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批評的價值和意義(1)

  來源: 北方教育

修辭批評，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被視為文學批評的最重要的一種形式。西方文學批評始祖，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賀拉斯，其批評理論的建構，都與其對修辭的理解和闡釋密切相關。修辭批評強有力的影響一直持續到18世紀，在這之前，它一直是西方批評分析的公認形式。而在中國，從孔子起，就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主張『修辭立其誠』、『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以『比、興』言詩，把文學批評理論的基礎牢固地建立在修辭分析上。但是，這種公認的批評形式，在近代，隨着浪漫主義詩學的興起，卻受到貶斥和放逐，修辭批評幾乎成為實用批評的代名詞。而在中國，由於受到近代西方文學理論和觀念的影響，修辭批評也被視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東西，在很長時期內受到輕視和忽視。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西方批評理論在經歷了浪漫主義的情感表現詩學和形式主義批評的作品本體崇拜階段之後，再一次把眼光投向古老的修辭批評，並試圖在古老的修辭批評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修辭批評形式。比如，特里・伊格爾頓就認為，現代文學批評理論需要一種新的修辭批評，這種修辭批評正來源於『文學批評』的最早形式，即修辭學。希利斯・米勒也認為未來文學批評的任務，『將會是調和文學的修辭研究與現在頗吸引力的文學的外部研究之間的矛盾。』保羅・德曼也認為，19世紀期間隨着浪漫主義詩學興起的傳統修辭形式名譽的一落千丈，只是暫時的現象，因為現代批評的發展，愈來愈明確地顯示出可能產生一種新的修辭學，『它不再是規範性和描寫性的，而是多多少少能夠公開提出修辭格意向性的問題。』西方修辭學的復興，還不僅僅表現在文學批評領域，而是表現在哲學和社會政治生活公共領域等方面。加拿大學者高辛勇博士在談到西方現代修辭批評理論的復興時認為，西方現代批評的許多模式都植根於過去的修辭學傳統之中，現代學者普遍認識到，語言的一般修辭特徵(特別是比喻性)，是文學和哲學話語根深蒂固的特徵。所以，修辭性已『變成近年來文學與哲學闡釋方面的中心議題。』
　　與西方批評理論的轉向相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有的學者也注意到修辭批評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一川，他明確把修辭論轉向看成是認識論、感性論和語言論美學轉向後的中國美學的第三次轉向，認為這種轉向成為擺脫當前中國美學困境的一種必然選擇。他所說的修辭美學轉向，實際上也是針對文學理論和批評而言的，他所提出的內容的形式化、體驗的模型化、語言的歷史化、理論的批評化，對我們認識修辭批評在中國當今文學批評理論中的價值是很有啟發的。但是，從總體看，當今中國文學批評理論對修辭批評仍是漠視的，我個人認為，修辭批評對當今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它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反思文學與文學性的問題，更好地認識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的價值。下面，我就這兩個問題具體談談。
　　
　　一、修辭本性的哲學反思與文學性問題
　　
