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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經濟時報 生態環境是一個相對恆定的系統，一旦遭到破壞就難於恢復。由於流民人為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使得農業賴以命脈的水利事業呈現效能低下，漏洞百出，一度造成洪水泛濫。這對農業生產造成的損失是災難性的，據李心純的研究，明代山西的水利灌溉多依賴於泉水灌溉（註：李心純：【黃河流域與綠色文明】，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頁。）。因為汾河河水的水文狀況日益惡化，已不敷灌溉之用。關於明代河北的水利李文也有研究，此不贅述。河北的水利事業也趨滑坡，政府只在注意運河的修築。
陝西的水利，景況更不堪入目。陝西在漢、唐時期曾是水利興盛的時代，因之造就了漢唐盛世。但隨着流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涇水、渭水、洛水的流量在大幅度減少，含沙量日益增大。關於陝西的水利事業，【明實錄】曾記載：『（洪武八年十月丙辰）浚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下流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浚之。由是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太祖實錄】（卷256）又曰：『（洪武三十一年）修涇陽縣洪渠堰。時涇陽縣耆民詣闕言：「堰東西堤岸圮壞，乞修治之。」上命長興侯耿炳文、工部主事丁富、陝西布政使司參政劉季篪督兵民修築之。凡五月堰成。又浚堰渠一十萬三千六百六十八丈，民皆利焉。』
但事實上，【明實錄】中的記載不止這幾處，且說法有時自相矛盾。可見，雖經多次修築，但灌溉的效益不能遂人心願。最後，涇陽渠只能成為老百姓的飲水的甜泉。明代以後修築的水利工程只能拒涇引水了，使水量越來越小（註：【明實錄類纂】（經濟史料卷），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生態環境的破壞，還造成牧區的面積大量減少。由於九邊的開墾，使得明代的馬政廢弛，馬的飼養靠民間來進行。為了保證軍用馬匹的供應，明朝政府自明初以來派今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地區的農民充當養馬戶，為之餵養種馬，繳納馬駒。明中葉以後，又將北京附近的若干州縣改養寄養馬（從餵養種馬地區征取孳生的馬匹，送到北京附近寄養，以備隨時取用，這種馬匹叫寄養馬）。平時，養馬戶飼養種馬和寄養馬要付出很多勞動力，一匹馬在家朝夕餵養，就不能抽出時間來進行其他生產。而且當所養馬匹死亡或種馬孳生不及額時，養馬戶還要賠納。這造成了河北劉六、劉七的起義（註：田培棟：【明代人口變動的考察】，載【明清史】，人大複印報刊資料1997年第2期，第50頁。）。
太湖流域是較發達的經濟區域，這裏的沃田被豪強貴族霸佔後，佃農失去田地，只有去開墾湖泊周圍的灘涂，結果本來是水域的太湖周圍都被開墾殆盡。人地關係的緊張迫使流民不斷起義。例如，劉六、劉七領導的流民起義曾席捲江蘇地區。起義後，政府不得不承認他們對一些土地的開發和佔有。象太湖流域的水路被開為田地，結果造成洪水泛濫，因為水和人爭田，造成有時莊稼顆粒無收。據光緒【松江府志】（卷39）記載洪武十八至二十年水旱無收，『饑民至煮子女為食。』乾隆【震澤縣誌】（卷27）記載永樂2年5月『大雨低田盡沒』。水災過後，往往伴隨其他災荒，如太湖縣蝗災，飢疫，『人相殘食，日晡不敢獨行。』（註：乾隆【太湖縣誌】卷20，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第17頁。）
由於生態環境的惡化，大量流民從平原地帶遷往山區，開始了對山區的開發，這一過程南北方同時進行，尤其是從明代中期以後耐旱的糧食作物甘薯由呂宋傳入，加速了這一進程。同時也使人口大量繁殖，據田培棟的研究，明初已有人口7千萬左右，到了明朝末期，人口已達到了1億2千萬。（註：湯綱、南炳文著：【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頁。）耕地四百萬頃只增長到七百萬頃。大量田地的開發造成了人地關係的緊張，北方水利失修，一片荒蕪。明朝政府的財政主要依靠江南的財賦，由此造成了南方賦稅的大量增加，這種現象在當時的蘇州、松江等地表現得尤為嚴重。由於南方人口大量增加，而官田面積占的比重過大，大量的人口或淪為佃農，或從農業中游離出來，降格為流民。農耕文明的發展總是遵循它固有的發展邏輯，它要不斷開墾新的田地，不斷維持自己最低的對糧食作物的需求，維持龐大人口的生存，這使得明代的農業經濟不斷走向衰落。因為耕地的增長始終低於人口的增長，這就使大量貧民淪為流民，並且大量流民由於生存的需要對田地的不斷開墾和對森林的濫砍濫伐，由此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鹽鹼化和荒漠化。對生態環境的干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耕地面積，但反過來又降低了農業生產的產量。如此的惡性循環，使得明代的任何改革比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和人口增長都顯得力不從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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