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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稻作史》 七、病虫害和防治
病虫害的概念，古今不同，很难用现代的分类概念去找对口的种类。各地农民多用当地方言称呼病虫害，往往一虫多名或不知其确切所指。如湖南醴陵农民口语所称稻虫有车兜虫、绣叶虫、包叶虫、钻心虫，打屁虫、螟虫，牛屎虫等，贵州遵义农民口语所称稻虫有火*、水*，谷蛆、痨虫等。至于文献记述的虫名，往往指一大类而非特定的一种，典型是螟字，古代泛指一切食心之虫。因此当看到某一朝代某地发生螟害时很难明确其所指的作物，只能根据其发生地如在稻区，推定为稻螟虫。至于病害方面，因古代没有显微镜，不可能知道细菌、真菌，对病害的记录更少，而且多带有迷信解释，如鬼火所致之类。
古代水稻栽培中造成损害极大的常常不是病虫，而是兽类和禽类。现将有关的病虫及兽禽类为害情况及防治方法分述如下。
（一）虫害（包括兽禽害）
1．蝗虫。古籍与蝗有关的称呼有m、蝻、螽三字。蝗在《左传》称螽，《公羊传》称m。始见于《春秋》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m为螽的若虫，后世称蝻。始见于《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初税亩，冬，m生。”《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四年（公元前243），蝗从东方来，蔽天。”这是飞蝗大迁徙的最早纪录，也是称蝗不称螽的开始。故《说文》释蝗说：“蝗，螽也。”口语又有称蝗为蚱蜢的，《月令章句》云：“蝗，螽类。江东谓之蚱蜢。”专门统计历史上蝗灾次数的是徐光启的《除蝗疏》，指出春秋294年中（公元前770～前476）有m灾的次数共有lll年，他是按蝗灾发生的月份统计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农政全书》卷四十四荒政）（图4―22）。徐光启的统计与本世纪20年代江苏省昆虫局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为蝗患的最重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为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 6、7两个月为夏秋蝗并发时期。这与图4―22中的近于常态分布的曲线非常一致。
徐光启统计的是古代蝗灾情况。近人陈家祥统计公元前707年至l935年为止的2642年中，共发生蝗灾796次，平均每3.3年即有一次蝗灾。周尧统计公元前707年至l911年为止的2618年中，发生大的蝗灾有538次①，平均4.8年即有一次大蝗灾。可见中国历史上蝗灾的频繁。故徐光启将水、旱、蝗列为中国农业的三大灾害，并让为：“水旱为灾，尚多免之处”，而大爆发的蝗灾“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于水旱。”
以上所引是历史纵向的灾害频度，蝗灾在空间上的分布情况则较难确定，因各地记载的详略不一，同一地的持续为害程度也不易知晓。陈正祥从蝗神庙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大的贡献。古代农民由于屡遭蝗虫为患，又缺乏有效的防治办法，很自然地乞灵于建庙立祀，用人间行之有效的“贿赂"办法，通过向蝗神祭祀献礼，祀求虫王免降灾害。这种蝗神庙专称“八蜡庙”，也有迳称“虫王庙”的。另外，民间传说有位名叫刘猛的将军能驱灭蝗虫，于是也有建立刘猛将军庙进行祭祀，请求刘猛将军出来驱灭蝗虫的。八蜡庙是一种“软"措施，刘将军庙则是“硬”措施。软硬兼施的人间手段也应用于迷信祭祀上，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陈正祥把方志上能找得到的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的地点。标记在地图上，结果得到了一张“蝗神庙之分布”的地理图，较之任何统计数字或文字记述更富有直观的、综合的学术价值②。将此图与上引历史记述的蝗灾年份统计对照起来，可给人以历史动态的印象。又表明蝗灾的分布偏于北方，但也遍及全国大范围内。北方以黄河下游为最多，特别是河北、山东、河南3省。华中以南，蝗灾渐少，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没有蝗神庙。陈正祥指出，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对湿度等值线符合，又同年降雨量l200毫米的等雨线也很接近。云南虽远在西南，但因是高原，其中部的湿度和雨量同太湖流域相似，所以蝗灾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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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尧：《中国昆虫史》，第二章，第二节，l980，昆虫分类学报社。
② 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册》，第92图，原书房出版（中日文对照）1983，东京。
以上是蝗灾的历史频度和地理分布的概要。至于蝗虫为害哪些作物则没有说明，这是因为蝗虫为杂食性昆虫，所到之处，所有庄稼都将横扫一空，据农书上记载只有芋、桑及水生菱芡等少数几种作物，蝗虫不食。所以单独要了解蝗虫为害水稻的情况就比较困难，但如果把文献中提及的地区和当地的主要作物联系起来，仍可以知道该地的蝗灾是以水稻受损为主。现摘举几例如下。
