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聲符』(1)

  來源: 國學文化

形聲字中的『聲符』是理解、認識形聲字的關鍵，從造字的歷史來看，聲符最初是表音的，後來語音變化而出現不表音的種種情況；形聲字的『聲符』是表音的，也有兼表意的，但不是全部。如清人王筠【說文句讀】所說：『工、可第取其聲，毫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而廣之，則有聲兼意者矣。』從右文的研究來看，真正表意的聲符是那些聲符為文字之母、後起加形孳乳分化出的形聲字的聲符，這其中的情形又較為複雜，『右文說』的興起正是為了探討這一問題。宋元學者的詞源學研究是從『右文』研究開始的，在文字學史上頗具特色，系統總結研究這一問題，對今天詞源學問題的探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右文說的起始
　　
　　漢代許慎【說文】分析文字有所謂『亦聲字』，這些字都是聲符既表意又表音的，此外，【說文】『硬俊薄『句部』、『派部』等部在後人看來，實際上是以聲符為部目，所收的字(有會意字，也有亦聲字)也都是『右文說』研究的對象。但這在【說文】還不是自覺的。晉人楊泉【物理論】所謂：『在金曰裕在草木曰眨在人曰幀！苯以『印蔽聲符的字加以貫通，學界一般認為這是『右文說』的發端。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右文』研究，始於宋代王子韶。從文獻記載看，王子韶的【字解】與王安石的【字說】同時，是與王安石【字說】相對的一部著作，是以重新審視形聲字聲符為主要目的的著作。據【宣和書譜】(卷6)記載：『方王安石以字書行於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與王安石之書相違背，故其解藏於家而不傳。』【字解】已不傳，但其解字的思想，其關於漢字形義關係分析的基本觀點保存在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其基本觀點認為形聲字的聲符不僅表聲，而且表義：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為右文。古之字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
　　此說為大家所共知，是關於『右文說』理論較早的、闡述較為清楚的觀點之一，對後來的研究者影響較大。王聖美的文字研究不像王安石僅從一字一形着眼，就字論字，而是系統歸納排比從同一聲符的一組形聲字，尋求它們的意義上的共同點，王氏歸納一組同一聲符的形聲字後發現：『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即形聲字聲符於字義的表達為關鍵。對一組形聲字而言，形符與聲符各有系統，不可一概而論。這一點遠遠高於王安石的【字說】。王聖美的這一發現啟發了後來學者的形聲字研究，由此而形成專門探討形聲字聲符表意問題的學派――右文說，進而由此探討漢語詞源諸問題。宋代王觀國【學林】(卷5)則更以形聲字聲符為字母，進一步總結出『字母』說，具體為字母加形說、省形用母說：
　　陶擼字母也，加金則為停加火則為危加瓦則為希加目則為幔加黑則為狻７彩∥惱擼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眾義該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為畋獵之畋，或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該之，他皆類此。
　　王觀國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字母加形說』的價值在於，王觀國看出了聲符為形聲字之母、而偏旁為後加的這一文字演變的事實，這是很了不起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漢字演變的實際，這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它標誌着形聲字研究中史的觀念的確立，文字分化孳乳意識的出現，為後來學者的深入探討提供了新的思路。王觀國的『省形用母說』看到的是另一種情況：即漢字使用中存在着省掉形旁而僅使用聲符的現象，有的學者稱此為『省形借聲』，有的學者稱此為『聲符替代字』[1]113，漢字使用中確實存在這種寫字寫半邊(聲符)的現象。但王觀國的研究告訴我們這不是省形借聲或『聲符替代字』，而是省形用聲。仔細考察王觀國所舉例字，我們發現它所反映的實際上是早期文字使用中的一種情況。王氏所謂省文，實際上是較早的古字，而他所謂的不省的字，實際上是後起的加形字。從文獻用例看，田，或用為畋獵之畋，或用為佃田之佃，古均用『田』字，後來文字分化，加形而有『畋』與『佃』，『畋』與『佃』通行後，而文獻中仍然有用『田』指『畋、佃』的，這應是古字的沿用，因此才有王觀國所謂的省文說。王氏此說實際是以後來文字分析古代文字使用情況的結果，雖將文字古今語料混起來看，但其探討文字演化、使用的基本思路為我們認識漢字的發展歷史提供了借鑑。
