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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文学网 内容提要 《史记》中的“左徒”、曾侯乙墓的“左[上升下止]徒”、宋玉赋中的“登徒子”互不相干，目前还没有可信文献资料能将它们联系起来。而《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中的“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也要称“臣”，说明其地位低于公O戍（士）。故“郢之登徒”不可能是地位远高于公O戍的“左徒”。
关键词 登徒，登徒子，左徒，孟尝君，黄歇，屈原
一、“左徒”、“左登徒”、“登徒子”略考
汤炳正先生说：“‘左徒’与‘登徒’是一个官职的两种不同的简称”[1]（P49）；“楚国这个‘左徒’,当即‘左登徒’的省称。由于省‘登’字，称‘左徒’。其次，在先秦，楚国又有‘登徒’之称，如《战国策・齐三》有郢之‘登徒’，《文选・赋癸》有‘登徒子’。这个‘登徒’当亦为‘左登徒’或‘右登徒’之省称。省去‘左’‘右’，即称‘登徒’。……《齐策》只称‘登徒’，而《文选》则称‘登徒子’，这个‘子’宇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因此，号称渊博典实的《文选》李善注把作为官称的‘登徒’误为人的名称”。[1《屈赋新探》]（P52）
汤老把“楚国的‘左徒’”、“曾侯乙墓的‘左登[上升下止]徒’”、“《战国策・齐三》‘郢之登徒’”、“宋玉赋中的‘登徒子’” 这四者混而为一的推论，似乎难以成立。
（一）、左徒及其级别
1、左徒屈原
《屈原列鳌罚骸扒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2 P626]
正如《惜往日》所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帧Ｃ孛苁轮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3《补注》] 这是屈原任左徒时“王甚任之”，进行变法革新取得成效的的追忆。……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说明左徒的地位与大夫类同。只不过受到怀王宠信，得以“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与左徒黄歇对照，这种优厚的待遇，不能作为左徒的职责共性。犹如历史上某些受宠的宦官专权，不能把它看作是应有的职责。
《新序•节士》：「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4]
这是屈原被“疏、放”前“东使于齐”的记载。
《屈原列传》：「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2 P626]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2 P626]
这是怀王十六年“张仪诈楚”之前屈原被“疏”的可靠依据。 一般认为怀王十年至十五年屈原任左徒。
屈原失宠后，在怀王十八年还再次出使齐国（《屈原列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说明屈原被“疏”后可能仍任三闾大夫，可见他任左徒时的级别不会低于大夫，有可能相当于上大夫。
2、左徒黄歇
左徒黄歇在楚顷襄王那里的待遇，远不如左徒屈原。与屈原相似的是他几次使秦，成功地稳定了楚国后期的局势。
顷襄王二十六年（前273年），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黄歇上书说秦昭王，使秦与楚约为与国。黄歇使秦，初次展现其出众的才华，可能在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左徒、太子傅。
《楚世家》：二十七年“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2]（P344）
《春申君列传》：“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後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2]（P589-590）
左徒、太子傅黄歇“侍太子入秦为质”一待十年。可见，左徒是近臣，而不是重臣。
黄歇在楚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远远大于屈原。从史书的记载看，黄歇在任左徒时，并不是“兼掌内政、外交的要员。”[1]（P54）
《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2]（P344）故有人认为：左徒是“次于令尹的重臣”。
段熙仲先生曰：「“春申君冒生命的危险，救了太子回国为王，功大事难，因此不一定是循着通常的阶级升官，而有着逾格酬庸的意味的”。《战国策•韩策二》“史疾为韩使楚”：“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似乎令尹之下不是左徒”，“因此怀疑左徒官仅次于令尹的看法，而以为春申君的由左徒升令尹是破格酬劳而不是历阶而升。”」[5段熙仲《楚辞札记》]（ P63）可信。
3、左徒可担任太子之师
史载左徒黄歇是“太子之傅”，左徒屈原也可能担任过“太子之师”。
有个旁证。《礼记・学记》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6《礼记》]其“师”为“、傅”，“长”为“官、长”，“君”为“国君”。故《橘颂》之“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或可解释为，年岁虽少，已担任“”（太子师）和“长”（左徒）。
4、青铜器“左徒戈”
