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蜀地水利史跡探論（5）

  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學價值和兩千多年來巨大的經濟、社會成就，學術界已有頗多研究，無須再贅，這裡謹就其技術與理念的淵源，聯繫前述蜀地考古新發現作幾點粗略概括。首先，從材料和技術層面考察，都江堰工程承襲蜀地上古水利傳統的源流脈絡顯而易見。考古發現的東周時期或更早的蜀地水利遺物遺蹟即是明證。其次，都江堰兩千多年來一以貫之的無壩引水工程模式，也應主要源自古蜀。文獻和考古資料中，蜀地不僅有鱉靈鑿金堂峽疏引沱江之水的傳說，並在古河道發現了用相當規模之竹籠卵石埂以護堤、分水、支水和滾水的遺蹟。分水即引水，而以卵石堤埂支水和滾水，其旨趣、功能可謂與後世飛沙堰一脈相承。最後亦即最重要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效益，還在於其建造者已經形成了比較綜合系統的水利方略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邃理念，這同樣可以在蜀地古老的歷史進程中窺察其發生發展的大致軌跡。如果傳說中的大禹時期水利史事有可能涵括進若干後世的因素，那麼從寶墩文化諸城到三星堆、十二橋和金沙遺址，出土資料就已確證蜀地先民對城、水和諧關係及綜合系統性的講求源起已久，而且逐步發展完善。不過也應當指出，都江堰工程蘊涵的道法自然理念固然主要在古蜀水文化自身的悠久歷程逐漸孕育發展出，但也應與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文化的互動分不開。如前所述，對蜀地水文化有重要貢獻的魚鳧氏、開明氏族群就與長江中游荊楚地區密切相關，而秦舉巴蜀以後又引黃河流域文化入蜀。正是此種互動融會，不斷發展深化了蜀地水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04年度項目『古蜀文明與華夏的互動進程及其歷史記憶研究』和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巴蜀文化通史】『農業與水利文化卷』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四川省水利電力廳都江堰管理局：【都江堰史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譚徐明著：【都江堰史】，科學出版社，2004年。後者雖已涉及李冰築都江堰以前的蜀地水利史跡，但頗簡略。另外，上世紀90年代初，王毅先生曾就當時所見的一些考古資料對古蜀治水史跡作過探討，詳其【從考古發現看川西平原治水的起源與發展】，載【華西考古研究（一）】（羅開玉、羅偉先主編），成都出版社，1991年。


    【2】參見黃萬波等：【巫山猿人遺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裴文中等：【資陽人】，科學出版社，1957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四川文物考古工作十年】，載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51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李宣民等：【銅梁舊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81年）第19卷第4期；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資陽縣鯉魚橋舊石器地點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3年第3期；張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7年）第15卷第1期；晏德忠：【攀枝花市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洞穴遺址】，【四川文物】1988年第1期。


    【3】參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縣營盤山遺址試掘簡報】，載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成都考古發現（2000）】，科學出版社，2002年；王仁湘、葉茂林：【四川盆地北緣新石器時代考古新收穫】，載李紹明等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巴蜀書社，1993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廣元市張家坡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考古】1991年第9期；葉茂林：【廣元市鄧家坪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綿陽邊堆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簡報】，【考古】1990年第4期。


    【4】李學勤：【論公S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同期所載裘錫圭、朱鳳瀚、李零三文關於此器年代的觀點也大體同此。


    【5】記載西周早期歷史的【詩經・大雅・文王有聲】頌云：『豐水東流，維禹之績。』【小雅・信南山】亦詠道：『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不僅如此，【商頌・長發】也追頌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商頌・殷武】則稱『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考訂歷史文獻，應將成書年代的確定和其資料來源的追溯區分開來。異言之，古籍成書年代可能較晚，而其資料的來源卻可能甚早。【商頌】是周代宋國貴族祭祀其商王室祖先的頌歌，故這些頌歌的產生傳承，應淵源有自，頗為久遠，至少其歌詠的內容素材應是從商代直接流傳下來的。


