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北京晚报
民国时期天津妓院营业执照
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取缔“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这一制度才被取缔，中国古代的禁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
或许有读者会问，明代禁娼吗？开始并不禁娼。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不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官民性消费。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础上，明朝将教坊升级为“教坊司”，隶属掌管教育、外交诸事务的礼部。
据明姜明叔《蓉城诗话》记载，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畔的所谓“花月春风十四楼”。这些酒店实是明代的“官妓院”，营业前因性工作者人数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催她们尽快上岗。由于政府提倡、官员带头，性消费确实拉动了明初的“内需”，私人聚会少不了妓女助兴，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发展很快就引发了很多问题，社会“禁娼”要求强烈。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当了皇帝后，便下令取缔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娼运动”。
朱瞻基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则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时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性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皇帝在首次娼后，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来源：北京晚报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