　　要認識修辭批評對於當代文學理論的價值和意義，首先應從哲學高度對修辭本性有清楚的認識。西方現代批評理論對修辭的重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已認識到，修辭作為一種話語實踐，不單純是一種言辭上的美化，而是涉及到人生存本性和思維本性。『修辭』(rhetoric)這個詞，在古希臘文中寫着『rhetorike』，原意是指如何使用語言的技藝，主要針對對象是具有說服性的論辯演說。西方古典修辭學對修辭的理解並沒有局限在演說形式和風格技巧範圍內，而是從一開始就注意到修辭與人類生活、話語實踐、真理表現的關係。高爾吉亞是西方最早的修辭學家，從他所留下的兩篇修辭學範文【為帕拉墨得辯護】和【海倫頌】可知，它涉及到語言的地位，『physis』(自然)與『nomos』(習俗)、現實性與可能性的關係諸多問題，實際上也可以看成是深刻的哲學論文。柏拉圖就認為高爾吉亞等修辭學家提出了『可能性比真實更值得重視』的修辭哲學問題。柏拉圖所理解的修辭也是與哲學相關的。從表面上看，柏拉圖肯定辨證術而否定修辭術，認為修辭術只知道技巧而不能表現真理，貶低了修辭，而實際上，他是把修辭提升到哲學智慧的高度，認為只有具有哲學智慧的人才能把握真理，並試圖從中發現一種新的修辭學的基礎。所以，加達默爾說，柏拉圖的修辭學著作如【斐德羅篇】等是『致力於賦予修辭學一種更深刻的意義並使之也得到一種哲學證明的任務』，並認為『這種修辭學與其說是一種關於講話藝術的技藝學，毋寧說是一種由講話所規定的人類生活的哲學』。亞里士多德則把『修辭』定義為『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到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明確肯定修辭術與辨證術一樣都可以表現真理。同時，他還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提出純粹科學、技術與實踐智慧(phronesis)等知識形式的區分，認為修辭所涉及的不是一種確定性和普遍事物的知識，而是非確定性和關於個別事物的知識，與人類的善，與人類的實踐行為密切相關，這些都進一步明確了了『修辭』的哲學品質，使『修辭』超越單純的語言形式技巧而成為人類生活行為和哲學思維的一部分。
　　西方現代修辭學理論對修辭本性的哲學認識，正是承繼了古典修辭學的這一傳統。不過，在對修辭本性的哲學認識上，西方現代修辭學與古典修辭學也有很大不同。在古典修辭學那裡，修辭學被視為是與邏輯學既相關又對立的學科，邏輯學關心的是命題的真偽問題，修辭學則是論辯的藝術，是關於命題的可能性和可信性的問題。但是西方古典修辭學在強調修辭與邏輯既相關又對立的同時，還發展出一種傾向，那就是將邏輯與哲學和認識論相聯繫，而把修辭看成是一種方法和技巧的學科，輕視和排斥修辭在認識真理和表現真理中的作用。柏拉圖認為修辭知道技巧而不能表現真理，亞里士多德認為邏輯是對真理的論證，表現的是完全的真理，而修辭是對可然性問題的論證，不能表現完全的真理，實際已隱含着一種修辭在表現真理方面不及邏輯的傾向。這種傾向，在西方近現代理性主義哲學家那裡更是發展到極致，修辭被完全排斥在真理認識之外。比如，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就明確宣稱，修辭學的一切技術都只能暗示錯誤的觀念，都只能動搖人的感情，迷惑人的判斷，完全是騙人的，與真理無關的東西。而西方現代修辭學理論則不然，它認為人在本質上就是修辭性的，真理從哲學本體意義上說，它不再是絕對的、超越具體現實的存在，不再是人們邏輯思辯和形而上思辯的產物，而是與人的活動，與人對世界的理解和交往相關的。真理是人們努力獲取的東西，而不是先驗存在的東西，因而不可能脫離人們的修辭本性和話語行為。肯尼斯・博克是西方現代修辭學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動機修辭學】中把修辭定義為人使用來形成態度和影響行動，認為人總會象徵性地對他所生存的環境作出反應，所以人從本質上也就是象徵或修辭的動物。美國新修辭學的代表人物約翰斯頓則把修辭定義為『喚起及維護交流所需的意識』，認為修辭作為體現的人的本性的方式，滲透到真理和客觀事實中，真理則離不開人的心靈參與和交流傳播，因為『事實永遠不能為自己說話，它們的對與錯總是由陳述這些事實的情景中的修辭環境來證明。』另一個代表人物司各特則明確提出真理是人類創造的、修辭本質是認知性的觀點：『人類必須將真理看作不是固定的、最終的，而在各種我們身處其中並與之相適應的環境中不斷被創造的……在人類的事物中，修辭學是一種了解事物的方式：它是認知性的。』加達默爾則提出詮釋學的真理觀，並認為這種真理觀正來源於一種修辭學智慧，與修辭學的真理觀之間存在着同一性，因為它們都是對絕對的、可以作形而上思辨和準確闡釋的真理觀的否定，都是人的實踐智慧的體現而非邏輯理性的證明。這些觀點，可以說從根本上顛覆西方傳統的視真理為絕對的、客觀的理性主義真理觀，充分肯定了修辭在認識理解世界和真理發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