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并非勺子状 并非“四大发明”之一（3）

  来源: 摘自《看历史》

民族感情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人发现磁性能指示南北方向，是从北宋开始的。而司南的出现远远早于北宋。《论衡》是东汉时代的著作，如果将司南解释成利用天然磁性指南的磁勺的话，那么中国人使用磁性辨别方向的时间，将往前推大约1000年。
即便中国人发现磁性指南出现在北宋，也是人类最早利用磁性指南的开始。但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那个特殊时期，复原和展现中国古人的科学成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命题，也同样是一个涉及到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的问题。
因此，这个“勺状”的复制品，尽管无法用天然磁性指南，但仍担负着发展国际友谊的重任，1952年，它被当作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而送到了苏联。第二年，中国邮政还出了一套特种邮票“伟大的发明”，一共四枚，其中第一张(特74-1)就是这个勺状的“司南”。这也使得这个“司南”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
1952年夏天，李约瑟在北京重逢了他在西南时期的中国科学界故友，并新结识了王振铎，在北海团城玉佛寺的亭台上，王振铎向李约瑟讲述了他的“司南”。在李的记忆中，他们“共同讨论体现了他的结论的精美模型”。
与王振铎的这次会面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在李氏《中国古代科学》一书中，“18世纪以前中国传到西方的机械和其他技术”列表里，“磁罗盘”(李氏用词，非中国古代的水罗盘和旱罗盘，他在这里注解为“天然磁石制成的匙”)早于西方11个世纪。
“四大发明”写进历史课本，一代代的中国学生由此认识了这个勺状的“司南”。这个“司南”也一再被送给国际友人，虽然在赠送的同时，都会说明这是今天复制的模型。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珍贵的模型礼物同样是由钨钢制成并经过现代科技的电磁场强化过。因此在它的身上，体现的与其说是古代文明，不如说是现代科技。
不过，物理学界从1956年起就有人开始质疑勺型司南，已故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刘秉正教授对司南的质疑从1956年开始，他找到七种不同的天然磁石，不仅做了大量的物理学试验以证明天然磁石无法像展出的司南那样指南，而且一直到2006年还在发表论文从各个方面来表述，司南不是勺形磁石。
事实上，1952年用人造磁场给磁石充电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内部并不是秘密。到了1980年代，社会动荡都已过去，正常的研究工作得以进行，孙机便查找各种古籍版本，详细考察对于司南的记载，并得到早于王振铎明刻本的宋刻本上的记载“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进而从文字的角度，试图解开了司南到底是什么这个谜。
2002年，勺型“司南”的模型被安放到南极点。到了2008年，勺型“司南”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而实际上，中国历史博物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确认“司南”模型是个错误的概念，90年代末就不再对公众展示了。
“司南”的复制与研究，不过是科学实验和考古复原工作中，不断犯错、修正、再犯错、再修正环节中正常的一环。但这个小小的“勺状”物，却承载了它原本不该承载的内容，在时代的大潮中，被人为地塑造成一个象征。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中国人最早利用天然磁石的磁性来辨别南北，本是早已得到世界范围认可的事情。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而后，在1861~186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将这些发明的意义推到了一个高峰，他们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1946年李约瑟离任回英国时，收获了很多中国科技史珍贵的文献资料。他回国后不久，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
在这次演讲中，李约瑟的论述把“造纸术”与“印刷术”并列，也作为了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认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华觉明《中国四大发明和中国二十四大发明述评》)
也就是在此次演讲之后，这“三项发明”进一步分拆成“四大发明”，从而成为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最高成就的概念，被世界范围内所接受。（作者：杨东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