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和漢語研究的方法論(1)

  來源: 中國漢學網

語義型語言和語法型語言在結構原則上的差異，我們曾進行過一些具體的討論（徐通鏘，１９９１），但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種類型的語言結構，還需要弄清楚語言結構單位的性質，因為它凝聚着語言結構的基本特點。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它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印歐系語言是語法型語言，它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詞』。不同語言之間雖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徵，但基本結構單位不能『張冠李戴』。近百年來的漢語研究，特別是其中的語法研究，把『字』逐出語言而代之以詞和語素，這在方法論上無異於『張冠李戴』，使漢語的研究出現了一種特有的『印歐語的眼光』。要擺脫這種『眼光』的束縛，還得從『字』開始，研究它與語言結構的關係，就漢語論漢語，從中總結相應的理論和方法，以便為漢語的研究探索一條新的途徑。


    一、『字』和漢語結構的基礎


    語言是現實的編碼體系。一種語言如何將現實編成『碼』，使之成為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這與該語言社團的思維方式有關。印歐語社團的思維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斷和推理，它的基本精神是抽象和推導，採用下定義的方法把一個個概念說清楚。印歐系語言的結構基礎與這種思維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大體的情況是：詞對應於概念，句子對應於判斷；概念要接受判斷規則的支配，與之相應，詞的結構要受特定句法規則的制約，具有能機械地適應句法位置的變化而變化的機制，即有特定的形式標誌去表示結構單位之間的橫向聯繫。推理由於是由一個或幾個已知的判斷（前提）推出新判斷（結論）的過程，語言編碼的規則可能與它的關係遠一點，而篇章結構的特點則與它的關係較為密切。把印歐語的結構基礎與概念、判斷、推理的思維形式聯繫起來考察，人們可能不以為然，但只要看一看印歐系語言的語法理論的誕生和發展就可以清楚地了解這一論斷的根據。現在流行的語法理論首先是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亞裏斯多德等建立起來的，特別是亞裏斯多德的語法理論對後世語法學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為什麼是哲學家首先對語言研究感興趣？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與特定的編碼視角、編碼方式有着內在的聯繫。希臘語有豐富的形態變化，亞裏斯多德根據這種語言的結構特點把現實分為十大範疇：實體(substance)、性質、數量、關係、地點、狀態、情景、動作、被動、時間，其中『實體』是本質，其他九個範疇是偶有的屬性(accidents),是用來表述實體的。在邏輯判斷的結構中，實體最主要的特徵是主體(subject),從邏輯上說就是主詞(subject),別的偶有性範疇都是表述這個主詞的，因而是它的賓詞(predicate)。句子的結構規則和邏輯判斷相對應，主詞在語法中的反映就是主語(subject),能充當主語的詞是體詞(subsantive word)或名詞；賓詞在語法中的反映就是謂語(predicate),能充當謂語的詞是動詞（包括後來分出來的形容詞）；主語和謂語之間由一致關係相聯繫。這一邏輯理論體系以希臘語的結構為根據，而它又反過來成為印歐系語言的語法理論的基礎。有人說，亞裏斯多德如果說的是另一種不同於希臘語結構的語言，他就會創立另一套邏輯理論體系，這很有道理。Lyons(1979,270-274,334-344)曾對上述問題進行過具體的分析，讀者可以參看。總之，這一理論體系抓住了印歐系語言編碼機制的核心，因而它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續到現在。由一致關係相聯繫的『主語－謂語』結構是這一語法理論體系的『綱』，構成印歐系語言的結構基礎；詞的結構和功能都只是這個『綱』上的『目』，一切特點都受這個『綱』的控制。比方說，詞的句法活動範圍與句法結構位置存着規律性的聯繫，因而功能單純，可以據此進行詞類的劃分（出現在主賓語位置上的是名詞，謂語位置上的是動詞，定語位置上的是形容詞，等等）；由於一致關係的要求，詞的結構也就相應地形成了一套能隨句法結構位置的變化而變化的形態體系和詞根加前、後綴構詞的派生法構詞體系（徐通鏘，１９９１，５６－５９）。這些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句子是一種封閉性的結構，只要是一致關系所聯繫的主謂結構就是一個句子；句法結構單位的語法特徵突出，無論是構詞、變詞還是造句，都可以用一定的語法規則加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