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北方教育 語典和事典一般都有確定的典源。一般都出於某一固定的典籍，後世典籍在徵引時雖或有異，甚至於其異處又能出現新的詞目、詞義，但典源總是十分清晰的。縱使多書記載或有不一，典故詞目及詞義亦或因之而變，但這些源頭本身與這些詞目及詞義之間都有明確的脈絡可尋。
典故詞的源頭有規定典故義的作用，也即說典故詞取義一般不會超出其源頭取義所規定的範圍。
如源出於【易・繫辭上】之『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中的『金蘭』這一語典詞目，其取義則只能是『同心』這一範圍內的意思；源出於【太於御覽】卷六八八所引魚豢【魏略】之『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白筆以奏不法，今但備官耳」』中的『白筆』這一事典中的典制典故詞，其取義亦只能是『御史』、『奏不法』、『備官』；源出【禮記・檀弓上】『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稅驂而賻之』中的『稅驂』這一事典典故詞，其取義亦必然與故人亡故有涉。
正是因為典故義與典故源頭的這種特殊關係，所以典故詞十分注重溯源。
非典故詞的文化詞語及一般詞語具有文化意義，其源頭一般都不甚清晰，也即說其文化意義的產生雖然有其文化背景，但這一背景的來龍去脈往往難以確考。
如『帖』，【說文】：『帛書署也。』意為寫在絲織物上的標籤，其有文化背景是可肯定的，但正如『左券』、『左契』然，無所謂有什麼源；一般語詞如『龍』之指代帝王義，從目前學界所公認的觀點看，我們只能說它很可能與我們的祖先對龍的崇拜有關。大 氏、共工氏等部落都曾以龍為其圖騰。【史記】稱秦皇為祖龍，謂劉邦母與蛟龍交而生劉邦，又史言隋文帝楊堅出生，其母曾見其頭上有角，遍體是鱗，凡此等等，只能說明『龍』之指代帝王肯定與中國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有關，究竟它與龍圖騰而來的一切龍崇拜記載如何勾來連去，委實讓人有撲朔迷離之感。
（三）典故義與典故詞的字面義差距較大，相距較遠。
典故詞從字面上看，有的可以說通，如『昭王墜履』，典源是楚昭王在戰敗時丟失了一隻履，又回來揀起了它。僅就字面看，我們只能知道昭王掉了履；有的有歧義，如『覆瓿』，典源是劉歆言揚雄所著【太玄】將為後人覆蓋醬瓿，僅就字面看既可理解為覆蓋瓿器，也可理解為打翻瓿器；有的則不知所云，若『株守』，言守株待兔事。字面上看此二字當疑『株』乃狀詞，然以『株』狀『守』，取義自是難解；有的根本說不通，如『友於』出『友於兄弟』語，用稱兄弟，字面上根本不能成詞。
整個說來典故詞除事典詞語字面或可讓人感知一點典源事實外，多數典故詞字面都讓人不甚了了。至於典故詞的取義與其字面義間的差距則更是明顯：語典取義是源出語言環境所賦予的意義，典制典故詞的取義是典制義，如語典『喬木』用指故園、故土；典制『徹懸』表示對災變的憂戚等等。事典詞語與上不同的是其字面義或可讓人感知一點典源事實。但事典取義並非是典源事實本身，而是事實的寓意。典源事實對典故詞詞義的規定作用當只是對事典而言，而且其所指亦是對寓意義域的規定。如『昭王墜履』取義只是留戀故舊事物、不忘故舊；『覆瓿』取義是表示著作無人理解、不被重視或用言毫無價值；『株守』取義只是墨守狹隘經驗、不知變通或坐以待成，所以事典詞義與字面義不同亦是十分明顯的。
普通語詞的詞義則往往是字面義的綜合，而典故詞而外的文化詞語，其在構詞之初亦往往注意了其字面義的認可。至於普通詞語在詞義引申過程中所摻雜進來的文化意義亦往往與一般引申義有所相似，因為民族、時代背景往往長時間地影響着人們的觀念，容易在我們分析詞義時被忽視，容易將其文化意義誤認為語言意義。我們只有通過對人類所共有的思維模式、心理活動特徵的探索，通過對具有民族特徵、時代特徵的文化背景的認知才能把握普通語詞哪些義是引申義，也即語言意義，哪些義是摻雜進來的文化意義。因為從理論上說，人類的思維模式、心理活動特徵的主導方面總是相似的，表現在詞語方面，其所反映的概念相近，由之而派生出的若干詞義也必然相近。有些詞語其反映的概念所派生出的詞義一旦與他民族有異，與詞義衍繹的規律不合，這時我們當要考慮到它是否有什麼民族的或時代的背景，以此我們方可識別它們究竟是屬於哪一類詞義。前述『龍』的指代帝王義，即是有民族背景的例子。另外如『婉』，【說文】：『順也。』詞義是順從、溫順，由於古代中國人倫理、審美意識的背景，女子以柔順為美，所以『婉』產生了『美好』這一文化意義；『徽』，【說文】：『 幅也。』即綁腿，其所以亦能衍繹出『美好』義，可能與綁腿乃約束之物、儒家有『克己復禮為仁』這樣一種影響中國文化的觀點有關。諸如以上這樣的文化意義與典故義相較，其離詞語的字面義顯然要近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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