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农耕文明：著名水利工程多建于战国时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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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创造、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农业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构筑了上下5000年辉煌灿烂的中华农耕文明。据考证，早在7000多年以前，华夏先人们就开始了种植稻谷等农作物的实践，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在连绵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先贤，炎黄子孙，植五谷，饲六畜，农桑并举，男耕女织，形成了精耕细作、富国足民的农耕思想。审时相物的物候历法、伏魔降龙的水利工程、巧夺天工的传统农具、择精取华的育种技术，堪称农业的“四大发明”，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奠定了根基。以《齐民要术》为代表的经典古农书，记载了先辈们在农业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流传至今，造福人类。明朝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当时全世界约300项主要发明创造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就占了170多项，而其中许多是农业方面的发明。中国农业文明是东方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世界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农业的“四大发明”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最使我们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国的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那么，中国传统农业何以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这是由于我们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的技术体系。其中的精华部分，至今仍是世界现代农业发展值得借鉴和发扬的要素。中国古代农业实践所创造的技术成果，甚至可以与造纸、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等“四大发明”相媲美，这就是历史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物候历法、水利工程、传统农具和农作物育种技术，我们将其称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四大发明”。
审时相物的物候历法。中国的天文历，相传原始社会晚期已经萌芽。黄帝时“迎日推策”，颛顼时“载时以象天”，帝尧时“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等等。这些传说表明，在黄帝、尧舜时，中国就已根据日、月的出没来定“时”即季节了。
在甲骨文中，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六十甲子纪年法即天干地支法，已经形成。相传大禹时代曾“颁夏时于邦国”。到春秋时代，还有“行夏之时”的说法。就连孔夫子也说过“吾得夏时焉”。可见，中国最古老的由政府颁布的历法在夏代已经诞生了。
在现存的历书《夏小正》中，一年明确分为12个月。每个月都以一定的明显的星象出没来表示节候，还标明当月的主要农事活动。这说明历法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虽然《夏小正》中的十二月分法，还不能确定是太阳历，但是既然是以星象出没来划分，那么一年的12个月就不可能完全根据月亮的圆缺来决定。也就是说，《夏小正》的历法中必定有闰月的存在，只不过书中没有指明罢了。在甲骨文中，已有“十三月”的记载。这大概就是后来的闰月了。
闰月的出现，是历法上阴阳合历的主要标志，它不仅考虑到地球与月球的关系，而且进一步考虑到地球同太阳的关系了。这样可避免历法与时令的误差，使之更符合季节交替，从而更符合农业生产的需要。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在星象、物候和农事安排方面的记载比《夏小正》更为详尽，奠定了后来的二十四节气的基础。战国时代成书的《逸周书・时则训》系统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对应月份和相关物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气候概念。
与历法同时出现的，是物候知识的萌芽。由于农事季节的需要，对物候的观察更加深入，物候知识更加丰富，从而成为人类最早掌握和支配农事生产的重要手段。
《左传》中提到：“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玄鸟就是家燕，因为它春来秋去，所以古人用它“司分”，就是决定春分、秋分的日子。伯赵就是伯劳，它夏鸣冬止，所以古人用它来“司至”，就是决定夏至、冬至的日子。有趣的是，由于鸟类有着相对稳定的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因此古人就常常“以鸟名官”，掌管“两分”的官就叫“玄鸟氏”；掌管“两至”的官就叫“伯赵氏”。这些以鸟名官的传说反映了中国在原始社会已经用物候指时了。
物候知识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以物候为标志的记时体系――物候历。这种历法的特点是以特定物候现象的出现为一年或某月的开始。这种历法比较粗疏，月无定日。比如以燕子初来的日子定为春分，但是燕子迁飞常因当年的气温条件而前后波动，尽管这种波动大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
