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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浪讀書 賈誼的一篇【過秦論】，給秦帝國貼上了暴政的道德標籤兩千餘年。難道事情真如傳聞中的那樣，秦帝國是亡於暴政？似乎事情又不那麼簡單。
● 暴政是個很有妖魔化色彩的說法
公元前210年的那個冬天，秦始皇――也就是當年的秦王政，在第四次東巡的路上，告別了他殫精竭慮，耗盡畢生心血所創建的帝國，帶着些許遺憾與世長辭。令他至死都耿耿於懷的是東郡(今河南省濮陽西南)那石頭上的幾個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確，一語成讖，在秦始皇逝世的三年後，雄霸四海的秦帝國轟然坍塌。
本書在撰寫序的時候就提到，要擯除以貼道德標籤為主視角的讀史方法，而『暴政』論就屬於典型的貼道德標籤行為。
首先，暴政這個說法就很有妖魔化的嫌疑，缺乏公正的色彩；其次，暴政並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只是種很模糊的形容，由於時代、立場以及個體的理解差異，對這個問題的衡量尺度莫衷一是，不便於對歷史的規律進行精確的提煉。因此本文在關於秦帝國的終結是由於暴政這一主流常見說法，是不予承認的。
退一步講，我們姑且假定有暴政存在，至多也就是把當時秦帝國政府秉承的基本治國方針――嚴刑峻法拿來當作標準。而按照這個標準，試問，兩千年來中國歷史上，還有不是暴政的朝代嗎？就史料而言，率先誣秦『暴政』的漢朝，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司法當局手中的法律武器不如秦時的那樣全面，或者明顯地沒有那樣嚴酷。
況且，所謂的『暴政』真的就是維繫政權與統治的天然大敵嗎？這似乎又未必。
● 受害者替施害者表白是一種病
我們來看兩段真實而有趣的故事：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詹・埃里克・奧洛森與克拉克・奧佛森，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在他們發覺搶劫行動失敗後，採取了挾持人質作為自保手段。被挾持的人質均為銀行職員，共有四人。此後，為保證人質安全，警方與歹徒保持僵持狀態長達130個小時。最終，事件因歹徒放棄抵抗並釋放人質而結束。
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的幾個月時間裡，這四名遭受到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不但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綁匪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自己並不痛恨歹徒，相反卻表達出感激之情。他們的理由是，綁匪們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反而對他們照顧有加。而對警察及司法機關，他們卻採取了敵對態度。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人質中一名女職員克里絲婷竟然愛上了劫匪奧洛森，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件事情的發生，一時間令全世界輿論瞠目結舌。
無獨有偶。
1974年2月4日，美國加州地區激進武裝組織『共生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注26] 綁架了報業大王威廉・倫道夫・赫斯特19歲的孫女――帕特麗夏・赫斯特(後簡稱帕蒂)。是時，帕蒂被軟禁在舊金山大學附近的金門大街1827―6號公寓裡，只能不時通過電話向父母報平安。
『共生軍』通過控制帕蒂人身自由的方式，對其父母進行了怪異的勒索：要求赫斯特家族捐出六百萬美元的食品分給加利福尼亞當地的窮人，救女心切的赫斯特夫婦不得不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在分發食品的現場，大批的窮人因免費得到食品而過度興奮，以至於出現了哄搶的場面，導致了大規模騷亂的發生，之後警方的介入使這項活動終止。
由於帕蒂出身名門，她的被綁架驚動了整個美國新聞界，大批媒體對此圍追堵截，紛紛安營紮寨在帕蒂父母家門口，以期獲得最新消息。帕蒂的父母與共生軍反覆交涉，要求釋放帕蒂，結果被拒絕，此後雙方的談判戛然而止，赫斯特夫婦再沒收到任何有關帕蒂的消息。
在帕蒂的家人均以為她遭到不測的兩個星期後，卻意外地收到了幾盒錄有帕蒂聲音的錄音帶。出人意料的是，在錄音帶中，帕蒂開始讚美起『共生軍』來。對此，赫斯特夫婦堅持認為，自己的女兒是受了脅迫才這樣說的。
然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兩個月之後，這幾乎讓所有關注這件事的人啼笑皆非：1974年4月15日的上午9時40分，美國舊金山日落大道的愛爾蘭銀行遭遇了搶劫，劫匪中竟然出現了失蹤兩個月的帕蒂。令人更不可思議的是，帕蒂在搶劫中手持卡賓槍，神情激動，表現得異常投入。
爾後，帕蒂的家人再次收到了她寄來的錄音帶和『共生軍』的宣傳單。宣傳單上，是帕蒂頭戴貝雷帽，手執卡賓槍的英姿。她身後，是共生軍的標誌畫面――盤踞的七頭響尾蛇。帕蒂在這次錄音中宣稱自己已加入『共生軍』，並表示要與自己出身的資產階級家庭決裂。此時的她，已改名為『Tania』(塔妮婭，切・格瓦拉女友的名字)，並同一名『共生軍』組織成員墜入愛河。
1975年，也就是在帕蒂加入『共生軍』一年半後，她和另外兩名『共生軍』成員在舊金山被FBI[注27] 逮捕，直至被法院起訴前，她還歇斯底里地大罵自己的父母是豬。
這兩個真實而滑稽的故事，讓人看了說什麼也笑不起來。作為受害者，竟然對施害者產生認同感，甚至加入到施害者的立場中去。這種呈病態的情感及行為令人非常費解，於是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關注。人們在對此做出深入的研究後卻發現，這不僅僅是個案，而是在特定條件下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圍繞着這種心理反應所衍生出的一切行為，則被認定是一種心理疾病的具體表現。由於這種病症的首次發現是在斯德哥爾摩銀行搶劫案之後，故將其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徵』。
造成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條件有四：
1.受害者受到重大的威脅，包括並不僅限於生命；2.受害者會得到施害者給予的小恩小惠；3.受害者處於封閉的環境下，只能得到施害者單向給予的信息；4.受害者感覺無路可逃，或對脫離施害者的控制不抱任何希望。
● 接受不能改變的現實
實踐證明，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獲得者，既可以是一兩個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一個族群、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只要有施暴者與造就病徵的四個條件共存，就會產生這種病，而且這種疾病的普遍性，高得令人吃驚。
如，清朝雍正年間，儒生曾靜因陰謀煽動造反而被捕入獄，經歷了囚禁、審判後，低頭伏法認罪。謀逆本是大罪，理應處死。然而可以殺掉他的雍正帝，不但沒殺他，反而給了他一個小官做，這使得曾靜的態度大為轉變，對朝廷對皇上感激涕零，臣服得五體投地。而後跟隨朝廷大員輾轉於江寧、杭州、蘇州等地，對官辦圖書【大義覺迷錄】[注28] 進行反覆宣講，其言辭中諂媚之色令聞者不忍卒聽。
顯然，曾靜是感染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歷史上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罪臣)謝(皇上)不殺之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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