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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卞东波
《世说新语》是魏晋名士的“风流宝鉴”(冯友兰先生《论风流》中语,见《三松堂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进入《世说新语》的人大多从某一方面体现了魏晋名士风流,而进入《世说新语》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某人在魏晋时期的影响。《世说新语》记载的是汉末至晋末二百多年的士林风流,记载的最末一个名士为谢灵运,这已经入刘宋了。全书分为三十六门,其中第十八门为《栖逸》,记录魏晋时期一些隐士的事迹,如苏门、孙登、刘之、翟汤、孟陋、戴逵、许询、谢敷,这些人几乎都见于后来的《晋书•隐逸传》,书中还有一些名士希企隐逸或与隐士交往的事迹。但翻遍《世说新语》却找不到六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隐士陶渊明,缘何陶渊明不入《世说新语》?
在问陶渊明为什么不入《世说新语》之前,先要问一下陶渊明有什么理由入《世说新语》。我认为陶渊明是有理由入《世说新语》的。
首先,陶渊明身上具备魏晋的名士风度,其一些行为放入《世说新语》亦堪称名士中的名士,如头巾漉酒之事,《南史•隐逸•陶潜传》:“贵践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真率”两字正抉发了陶渊明行为之后的生命意蕴,即魏晋名士所追求的率性而为的风度与生活方式。“头巾漉酒”之事已成为陶渊明的形象符号,后人对此亦雅咏不辍,如李白《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五)颜真卿《陶公栗里》:“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颜鲁公集》卷一六)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白氏长庆集》卷五)苏轼《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二:“能为五字诗,仍戴漉酒巾。”(《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三)可以说,生活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正是魏晋名士风度消歇之时的最后代表。陶渊明身上的名土风度可能受到他的外祖父孟嘉的影响。陶渊明所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载了孟嘉落帽而不惊的轶事。东晋咸安年间,江州刺史桓温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在龙山设宴,邀集部属饮酒赏菊。席间,参军孟嘉的帽子被风吹落,但他一点也没有察觉,仍然尽情畅饮。待孟嘉去上厕所的时候,桓温便让咨议参军孙盛写了一张字条,嘲弄孟嘉落帽却不自知,有失体面。孟嘉回到座位时,才发觉自己落帽失礼。但却不动声色地顺手拿起帽子戴正。又拿起字条看了一遍,即请左右取来纸笔,不假思索,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一篇诙谐而文采四溢的答词,桓温读后也大为赞赏。后人也多将陶渊明和孟嘉并称,如康与之《重九词》云:“落帽孟嘉寻箬笠,漉巾陶令买蓑衣。”这里将孟嘉落帽和渊明漉酒相提并论,正说明了陶渊明名士风流的渊源。
其次,《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刘义庆有机会知道陶渊明的事迹。陶渊明作过刘裕的镇军参军(见《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可见他与刘氏家族并非一点干系都没有。再者,刘义庆曾为江州刺史,而江州的治所正在浔阳,也就是陶渊明隐居的地方。渊明卒于元嘉四年(427),而刘义庆任江州刺史在元嘉十六年(439),见载于《宋书•文帝本纪》:“(元嘉十六年)夏四月丁巳,以……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为卫将军、江州刺史。”(参见范子烨《刘义庆年谱》,收入《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上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虽然刘义庆与陶渊明之间有十二年的间隔,但两人基本上时间还是相接近的。《宋书》本传称刘义庆“爱好文义”,又在江州作刺史,如果不知道曾经在江州颇有名气的陶渊明,于理似不通。陶渊明生前,当时的江州刺史如王弘、檀道济都曾经拜访过陶渊明并且对他十分礼遇。刘义庆也乐于与隐士交往,对隐士也十分礼遇,《南史•孝义传》上载:“(师觉授)与外兄宗少文(炳)并有素业,以琴书自娱……宋临川王义庆辟为州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荐之,会卒。”又《宋书•隐逸•刘凝之传》:“凝之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镇江陵,并遣使存问。”对于江州著名隐士陶渊明,刘义庆是不会不关心的。渊明卒后,友人颜延之曾为之作诔,而颜延之是元嘉时期与谢灵运齐名的诗人,在诔文中,他对陶渊明的人格进行了赞美,刘义庆不会不知。
既然有这些理由,那么陶渊明为何失去在《世说新语》中亮相的机会?虽然陶渊明在当时不过是一介隐士,做官也不过参军、县令之职,但他毕竟是东晋勋臣陶侃的后裔,且曾经多次出仕,甚至做过刘裕的镇军参军,这比收在《世说新语•栖逸篇》中终生未仕的隐士已算显赫了。并且他在江州也算闻人,曾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檀道济等重臣都曾拜访过他并且征召其为官,按照《世说新语》的惯例,这也可以入《世说新语》的,如《栖逸篇》就有桓冲征刘之一事。台湾学者李栖在《〈世说新语〉中为何不见陶渊明》中认为:“渊明之所以没有出现在《世说新语》的理由是:第一,当他年轻时,由于籍隶南方寒族,官司阶又低,与贵人高门没有来往,不合本书选入的原则。第二,等他隐居柴桑、声名大噪时,时间又已经超出本书所包的时代之后了。”(文载《东方杂志》复刊十五卷第十二期,1982年6月)南开大学宁稼雨先生《〈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一文认为,“陶渊明没有入载《世说新语》的原因,是由于其家庭没有取得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此乃《世说新语》编者及当时盛极一时的门第流品意识使然”(见《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两位先生给予了令人启发的思路,但我认为回答这一问题,还可以从《世说新语》一书的编撰体例和《世说新语》的时代即晋宋之际的隐逸风气入手究其原因。