刘彬徽先生说：“1983年出土于山东营南县小窑乡。稍残，援长13.2厘米。胡部有阴刻铭文3字：左徒戈。……此为楚某一左徒之戈。年代约为战国晚期。” [7《楚系青铜器研究》P368-369]
此青铜戈并非有明确身份的出土文物组合中的物件，制作也不精美。故有人怀疑，它不一定是左徒“官”之戈，而是普通的左徒“卒”之戈。孰是孰非目前较难认定。
（二）、曾侯乙墓的“左[上升下止]徒”
起先，裘锡圭先生依据“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推测：“‘左[上升下止]徒’疑即见于《史记》的《楚世家》、《屈原列传》等篇的左徒。”[8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第7期。P25-31]（P27）
汤炳正先生对裘锡圭先生“左[上升下止]徒”的存疑，“作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上升下止]”当即“升”的本字。而“升”字古音跟“登”字相同，可通假。故“左[上升下止]徒”即“左登徒”；“左徒”即“左登徒”之省称。 [1《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P48-57]
赵逵夫先生又提出，“[上升下止]”是“登”的异体字，应读为“登”。[9]（P146）并认为：“左征尹”、“右征尹”是战国中期以前的称谓，“左[上升下止]（登）徒”、“右[上升下止]（登）徒”是战国后期的称谓。另外，楚之“征尹”、“[上升下止]（登）徒”即中原国家的“行人”。（P150） [9《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版]
周建忠先生则说：“第一，‘左徒’为楚国官职，既见于文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见于青铜器铭文，有‘二重证据’；第二，‘左徒’就是‘左徒’，与曾侯乙墓‘左[上升下止]徒’、‘右[上升下止]徒’、‘登徒’、‘右征尹’、‘左征尹’没有关系。”[10周建忠《屈原仕履考》《文学评论》2005 02 ]
（三）、宋玉《赋》的“登徒子”
1、“登徒子”是人名
宋玉的《钓赋》有：“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古文苑》]。《登徒子好色x》有：“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文选》]。两赋中的“登徒子”应当是同一个人。《钓赋》中，宋玉与登徒子并列，偕为元渊的弟子，故登徒子当为人名，不当为官称。再说，也未见先秦官名其后缀以“子”者。
汤炳正先生说：“‘登徒子’，这个‘子’宇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文选》李善注把作为官称的‘登徒’误为人的名称。” [1]（P52）
那么，就先按汤老之意把《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中“登徒子”的“子”宇删掉，解“登徒”为官称。那就成为：“宋玉与登徒（之官）偕受钓于元渊”。
这显然与《钓赋》的文意不符。可见汤老之“‘子’宇系后人增加”论，依据不足，还是李善的把“登徒子”解为“人名”融通。
再从《登徒子好色赋》看，只有把“登徒子”解释为人名才能融通。如果按汤老之意把它改为《登徒（之官）好色赋》不但文理不通，而且与正文内容不符：“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d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
毛泽东先生也说过：“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文学篇》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可见“登徒子”是人名、是特称，不能改为通用的“官称”。
《登徒子好色赋》并非深奥难读、易起歧义之文，两千多年来大家公认“登徒子”是人名。如果没有偏见，决不会把文献中指示“人”的“子”字强行删除，为“登徒”是“官称”的观点开路。
既然“登徒子”是人名，那么 汤老的“表示官级通称的‘大夫’与表示职守别称的‘登徒’连举而称‘大夫登徒’”[1]（P53）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
2、“登徒子”是“楚都迁陈” 后，顷襄王身边的“大夫”。
从《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止而并见于楚襄王”[11《宋玉集》P121]看：《钓赋》有可能是现存宋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其时 宋玉成年不久、初见楚襄王。他“以‘钓’喻政，力谏楚襄王以贤圣、道德、仁义、禄利、泽罚为具，行‘大王之钓’治理楚国。”
刘刚先生考证：环渊“大约在公元前284年前后回到楚国，隐于陈郢附近，以钓为事。以此推论，宋玉从环渊‘受钓’，当在环渊返楚之后，即在公元前284年之后，或更晚些‘受钓’之地当在陈郢一带。” 刘刚先生认为：“宋玉约生于楚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12《宋玉年世行迹考》]
按刘氏的考证，“宋玉从元渊（环渊）‘受钓’”时 尚未成年。
《钓赋》中，宋玉以“大王之钓”冷落了登徒子的“玄洲之钓”。登徒子就在襄王面前短宋玉“性好色”（见《登徒子好色赋》）。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假如宋玉讲不出道理，楚王就要炒他的鱿鱼。说明楚襄王与宋玉接触不久，对他还不了解。宋玉说：东家之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说明宋玉当时是个“体貌闲丽”的未婚青年。可见《钓赋》与《登徒子好色赋》所记的皆为宋玉初见楚襄王之事，两者是紧接相连的。宋玉的善q赢得了楚襄王的好感“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11《宋玉集》 P79-80]