　　宋代鄭樵【六書略】對形聲字聲符的研究頗具特色，提出了形聲字演變中的『母子衍生說』，探討了『聲兼意』等問題。其『母子衍生說』以為文有子母，子母是相生的，以母統子，母能生而子不能生，這是鄭樵探討出的『制字之旨』。漢儒說文解字之失正在於此。鄭樵在【通志・七音略・七音序】中指出：『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漢儒知以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為母，從母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鄭樵據其子母理論將【說文】的540母剔去不能生之子210類，而餘330為字之母，以『八百七十子，為聲之主』。這些主聲之子與主類之母『合千二百文』以成新字，以『成無窮之字』。鄭樵的文字子母理論主要還是就諧聲、會意(鄭氏雖也提到轉注，但其所謂轉注與諧聲相一致)而言的，而為子、為母之文要麼是象形，要麼是指事。從文字演化歷史來看，鄭氏的文字子母說雖包含有一定的文字演變的歷史觀念，如其以二母相合為會意，以一子一母為諧聲，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諧聲字的產生較為複雜，有一些字的聲符(即鄭氏所謂文之子)早於其所從的諧聲字產生，從演化歷史看，這些聲符應該是母而不是子。這是鄭氏沒有看到的。從這一點來看，鄭樵的以聲符為子的觀點比王觀國的『字母』說要差得多；再者，鄭氏的子母相生僅限於由象形或指事之文生成會意、諧聲之字，而由文生成的字是不能再生的，這是鄭氏的『子母相生說』的局限所在。
　　探討形聲字中的『聲兼意』問題，是鄭樵着力的另一工作。【六書略・諧聲第五】專門有『聲兼意』一節，鄭樵共收了373個他認為是聲兼意的字。從【六書略】的分析以及所引【說文】釋義看，鄭樵所謂的聲兼意字有一些是【說文】中的會意字，有些是亦聲字，即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謂的『會意兼形聲也』，還有些是【說文】以為是形聲字而後來的研究者多以為是『形聲而兼會意』的。從鄭樵的解釋看出，鄭氏知道這些字中有一些是後起的分化字。如『雲、雷』，【六書略】注曰：『臣按，古雲作雲，雷作回，皆象其形。……後人借云為雲曰之雲，回為迴旋之回，故於雲、雷復加「雨」以別。』『┞砦莫』，【六書略】注曰：『【說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砦莫，古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引【春秋傳】「文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或書作┪穆愍。』其他如『娶、婚、姻、漁、駟、佃、仟、誼、警』等等。鄭氏以後起分化字為聲兼意字，並看出了這部分字為古字的後起加形字，為後起的分化字，這一點與王觀國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六書略・諧聲第五】又有『母主聲』一節，共收字21個，按照鄭樵的子母衍生理論，母主意，這些字的母又主聲，因此也應列入聲兼意之列。實際上鄭樵在收字時已有重疊，如『築』字，既收入『聲兼意』一節，又列入『母主聲』一節。又據清代焦折侗食恕肪6有鄭樵論六書數則：『【記】曰：祖者，且也。祖非從且，凡捉闃類從且，徂祖之類從且，徂祖無且義。又曰：刑者，┴樾酞也。若刑之從井，而有┴樾酞之義，則匾病⒕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從伲而有福之義，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此例說明鄭樵對聲兼意的認識是有限的。他所謂的聲兼意是就某幾個單字而言的，還沒有形聲聲符整體貫通研究的意識。
　　宋代張世南【遊宦紀聞】(卷9)於『右文』研究也有創穫，張氏指出：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戔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粗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張氏頗為推崇鄭樵的學說，但其基本精神仍然與王聖美的『右文』之說相一致，張氏進一步的總結論述得出從同一聲符的字其聲符『多以類相求』、『可類求』這一結論，即排比同一聲符的形聲字，即可求出其意義的大類。
　　
　　二、右文說的長足發展
　　
　　宋末元初戴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右文』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標誌着『右文說』的長足發展，其關於『右文說』的基本理論奠定了後來『右文說』研究，以及詞源學研究的基礎。戴侗在【六書故】中從形聲字聲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間的關係，探討形聲字產生的幾種途徑，區分不同情況，系聯了不少同聲符的形聲字，他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同源詞的系聯工作。
　　【六書故】中凡明言『×之諧聲』的諧聲字，按戴侗的觀點，都要求其義與聲，這類字借形標音，以音表義。但還有部分諧聲字(戴侗沒有明確指出為諧聲，這些字多出現在注釋中)，戴侗從聲符形體入手，尋求它們的得名之由，探求它們的準確意義。這種方法在【六書故・六書通釋】中稱之為『六書推類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