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当古汉语的"活化石"?(2)

  来源: 新京报

历史比较法厘清发展头绪，横向途径导致语言变化

语言也有“演化论”

一说起“演化”，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生物的起源与变化。不过，《物种起源》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学者对语言起源和演化问题的兴趣。传统的语言学派无法接受这种新观点。1866年，巴黎语言学协会甚至发布禁令，要求停止任何与语言起源和演化有关的讨论。不过，语言学家们从19世纪便开始借用演化思路创造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历史比较法。语言也有着自己的“基因”，有“分化”，可以画出“谱系”。不过要了解的是，语言和生物的演化关系复杂，既有相似点，又有着很大的区别。相比其他语言，汉语系统更为庞杂。
1 语言也能分“谱系”
传统上，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的流变往往主要借鉴韵书、韵图等工具，在当代，一种西方传进的方法论影响了整个汉语语言和方言研究的方向，那就是历史语言比较法。
历史语言比较法自19世纪便在西方语言学界出现，它借鉴了生物学中生物进化分类的方法，认为语言类似动物的分化，有着亲疏远近的关系，通过不同语言证据的对应，可以找到它们的谱系关系。
“各种语言中爸爸、妈妈的读音都很相似，但这是语言中很偶然的现象。历史比较法认为，大部分的同系语言中，都有着非偶然，非系统的对应。”王弘治解释说，比如英语里的father和mother，其中的th在德语里都念成d，这并非偶然，而是在一个语音系统中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历史语言比较学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语音对应关系寻找不同语言的同源词，继而寻找分化之前的母语。这个过程类似遗传考古学中通过基因来寻找物种祖先。目前，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已经可以在词源关系比较简单的印欧语系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并基本假设认定，原始印欧语的来源单一，即黑海、里海之间的地区。
这种方法还可以成为人种分化的证据。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印度人的主体人种与欧洲人有种属上的亲缘关系。后来，英国学者对梵文做了深入研究，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才发现梵文和古代欧洲语言有同源关系，这才对印度人种的起源有了新的看法，也出现了“印欧语系”的概念。
2 还原不代表真实
汉语研究中同样可以用比较法。王弘治举例说广东话一般化为9个声调，其调类分化如果与吴语的声母清浊等因素一起考虑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广东话中虽然消失了部分的浊音声母，但上海话中浊声母的字，在广东话中却都是声调中的阳调，两种方言中声母的轻重和声调的变化发生了对应关系。”
不过，用纯粹的西方比较语言法来研究汉语方言，却会出现问题。欧洲语言的语音对应关系较为简单。但汉语发展过程曲折，语言互相交融方式和欧洲也不同，导致语音层次较为复杂。此外，汉语中还有大量的文白异读现象。因此，建立在声化模型上的历史比较法就会遇到障碍。
目前，大多数的汉语语言学家们认为，应该把历史比较法和中古时代的韵书、韵图结合起来再对古语进行构拟。台湾方言学者张光宇提出，历史语言比较法有三个版本，一个是欧洲“原版”，一个是“北美版”，另一个是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代表的“北欧版”。“高本汉的研究方法虽然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但总体而言是有开创之功的，它给汉语研究订了一个基本的方向。”王弘治说。
“维特根斯坦说，凡是无法说出的，就保持沉默。远古时期语言的面貌，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的资料，加上逻辑推理，在各种证据之间寻找平衡。只是‘重构’，而非一模一样的‘复原’。”王弘治说。
3 传递不一定是纵向的
虽然古汉语的演变受历史人文因素影响很大，但如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在特定的区域或人群内部，汉语的所有方言都会自身发生演变。
语言或方言在人群中的传递如同“传话游戏”，一句话往往在传递数次之后变得面目全非。“这种演化最直接的体现就在年龄层次上，一开始是比较微小的变化，对整个语言的全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影响，但这个萌芽一旦被语言使用者固化下来之后就会逐渐放大，直到形成截然不同的发音。”王弘治举例说，在普通话中“对”应当念“dui”，但在北京尤其是北京南城地区，在表示认同、肯定的意思时，年轻人把元音发得开口度很大，类似于duai。“一开始人们都注意不到，但再这么发展下去，这个字可能就会念成‘duai’了。只不过我们现在正好处于过程中，所以还感觉不到变化。”
语言的自身演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对语言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物种的基因传递途径单一，但儿童学习语言却并不只是靠父母。他们的同学们或许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也会看电视上网，处于社会群体中，因此他们的语言学习也受到了横向影响。
社会语言学家们的工作，就是对语言内部受到种族、社会、性别等各因素影响下发生的分化和演变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每一个语言社群都会各自改造自己的语言系统。人的心理可能也会导致语言的演变，很多语言学老师都会提到，人的惰性是导致语言变化的一大原因。国外也有语言学家指出，人的惰性要求人在使用语言过程中尽量减少力量的损耗，倾向于采用熟悉、省力、多功能的表达形式。“人在说法中可能是存在一个省力原则，比如人们会倾向于把重音念成轻音，但同时，语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又不断地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本来想省力的结果可能更复杂。”汪平说，而如果完全按照省力原则来判断语言的走向的话，可能最终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果，那就是所有语言都会往同一个语音系统变化，“那样也太简单了，是不可能发生的。”
4 两种演化，差别很大
语言和生物的演变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很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因素，所以不能完全用生物学的方式来套。但一些统计学方面的研究认为语言可能的确存在选择的能力，最近，美国心理学家发表了一项挑战主流假设的新研究。他们发现，如同生物体可以在各自的生态位上发展出同样的进化策略，语言也会适用学习和使用它们的社会环境。研究者通过统计分析认为，越是常见和流行的语言，越是有简单的结构以维持生存。
此前也有相关研究认为，语言接触造成的典型结果就是语法的简化。“拉丁语到英语的发展是越来越简化。”汪平说，在汉语中，上古时期的语音比较简单，到了隋唐又多起来了，非常复杂。现代汉语中，随着复杂社会关系也出现了很多复杂的现象，比如构词更加复杂。“语言发展不是一条线的简单趋势。但总的来说，语言的发展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新知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本专题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本专题感谢：
汪平（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导）
王弘治（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
侯兴泉（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刘云（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汉语史稿》，《汉语方言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