后唐天成三年（988）：“夏，六月，吴越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十国春秋》）
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蝗。六月，江东南北郡县蝗，飞入湖州境，声如风雨，自癸巳至于七月丙申，遍于畿县，余杭、仁和、钱塘皆蝗，入京城。”（京城指首都临安，即今杭州）（《宋史・孝宗本纪五行志》）
宋隆兴元年（1163）：“七月，大蝗；八月壬申癸酉飞蝗过郡，蔽天日，徽、宣、湖三州及浙东郡县害稼。东京大蝗，襄隋尤甚，民为乏食。”（《宋史・五行志》）
宋嘉泰二年（1202）：“浙西诸县大蝗，自丹阳入武进，若烟雾蔽天，其堕亘十余里，常之三县捕八千余石。湖之长兴捕百石。时浙东近郡亦蝗。”（《宋史・五行志》）
明建文五年（1403）：“六月，衢州、金华、兰溪、台州飞蝗自北来，禾稼及竹木叶食皆尽。”（《明史》，《浙江通志》）
清康熙九年（1670）：“七月……，丽水、桐乡、江山、常山大旱，蝗。六月，宁海、天台、仙居大旱，蝗。定陶，虹县、凤阳、巢县、合肥、溧水大旱，蝗。"（《清史稿・灾异志》）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月，七月，房县、宣城、平阳、阳春蝗。罗田、麻城大旱，蝗。四月初二日，麻城蝗，积地寸许。七月，黄冈、宣都、罗田、荆门蝗0”（《清史稿・灾异志》）①
以上摘引举例都在稻区，因而首先受害的是水稻。
2．螟虫。古代单音词“螟”初见于《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𧑞，及其蟊贼。”这里的螟泛指一切食心之虫。据分析，历代文献中提到的螟，实际上包括了三化螟、二化螟、大螟、褐边螟、玉米螟、桃蛀螟、粟灰螟以至粟麦蛾、秀夜蛾……等，分属螟蛾、夜蛾和麦蛾三个科②。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稻螟所占的比重愈大，因而宋以后的螟灾，如发生在稻区的大抵系指稻螟。
螟虫在古代的为害仅次于蝗虫，但螟虫有专食性，爆发在稻区的螟灾其严重性也超过蝗虫。
历史上螟灾的发展情况可用“自北而南”和“由轻而重”来概括。表4―2表明螟害的记载，北方比南方早千年以上（湖北、江西例外），南方要到12世纪后才有大量记载。这是因为北方开发早，文化发达，南方开发迟，文化相对落后，记载也少些。但以1100～1907年为起点，南北双方都有螟灾记载，则在总数为195个县成灾的记录中南方为182县，占93.33％，北方l3个县，占6.67％.当然，中间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北方受战争影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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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周尧：《中国昆虫史》附表2，历代蝗虫灾害统计表。
② 沈璐：《中国古代螟灾及其地理分布》，1988硕士研究生论文，浙江农业大学。
料不全等。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方螟害重于北方的事实，因为南方是稻区。 12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移至长江流域，人口增殖，水稻发展很快。南迁的北方人习惯上喜麦食，促使南方稻田冬季种麦，形成稻麦两熟，另一些地区发展了双季稻，早、中、晚稻并存，农田生态环境向有利于螟虫繁殖的方向发展。
根据螟虫为害程度的轻重，沈璐将其分为四个区域：1）分布区；2）为害区；3）间歇性严重为害区；4）严重为害区（图4―23）。
图4―23中的分布区指有螟虫发现的区域，范围最大，包括为害区，间歇性严重为害区和严重为害区。严重为害区又可分为1）秦豫区（包括陕西中南部和河南中北部这一横向地带）。2）苏浙区（包括苏南和浙江全境，其中又以太湖流域为蔓延中心。）3）湘赣区（包括湖南省全境和江西中北部）。苏浙区的人口密度在北宋时约每平方公里在30至30P以上，明时增至25至50户以上。湘赣区北宋时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10～20户，明时在10～25户①，都是同时期全国密度最大的地区，也是水稻最发达、耕作制最复杂的地区。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了正是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水稻的扩种、增产，客观上打破了自然界中昆虫生态的平衡，大面积的水稻也刺激了螟虫的繁殖，为它们提供了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这样丰富的“食物”。当农民还没有掌握防治螟虫的措施时，一旦条件合适，便爆发成灾。因此，人口的密度、稻田分布的密度和螟虫分布的密度三者是密切相关的，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宋代的“苏常熟，天下足”和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常常同方志中记载的螟灾爆发好象形影相随一样，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宋代保留至现在的方志很少，螟害的记录只能从宋史的《五行志》中找到一些，如绍兴三十年（1160）“江、浙郡国螟”，乾道六年（1170）“秋，浙西江东螟为害”。庆元三年（1197）“秋，浙东肖山、山阴县，婺，浙西富阳、淳安、永兴、嘉兴府皆螟”等。到明清以来方志增多，记螟灾的纪录也渐见详细，据对清嘉庆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00～1907）的108年的统计，有螟灾的纪录达35年，恰好平均每三年即发生一次，受害府州达49个。因此到清朝以后螟害愈来愈频，几乎超过蝗害。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昆虫局之所以发起成立，即由于螟害和蝗害愈来愈甚所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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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附图10，北宋人口密度及附图l6，明代人口密度，三联书店，1980年版。