首先,《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可能使陶渊明丧失了入选的机会。宋高似孙《纬略》卷九说:“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往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彩。”明袁堂嘉趣堂本《世说新语序》:“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科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撰综叙,明畅不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指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所记相同,殆亦《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可见《世说》的撰例是“采撷汉晋以来往事佳话”、“采撰综叙”、“纂辑旧文”,即从当时的文献中采摘旧文并加以整理润色而成。
现存完整的陶渊明传记资料主要见于沈约《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晋书•陶渊明传》以及《南史•陶渊明传》,不过关于陶渊明最早的记载是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及何法盛的《晋中兴书》,可能这两部史书中都有陶渊明的传,关于陶渊明的佚文见引于《北堂书钞》卷一五五及李善《文选注》卷五七。《北堂书钞》卷一五五引《续晋阳秋》云:“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这一则关于陶渊明的记载,既可见陶渊明的名士风度,又和当时的贵族王弘有关,理应入《世说新语》。而事实上《世说新语》并没有收入这条轶事,可见刘义庆在编纂《世说新语》时还没有见到这些记载陶渊明事迹的资料,可能当时关于陶渊明的文献还没有成书。
根据范子烨先生的研究,《世说新语》成书时间确定在元嘉十六年四月到元嘉十七年十月间(见《〈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世说新语〉成书考》第二节《〈世说新语〉编纂之时间、地点和原因》),这时檀道鸾、何法盛的书还没有完成。关于檀、何二氏所著的晋史,史皆有明载,《南史》卷七二《文学传》载:“(檀)超叔父道鸾字万安,位国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学,撰《续晋阳秋》二十卷。”《南史》卷三三载:“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人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逐行何书。”从历史记载来看,檀书、何书的撰成都晚于义庆撰《世说新语》之时,所以刘义庆无法采摘旧文以入《世说新语》。
其次,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新隐风的落伍者,这可能使他不得入《世说新语》。如果说晋宋之前的隐风还遵照古代高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传统,即隐士与政治保持距离,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那么到晋宋之际开始变化,即出现所谓的“通隐”。《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晋安帝纪》曰:“(戴逵)性甚快畅,泰于娱生。好鼓琴,善属文,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又注引《续晋阳秋》称逵“既美才艺而交游贵盛”。《莲社高贤传•周续之传》载刘裕即帝位后,曾问周续之:“身为处士,时践王庭,何也?”答曰:“心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桎梏;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故时号“通隐先生”。所谓通隐,即指通达、通脱之隐,即一方面作隐士不出仕,一方面又不拒绝与达官贵人的交往,徘徊在仕与隐之间,并且对政治也不再采取疏离的态度。当时庐山地区是隐士的集居地,尽管陶渊明与周续之、刘遗民称为“浔阳三隐”,但陶渊明的人生观与隐逸观与周续之等人有很大的差异。周续之、雷次宗等人都乐于结交官宦,甚至还出入朝廷。陶渊明却一直秉持着古代高士的操守,从不主动与达官贵人交往,而且他的笔下经常赞美古代的高士,如黔娄、商山四皓、张仲蔚等人,他还曾作一诗《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题下小注:“时三人比讲礼校书。”)劝周续之等人不要违背隐士“王事王侯”的原则,不要与政治走得太近,诗中说:“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陶渊明善意地劝这些积极参与政治的隐士,应该立即与他像许由一样栖隐于箕山之下、颍水之滨。晋宋之际“通隐”之风渐行,同时刘义庆等皇室成员也乐于拜访隐士,造成了传统的高士之隐的落伍,而陶渊明正是那种传统的坚持者,自然不能入接受这种新风尚的达宦者的法眼了,也就不能进入受这种风习影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不录陶渊明入《世说新语》,从而失去了一位可以使《世说新语》更添光彩的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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