《登徒子好色赋》曰：“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意思为：况且南楚章华 偏远之地的女子，那能拿来在大王前面说呢！）这个“秦章华大夫”，或许就是封于“原楚章华宫所在地”的“秦大夫”。说明“章华”早己是秦国的国土，这当是“楚都东迁”以后的事。其二，只有楚都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县），“章华”在楚都西南，才可称其为“南楚”。故此说可作为楚都已经东迁的旁证。再有，“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迷”的不是郢都未迁时贵族集聚的郢、鄢、鄂……。而是郢都东迁前并不闻名的、楚国东北部“陈城”附近的“阳城，下蔡”，这也暗示“宋玉侍楚襄王时”楚都已经东迁陈城。 [详见敝人的《〈招魂〉――屈原遐想“自招其魂”》13]
汤炳正先生说：“可能宋玉笔下的‘登徒’，是别有其人的‘右登徒’，并不是‘左登徒’黄歇；其次，更大的可能性是：宋玉是在托言讽谕，如子虚，乌有之流。并非实有其人，只不过是借用这个空头官衔以呜不平”。[1《屈赋新探》]（P56-57）
“宋玉笔下的‘登徒’，并非实有其人”，可能性很大。但是，汤老把“登徒子”的“子”删掉，判断为“右登徒”；把“左徒黄歇”增宇为“‘左登徒’黄歇”，以适应“登徒为官名”的观点。如此“删、增”似乎欠妥。
小结：
1、《史记》中的左徒（屈原、黄歇）属大夫（或上大夫）级别。左徒的特点之一是学识广博，善于辞令的外交官 或兼太子师。没有任何信息证明“左徒”是“省称”。
2、曾侯乙墓的“左[上升下止]徒”，目前尚难以与“左徒”关联。楚国官制比较复杂，出土物中大量楚国官名目前尚不知其等级与职守。
3、宋玉赋中的“登徒子”是人名（或是宋玉笔下虚构的人物）。起先登徒子与宋玉同为元渊的弟子，后来是顷襄王身边的“大夫”，其职守与“登徒”无关。
二、“郢之登徒”不是“左徒黄歇”
《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是“登徒”即“左徒”说者的重要依据。
（一）、“孟尝君出行国”原文
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秒，卖妻子不足偿之。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公孙曰：「诺。」
入见孟尝君曰：「君岂受楚象床哉？」孟尝君曰：「然。」公孙戍曰：「臣愿君勿受。」孟尝君曰：「何哉？」公孙戍曰：「五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五国英桀之士，皆以国事累君，诚说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臣戍愿君勿受。」孟尝君曰：「诺。」
公孙戍趋而去。未出，至中闺，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无受象床，甚善。今何举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宝剑一。」孟尝君曰：「何谓也？」公孙戍曰：「门下百数，莫敢入谏，臣独入谏，臣一喜；谏而得听，臣二喜；谏而止君之过，臣三喜。输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许戍以先人之宝剑。」孟尝君曰：「善。受之乎？」公孙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 [14《战国策》]（P564）
文中塑造了三个人物：孟尝君，廉洁大度，为扬已名，闻过则喜。公O戍，才思敏捷，假公济私，沾沾自喜。郢之登徒，卑俗怕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二）、汤炳正先生对“楚‘登徒’向孟尝君献象床的事件，新的理解”（P55）：
「“笫一，齐国的盂尝君到了楚国，在接待工作中送致象床的是楚国的‘登徒’。这个‘登徒’，过去在李善《文选》注的影响下。人们―直把他看成是人的名称。现在根据《屈原列传》的记载。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正是‘左徒’的份内任务。因此。可以证明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也就是曾侯乙墓简文所记载的在曾侯葬事中赠车马的‘左[上升下止]徒’之职。而且从‘臣，郢之登徒也’一语来看，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的语言环境中，首先应当自我介绍的是个人的官职与政治身份，而决不会突如其来地只称个人的名字是（P55）‘郢之某人’。显而易见，《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都应当是官名而非人名。
第二．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孟尝君至楚，办接待工作的“登徒”，很可能就是“左徒”黄歇。他跟顷襄王在惧秦疏齐的外交方针支配下，表面上声称要赠盂尝君以极其珍贵的礼品"象床"，以敷衍这位声势赫赫，周行各国的外宾;而又从中大耍手段。说了不算，以免惹起秦国的注意。」[1]（P55-56）
汤先生似乎没有把精力放在“文本”的阅读与分析上，因此这些“理解”，可能有违“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熊人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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