    【6】碑藏重慶三峽博物館。碑文及其考釋詳見魏啟鵬：【讀三峽新出東漢景雲碑】，【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7】參見徐中舒：【先秦史論稿】，第23，31―33頁，巴蜀書社，1992年；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第35―4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鄧少琴：【巴蜀史跡探索】，第124一13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8】近年的考古發掘不僅揭示了虞夏之際寶墩文化古城聚落群的存在，而且在成都市區還發現了此期的干欄式建築遺蹟，為成都十二橋商周時期大型干欄式宮殿建築群遺址找到了本地技術來源，證明早在4000年前，川西平原上一些低濕臨水之地也已得到了開發。參閱江章華、李明斌：【古國尋蹤――三星堆文化的興起及其影響】第83頁。


    【9】【蜀王本紀】通常傳為西漢揚雄所撰，徐中舒先生考證認為其作者應是蜀漢譙周（詳氏著：【論巴蜀文化】，第138―14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但徐先生和蒙文通先生、鄭德坤先生等都指出，該書收集了蜀地悠久的歷史傳說（另詳見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第35―49頁；鄭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20頁，巴蜀書社，2004年），所以仍然是我們研究先秦四川歷史需要參考的重要傳世文獻。


    【10】大禹與後來的蜀史諸代，因年湮代遠，載籍失傳，關係已不清晰。文獻和考古資料反映，四川地區上古族群呈多元或曰多源並存、遷徙與興替交錯的動態組合格局。而其族群來源中，以川西北和川東兩大方向尤其值得注意。大致說來，蜀地文獻記載的先秦魚鳧氏和開明氏兩大族群，即循川東水道輾轉從長江中游或曰荊楚地區溯江而上者，而大禹等來自川西北方向的族群則主要以岷江等西部水系河谷順勢而下，故【蜀王本紀】等書明確記載大禹興於川西北岷江流域。【史記・三代世表】也記西漢時仍居息於今雲南大姚、姚安一帶的蜀王自稱為『黃帝后世』。【大戴禮記・帝系】云：『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同書【五帝德】篇和【世本】（張澍集補註本第83頁）所載與之大致相同。【史記・五帝本紀】的相關記載兼采上述先秦文獻之說而成。對於黃帝之子『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的古老傳說，唐司馬貞【索隱】指出：『降，下也，言帝子為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諸書提到的『江水』，即指岷江，若水則為今雅礱江。而『降下』或『降居』云云，反映從高原下徙盆地，此應為出於西北甘陝青一帶古羌的黃帝族群支系沿橫斷山脈岷江等水系南下至於蜀地，在文獻中留下的傳說史影，說明先秦蜀地存在和繁衍着陸續來自川西北以至更遙遠的甘青陝高原的古老族群。禹興西羌及黃帝子青陽、昌意的傳說，正是先民這一遠古曆程在蜀地和中原文獻系統中留下的印記，並在近年營盤山等川西北考古遺址中得到印證。與之聯姻的西陵氏、蜀山氏，從地名上看，則似為當地原有之土著族群。而本文下面將要論述的時代稍晚的蜀王蠶叢氏及杜宇氏等族群，也來自岷江上游地區，似應與上述更早的族群有一定淵源關係。在上古族群遷徙互動過程中，既有從四川盆地周邊及域外徙入者，如上舉各族群；也有因種種緣故由盆地底部平原遷返盆周或從盆地內徙出者，前者如傳說中魚鳧氏『得仙道』而去和杜宇氏之『隱於西山』（【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蜀志】），大量石棺葬資料也揭示蠶叢氏東周時期已居於岷江上游，後者之顯例則有禹族之西興東漸於黃河流域，和秦舉巴蜀後蜀王子泮所率族群之輾轉徙於越南北方（詳見徐中舒：【〖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載氏著【論巴蜀文化】，第150―165頁；蒙文通：【安陽王雜考】，載氏著【越史叢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81頁）。而在上述漫長的多族群並存互動過程中，族群的重組以至逐漸融合為新的族群自難避免。因此，禹族東漸之際如在蜀地留有支系，當與西陵氏和蜀山氏等早期族群一樣，漸已轉融於後來之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