3．稻苞虫。稻苞虫的历史记述极少，只知道宋时称横虫，浙江民间称缚虫，湖南醴陵称包叶虫。宋程大昌《演繁露》（1140）中提到：“吾乡徽州，稻初成稞（指分蘖），常虫害，其形如茧，其色标青，既食苗叶，又吐丝牵漫稻顶，如蚕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为农害，俗呼横虫。”浙江农谚： “秋前怕蠖，秋后怕缚。”缚即稻苞虫，蠖则泛指稻飞虱（详下）。
4．稻飞虱、叶蝉。稻飞虱和叶蝉等因体形细小，古代农民对它们不会区别，常统称为m虫、蚰虫、蠖虫等。明・胡震亨《海盐图经》（天启四年，l624）杂识篇云：2“明历六年（1578）秋，有虫伤苗，岁歉。”崔嘉祥纪事曰：“万历戊寅秋（1578）七月，有虫生苗间，细若蜉蝣蚁子，千百为群。不食根节，不伤心叶，而一经其攒集，遂不复秀实。虽螟蟊贼之祸，不是过。田m以苗虱呼之。……捕之不得，驱之不去，卒莫知所以治之之术焉。纾据费耕雨考证，蜉蝣系蚍蜉（大蚁）之误，当指稻虱而非蚜虫或浮尘子①。
5．粘虫。粘虫古书上多称IK（也作子方），又称青虫。粘虫虽是杂食性的，但古籍所记的IK为害都是麦子，且很猖獗。明确记载青虫为害水稻的较少，宋乾道三年（1167）记有“淮浙诸路多言青虫食谷穗”一句②。清《南浔镇志》抄录此条。又，贵州《遵义府志》（1841）载：“谷之蠹：苗盛时，青虫食叶，令穗不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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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耕雨；《稻虱考查录》，《中华农学会报》，l939年12月。
② 《宋史》，卷25，五行，土部。
6．蜚。蜚这种虫害最早见诸《春秋》：“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665）秋，有蜚“。但《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还有：“八月……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蜚在汉代亦称N，《说文》释蜚是“臭虫”，意指有臭气的昆虫，不是现代不卫生的床上的臭虫。蜚也即农民口语所称的“臭屁虫”、“放屁虫。”也即所谓臭蝽或蝽。从《春秋》至汉代文献都只记有蜚虫为害，没有说明为害什么作物。直至宋・罗愿《尔雅翼》中才明确记载为害水稻：“蜚者，似V而轻小，能飞，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花上，食稻花。……既食稻花，又其气臭恶，……使不穑，《春秋》书之，当由此耳。”
根据现代昆虫学的知识，蜚是蝽类的一个大名，实际上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稻蝽。现代为害水稻的蝽类，常见的约20来种①，重要的有稻褐蝽、稻黑蝽、稻绿蝽、四剑蝽等等。通常它们并非水稻的专性害虫，也能为害大小麦、玉米、稗、粟、甘蔗等多种作物，罗愿记载的是明确为害水稻的蝽类（蜚），到底相当于那一个种，就不得而知。至于《春秋》《左传》所记的蜚，过于简略，不一定即指为害水稻，也有可能指粟。
7．其他害虫。历史上记载的水稻害虫还有一些是难以明确其所属的。如《宋史・五行志》中提到：“乾道三年（1167）八月江东郡县螟”中的；“淳熙十二年（1185）八月平江有虫聚于禾穗，油洒之即堕，一夕大雨，尽涤之。”似指叶蝉类。“嘉定十四年（1221）明（宁波）台（台州）温（温州）婺（金华）衢（衢州）蟊为灾”等。江西《龙南县志》（乾隆十五年，l750）祥异：“顺治四年丁亥夏秋间，禾苗出葱无收。斗米钱五百，道馑相望。葱，以形名也。每丛穗中，抽出葱茎，内更生小黑头虫，羽翼初成，即啮茎，尽，始飞去。今大龙、新兴，此灾恒有，殆亦蟊贼之类欤？。”贵州《遵义府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卷十六：“谷之蠹……火*水*，起于䄪（即穗）之放。火*之起也，蠓蠓蠛蠛，稻林中不知几千万亿，以翅扇谷穗即枯，茎亦仆而色赤。……其田水红者，水*也。谷蛆，生茎节中，色白而微，全穗不实，或自颈折之。……痨虫，色麻，生稻根，细若针，候苗枯黄，即下有痨，以石灰洒之，已。水冷之田，不可耕，虽耕之，必痨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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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浙江农业大学：《农业昆虫学》，第三章，水稻害虫，第l74页，上海科技出版社，l98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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