲韻研究得很有些成績，就去推崇這一類學問，因之文字學就不被重視，這種觀念是錯誤的。』這是很有道理的。遺憾的是他的這些話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加之陳伯達一度推行錯誤的『厚今薄古』的方針，以致我國在一個時期曾將傳統語言學，尤其是文字學和訓詁學的研究打入冷宮。打倒四人幫，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後，局面才有所改變。這個教訓值得深刻記取。然而，對我國傳統語言學，包括訓詁學的重視還是很不夠的。我國和北師大最早的博士生導師、被譽稱爲章太炎黃侃學派奠軍、學富五車、著名的國學大師陸宗達教授（1905―1988）所著【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出版社，1981年）和【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1980年）是打倒四人幫以後出版的最早的兩部傳統語言學著作，對中國傳統語言學的復興，起了很好的帶頭和推動作用。【說文解字通論】在痛斥四人幫污衊【說文解字】爲『尊崇儒家，反對法家的典型著作』之後，用一章篇幅客觀地指出了【說文解字】的巨大成就和局限性；因此這兩部書培育了打倒四人幫後的幾代學人，是高等學校傳統語言學的重要教材和教學參考書。我本人從中受益極深。正是受這兩本書的啟發，我才得以發表七篇『比較詞源學』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