物候历的特点之一是与农事活动的密切结合，故又可称为农事物候历。由于天气的寒暑、草木的枯荣、鸟兽的出没都受地球绕太阳公转规律所支配，所以物候历本质上是一种太阳历。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史料表明，在历法发展史上，物候历的出现早于观察天象变化的天文历。后来天文历出现了，但原始时代的物候指时的经验仍被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我们今天经常可以见到的基于物候变化的农谚，就是这种物候指时经验的发展与运用。
前面说的《夏小正》，虽然流传到今天的只有463字，但它讲到物候的便有60条。其中属于动物类物候37条，植物类物候18条，非生物类物候15条。这些物候，动物方面涉及11种兽类、12种鸟类、11种虫类和4种鱼类。植物方面的涉及12种草本植物、6种木本植物。非生物方面涉及的物候有风、雨、旱、冻等气象。由此可见，3000年前古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物候知识。
这就是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第一个大发明――农事历法与物候指时的产生。
伏魔降龙的水利工程。人类治水活动的出现，是与农业的发明和发展相伴而生的。在前农业时代，人们过着迁徙不定的游荡生活，居无定处，对旱涝灾害的袭击，总是避而远之，采取消极逃避的办法来对付。农业出现以后，人类有了固定的家园以及农耕畜养的场所，对居住环境包括水资源环境的控制、改造与利用，就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中国古代关于治水的故事很多而且很动人。这些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古以来，水的问题始终是困扰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就必然促进治水技术的发明和进步。
古史传说，中国最早开展治水活动的是共工氏。据说他是神农氏的后裔，擅长农业生产。他的氏族居住在今天河南辉县一带。这里处于黄河出孟津以后的开阔地带，经常受到洪涝的威胁。史书上这样描述他的氏族的居住环境：“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共工采取“壅防百川”的办法，修筑堤埂以防河水泛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其治水有功，在一次部落联盟会议上，被推举辅佐帝尧执政。“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他应当算作当时有名的“水利部长”了。他的孙子后来也曾辅助大禹治水。与共工齐名的另一位治水人物是大禹的父亲鲧（音“滚”）。鲧的居地在崇，即今河南嵩山一带。史书上说：“鲧洪水”、“鲧障洪水”、“鲧作城”，等等。这里的“”、“障”、“城”三字，说明了鲧采取筑堤围堰的办法来治水。但是，筑土障水，洪水无处宣泄，结果是堤高水涨，水害未除。鲧治水多年，没有成功，《尚书・尧典》说他“九载，绩用弗成”。虽然鲧治水没有成功，但他为后人积累了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与洪水奋争不息的精神，为后世来者所继承发扬。
鲧治水失败以后，他的儿子禹继承了父业，继续与洪水作不懈的斗争。大禹治水的故事，吹响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重大发明的前奏曲。大禹治水的区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他总结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首先采取了疏导的办法，“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大禹又创造性地吸收和改进父亲的“鲧洪水”的经验，在“疏川导滞”的基础上加上“陂障九泽”的措施，即在疏浚河道、导流入海的同时，配以蓄水滞洪、减轻洪灾的做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史称“禹能修鲧之功”，指的就是修正和采用鲧的治水办法。大禹治水的成功，为原始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开启了先河。
在中国水利工程史上，另一个著名故事是“西门豹治邺”。战国初期，地处华北平原的魏国是当时北方地区实力较强的诸侯列国之一。它最早实行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大力推行农战政策。魏文侯二十五年（公元前422年），西门豹受命任邺令。他一上任，就深入民间调查，发现邺地经常大旱大涝，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当地的乡官恶霸却与巫婆相互勾结，趁机横征暴敛，愚弄乡民。每年还以祭祀河神为名，大搞为“河伯娶妇”的迷信害人活动，把年轻貌美的农家女子活活投入漳水之中，其状惨不忍睹。西门豹是当时著名的贤能之士，他深知要把邺地治好，必须破除迷信，兴修水利，双管齐下。于是，他一面坚决惩办作恶多端的乡官巫婆，一面大力兴修水利，“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民田”，创建了历史上著名的引漳灌溉工程。《史记》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汉书・沟洫志》记载了当时的一首赞颂漳河水利工程的民歌：“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缆辟馍稻粱”，说明漳河水利不仅有灌溉之利，还兼有治理改良盐碱地的作用。
战国末年，蜀守李冰在灌县岷江上修建了大型分洪、灌溉工程――都江堰。时至今日，都江堰历2000余年而不衰，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一项奇迹和杰作。唐宋以来，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日臻完善，农业生产呈现出“禾黍连云种”，“稻如黄云”的繁盛景象。（待续）
注：本文摘录自由姜春云主编、人民出版社与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实践概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