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歷史千年 在明代，水稻產量一般是畝產二到三石，個別地區可達五、六石 。張履祥在【補農書】卷下裏說，桐鄉『田極熟，米畝三石，春花（麥）石有半，然間有之，大約共三石為常耳。』『下路湖田，有畝收四五石者』。看來畝產二、三石是比較一般的產量，畝產五、六石已是高產田了。明畝一畝當今○・九市畝，一石當今一・○七三七市石 。若以畝產米二石半計算，則一市畝的土地可產米三市石弱或谷四・二六市石，可見明代的單產已比前代提高了。由於耕地面積擴大和單產提高，糧食的總產量也不斷增加，永樂年間『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這麼多的倉儲糧食，自然是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從農民那裏搜括來的。
清初生產凋敝，土地荒蕪。當時，清統治者從其利益出發，也推行了令民墾荒的政策。『順治初元，令山西新墾田免租稅一歲；而河南北荒地九萬四千五百餘頃，允巡撫羅繡錦言，俾兵課墾。二年，順天行計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畝，牛具、籽種官資之。又直隸、山東、江北、山西，凡駐滿兵，給無主地令種。』 除此以外，秦、豫、廬、鳳等地先後着令准墾。內地以外的一些邊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島、台灣等省都實行了鼓勵開荒的政策，邊疆地區得到了進一步開發，墾地面積也有了擴大。以東北地區來講，原來吉林烏拉地區，主要是八旗貴族和一般旗人的佔有地。後來由於關內流民大量進入該地區，八旗貴族和一般旗人就利用這些流民進行開荒，耕地面積也因而增加。
清初，在水利興修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些水利工程較多是在康熙朝進行的。明末清初，黃河下游堵塞，多處決口，黃、淮合流，兩岸農田受到嚴重災害，運河交通也受阻塞。康熙時大力修治黃河，任靳輔為河道總督，採用疏導和築堤的辦法，組織廣大民工用了十年的時間終將黃、淮故道逐漸修復，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裏減少了水患的威脅。康熙時廣大勞動人民還完成了對永定河的修浚工作。永定河原名渾河，在北京附近，含沙量多，極易泛濫。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年）對它進行修浚，主要工程是開掘了一道二百餘裏長的新河道，使舊河兩岸的『斥鹵』變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時修築江浙海塘也是保護農田的一項重大水利工程。其它各地，勞動人民也都興修了不少水利事業。
入清以後，隨着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耕地面積也逐漸擴大。清初的耕地面積比明末降低很多。明末崇禎年間 （公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耕地為七八三、七五二、四○○畝，清順治十二年 （公元一六五五年）下降到三八七、七七一、九九一畝，後來又逐漸上升。康熙年間（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恢復到六、七億畝。雍正二年 （公元一七二四年）又提高到八九○、六四七、五二四畝。鴉片戰爭前不久的嘉慶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二年）又有降低，為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畝 。在耕地面積增加的同時，人口卻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順治十二年的人丁數是一四、○三三、九○○。需要注意，這裏的數字是成丁（十六至六十歲的男子）數，而不是人口數。若以每家五口，有一兩個男丁計算，則總人口數約為四、五千萬。康熙年間的平均男丁數約為二千一、二百萬。雍正二年，成丁為二六、一一一、九五三人，總人口約為八、九千萬。乾隆十八年人口超過了一億，到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十三年（公元一八三三年）又猛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人。從清初到鴉片戰爭前的這兩百年間，耕地增加了約一倍，而人口卻增加了七、八倍，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高於耕地的增長速度。清初以來，雖耕地面積有所擴大，但若以每人平均畝數計算，則不但沒有增加，相反地還在不斷減少之中。
關於清代的糧食畝產量，包世臣在【齊民四術】中說：『蘇民精於農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清一 石合今一・○三五五市石 ，一畝合今○・九二市畝。依此計算清代蘇州一帶豐年每市畝可產米三・一石（折谷四・四市石），麥一・二四市石。中年可產米二・○七市石、麥七斗二升強。江南土地肥沃，中原地區的畝產當較此為低。大致在江南、湖廣、四川的好田，產量一般可達兩三石。但也有產量更高的，如湖廣的黃梅、荊州，江浙、福建的某些地區，上田可畝收五、六石至六、七石。湖廣從明末以來就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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