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北方教育 (三)結構與解構：互文性的雙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寫作與閱讀共享的一個領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按照喬納森・卡勒的說法，互文性實指一個話語空間。首先，互文性關係到一個文本與其它文本的對話，同時它也是一種吸收、戲仿和批評活動；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學所依賴的特殊手法與闡釋運作，都具有一定的人為性甚至欺騙性。它揭示出文學作品的特殊指涉性：當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個世界時，它實際上是在評論其它文本並把實際指涉推延到另一時刻或另一層面，因而造成了個無休止的意指過程。如此看來，這要比布魯姆在分析『強力詩人』時所揭示的影響模式複雜得多：譬如它會涉及特定文類的專用手法、涉及有關已知與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設、涉及比較普遍的期待與闡釋運作，乃至有關特定話語的先入之見、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議使用語言學研究中的預設方法(包括邏輯預設、修辭預設、語用預設等)對其進行定義、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說，不管從哪種預設人手，對文學的解讀終將是一種互文性解讀。
結構與解構主義所展示的互文性雙向作用，生動表明互文性理論所強調的對於一切話語與思維的重要性。其驚人之處在於：一方面，結構主義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號科學，用它說明各種文本的結構功能，說明整體內的互文性關係，進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內涵，並在方法上替代線性影響和淵源研究；另一方面，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擊符號科學，顛覆結構主義的中心關係網絡，破解其二元對立系統，揭示眾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戲現象，進而突出意義的不確定性。
三、正確認識互文、互文性
首先，從上面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間只是一種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間沒有內在聯繫。互文是一種結構技巧，是表達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捨或揚棄的過程甚至結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則是文本確立時所受到的可能影響和文本解讀過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擾的規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僅僅只是一種表達方式、一種純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則是一種批評方法，在上升為理論後又推及到歷史認知，抽象為認識論，所以本身就是爭議的對象。作為『對歷史主義和新批評的一次反撥』，後現代主義表現形式之一的新歷史主義的互文性理論，它從對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認識轉移到對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認識以及強調文學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學性，已經與歷史唯物主義強調歷史規律、歷史結構、歷史條件、歷史範圍、歷史過程對歷史事實解釋的有效性等客觀規律相違背，同時又忽略了具體的時間、空間和內外部關係對歷史事實存在、發展的制衡和影響，因而是違反歷史科學的，是把客觀歷史與歷史認知、把個體認識與社會認知相割裂、相對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學與文學之間、文學與歷史之間，是不可能完全概括為互文性關係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間的關係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約性外，還必然存在着差異性和矛盾性。那種把文學與歷史確證為互文性關係的認識，掩蓋和遮蔽了歷史本身的客觀存在，是存在相當程度上的想象性、虛構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是以混淆歷史和文本的界限，用歷史的文本形式來冒充、取代和偷換歷史，把歷史變成歷史故事、變成文學文本、變成對歷史存在的主觀敘述為前提的。換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學與客觀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而是文學與以文本形式呈現出來的歷史認識之間的關係。
四、互文的創新與互文性的運用
毛澤東抒發胸懷的【卜算子・詠梅】詞，從解構主義考察，應該是翻新陸游同題詞作；而即或從結構主義出發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確是要借陸游【卜算子・詠梅】這個隱性文本來強化自己這個顯性文本的意義、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說這兩個文本間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說毛澤東【卜算子・詠梅】是翻新陸游舊作進行互文性運用的一個典範。
【文匯報】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廠長你大膽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擬』，看到這個新聞標題就會讓我們聯想到耳熟能詳的電影【紅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這個新聞標題體現出作者對閱讀主體的孕育了時代新意的共鳴已經進行了科學的預設、預期，同時它應該是的確能激起讀者對往昔文本回顧，堪稱『互文性』創作的成功嘗試。
所以，互文性結構規律乃至解構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我們進行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對我們繁榮文學藝術、進行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有借鑑、指導作用，完全可以『拿來』，當然應當『拿來』!而互文運用除節約筆墨之外，還可以更好地表達作者特定的深意隱情，能表現出特定的藝術效果，我們當然也要敢於嘗試，要善於運用，要重視對這些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饒自斌)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