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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强盛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固然与秦始皇暴政有内在联系，但秦二世朝一系列举措失当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那么，秦二世的失误与他即位时的年龄有无关系？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粗略考辨，亦望以此为契机，加深我们对秦亡历史原因的认识与探讨。不当之处，敬祈赐教。
一、《史记》秦二世即位年龄之矛盾
秦二世即位之年龄，《史记》卷6 《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原有出入：在司马迁综互取舍所见史料独力撰述而成的《秦始皇本纪》正文中，明确地说：“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而在其后排列秦历代国君在位年限及葬地时，同样明确地记录道：“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关于后条史料，唐代司马贞《索隐》指出：“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皆当据《秦纪》为说，与正史小有不同。”这里的“正史”，应即指司马迁撰述的《史记》正文。也就是说，司马迁撰述的《史记》正文与他直接引录秦国史官存留下来的《秦记》对秦二世即位年龄的记载是矛盾的。
可以指出的是，《史记》中二世部分原有不精审处，即以沙丘之谋为例，此事牵涉伪诏大罪，一旦暴露，不但赵高、李斯、胡亥身败名裂，甚至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洵属绝对机密，而三人死前又均无泄密之机会，司马迁何从得知底细？然《史记》记赵高劝诱胡亥、李斯，深入细致地分析他们的利害得失心理，究诘辩议，洋洋千余言，可谓鞭辟入里，淋漓尽致。我们在佩服司马迁想象力之宏富与文学笔触之细腻的同时，不能不对其严谨性感到怀疑。司马贞似也认为《秦记》的史料价值要高于司马迁自己“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所撰述的《史记》正文，卷5 《秦本纪》“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条《索隐》明确地说“十二年立”，接着补充“《（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一”，前言应为他自己的观点，后语则是介绍司马迁的见解，这里的先后轻重，还是看得出来的。
然而，时至今日，秦二世二十一岁即位说影响甚广，马非百的《秦集史》（注：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8月第1版，上册，页98。）、王蘧常先生为补正史之缺所作的《秦史》（注：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页48。），乃至英人崔瑞德等编撰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注：[英]崔瑞德等著《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页98―99。） 等，均从此说，后者甚至明确考辨：“他当时二十一岁，《史记》卷六的结尾误作十二岁。”而《史记》引《秦记》的另一说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史记》卷15《六国年表》序言：“太史公读《秦记》”，又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独有《秦记》”。“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则司马迁见到《秦记》是无疑的，并且这一《秦记》记事延至二世时期。按《秦记》为秦国史官所记，本国史官记本国国君之年龄，其出错几率自当极低。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上引《秦始皇本纪》关于历代秦君生卒、在位年限及死后葬地等方面的记载均详于他国，应反映司马迁据《秦记》所作的记述是相对可信的。
从《史记》的诸多记述来看，司马迁是相信二十一岁即位说的，但作为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家，他还是本着“疑则传疑”的科学态度，将源于《秦记》的十二岁说保留了下来，为我们重新考察此事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始皇少子不当有二十一岁
《史记》有两处记述秦始皇生有二十余子：《李斯列传》载秦始皇末次出巡事言：“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同传又载赵高言：“皇帝二十余子”，按高自言“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其记忆不应有误。《史记》卷48《陈涉世家》司马贞《索隐》引《隐士遗章邯书》云“李斯为二世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似应理解为，在胡亥即位之际，秦始皇的儿子在世者尚存十八人。古代医疗条件较差，二十余子中夭折数子，应在情理之中。
我认为，作为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即位时不可能有二十一岁。秦始皇死年五十（注：《史记》卷5《秦本纪》：“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然下卷《秦始皇本纪》又明言“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立三十七年，则不可能死年五十一，当以五十为是。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认为“五”当为“立”，指秦始皇自统一全国后称帝，“立十一年”（钱大昕《考史拾遗》，商务印书馆1958年12月初版，页9）。秦始皇二十六年三十九岁时称帝，“立十一年”正合五十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古抄本《史记》“帝”下有“立”字，支持了这一说法（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页140）。而（英）崔瑞德等著《剑桥中国秦汉史》（见上注页98）则据中国阴历推算，认为秦始皇死年四十九岁。），学界并无大的争议。若依二十一岁即位说，则胡亥为始皇二十九岁生。即以古人早婚早育而论，赢政十三岁即秦王位次年生子，那么，在其生育期的前十五年中产有二十余子，后二十年中竟无一子，明眼人一望可知，这样的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二年冬，赵高说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这条史料颇为有趣，如众周知，嬴政二十二岁亲政，同年即诛，贬吕不韦，听茅焦“迁母”之谏，纳李斯《谏逐客书》，“见尉缭亢礼”，“以天下为事”（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年条。）。而若依二十一岁即位说，则胡亥此年恰亦二十二岁，赵高却以其年幼为由，劝他不要过问朝政，这岂非当面贬辱胡亥？反过来说，如果胡亥此年确已二十二岁，又岂能不知乃父在同样的年龄时已日理万机，总领朝政，而竟能接受赵高如此露骨的低劣说教？倒是其父“年十三岁”“立为秦王”，“初即位，委国事大臣”，与赵高的说教对象若合符契。而依笔者陋见，胡亥此年正好是十三岁。《史记》卷87《李斯列传》载胡亥言：“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应正是一位未经世故的少年国君心理的真实表露。
还有一个事例可供佐证，古时男子成年要行冠礼，国君更重其仪。秦冠礼年龄与他国稍异，至始皇曾祖父昭襄王定为二十二岁。《史记》卷6 《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九年二十二岁，“王冠，带剑”，正式向国人宣告自己已步入成年，有能力掌管全国政务。若依秦二世二十一岁即位说，则次年他正好也到此龄，“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注：《史记》卷5《秦本纪》引贾谊言。），又值沙丘伪诏事引发国人疑虑，何以不借此天赐良机，行冠礼而取信于民？而认为“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的司马迁却没有为我们留下这一条重要记载。
三、少子即幼子说不易推倒
有人认为，“少子”在这里并非特指“最小的儿子”，而是“指青年男子”或理解为“年轻的儿子”（注：刘敏、倪金荣《宫闱腥风――秦二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页37。）。这种说法恐属牵强。我们仍可引《史记》本身以证之：卷43《赵世家》触龙言“贱息舒祺最少”，而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汉昭帝为武帝的最后一个儿子，卷49《外戚世家》也正记作“武帝意欲立少子”。又《汉书》卷63《刘据传》载武帝末年江充治巫蛊，太子少傅石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刘据曰：“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也是将武帝少子昭帝比作胡亥。所以《辞源》直截了当地释“少子”为“最幼的儿子”（注：《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修订第1版，页892。），应属合理。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出巡，“少子胡亥爱慕请从”；卷87 《李斯列传》作“少子胡亥爱，请从”。前句意指胡亥主动；后句则可释为：始皇怜爱少子，故胡亥请从。而无论何释，均可窥见胡亥童趣未泯贪于游乐之心态，始皇出巡携带少子，恐应是年幼尚承欢膝下之故。关中咸阳一带自春秋时即有“秦人爱小儿”之俗，《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注：日人泷川资言考证：“按邯郸及洛阳并言‘过’，此特言‘来入咸阳’，盖此秦人所记。”（《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页1732）应属合理。）本传下文接叙扁鹊因揣摩到“秦人爱小儿”之心理，专治儿科疾病，以致声誉鹊起，招致秦地同行嫉恨，被秦太医令李醯派人刺杀。始皇怜幼子，应在情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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